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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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更新:2021-11-06 13:37 字数:13063
他电示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少佐,命其速报苏炳文及其所部情况。几天后,林少佐便发来报告,情况甚详:苏炳文年40岁,辽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学校第1期步兵科卒业生,曾在北京袁世凯建立的模范团中服兵役及任尉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共同出兵远东。1918年,他任中国陆军第9师营长,被编入驻海参威支队;1927年,他任东北三四方面军步兵第17师师长,1928年调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任国防筹备处处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务。1930年出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东北陆军步兵第15旅旅长等职务,为张学良嫡系。他于1929年曾到齐齐哈尔访晤会谈,言语行动表现傲慢。对于驻在地日本领事和馆员以及满铁公所职员等均淡然视之。1930年,他到海拉尔任职后,常与苏联驻海拉尔、满洲里两领事馆往来,而日本领事馆邀请他赴宴,他多谢却。1931年“九?一八”后,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他将驻满洲里的步兵团、骑兵旅开到嫩江桥助马作战,抵抗日军。1932年4月,马占山由齐齐哈尔逃走,我部屡次派人约他进省城(齐齐哈尔)会晤,并拟调升高职,他概不接受。根据谍报,他现正招集流亡,扩充兵力,准备反满抗日的工具。他系正式军人出身,抱有爱国思想,亦有相当威望,非土匪出身者可比,不可轻视。加以接近苏联,难免不无异谋。倘不能使其就范,应以武力消灭之,免为燎原之火,以完成早日统一东北三省之目的。
武藤大将阅毕电文,意识到面前的对手是个将才,又起了招降之心。自来到东北后,武藤发现“满洲国”虽已扶植起来,但军事将才却是奇缺。马占山有勇有谋,可至死不从,而张海鹏一类的庸才老迈昏愦,难以指望。苏炳文现在孤军一支,施以高压、权贵或许他能为“满洲国”效劳。
为显示诚意,他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小矶将军前往劝降。谁知苏炳文回答的十分干脆:“与小矶没见面之必要。要见,战场上见。”
小矶国昭连苏炳文面也没见着,便悻悻地返回沈阳。听罢小矶的报告,武藤大将无奈地摇了摇头,下达了进攻令。
11月中旬,日军以松木第10师团及股部骑兵旅团的优势兵力,冒着大雪向嫩江河畔的苏炳文部全线展开攻击。此时江河封冻、地面坚硬,日军铁甲车、坦克车横冲直撞,给苏部守军带来极大威胁。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而血腥。义勇军装备太差了,万来人中有枪者仅半数,几乎没什么重火器,一队队爆破队员抱着炸药冲向敌坦克,却很少成功,很少能回来。2天中,皑皑落雪红了变白,白了浸红。
战至28日,苏炳文所部仅剩学兵连、卫队营和步兵9团残兵不足2000人,已实在无力支撑,不得已忍痛退守海拉尔。
12月4日,苏炳文通电全国,称弹尽粮绝,但未辱国格,请国人谅解。随后率部退入苏联。
在此先后,马占山改名方秀然,与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宪荣等一批义勇军抗日将领也都退入苏联。日后,这些抗日英雄碾转各地,回到关内,几乎都投入了全面抗日的战场。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失败了。但国家危急关头,这些抗日英雄拒绝日军高官厚禄诱降,全凭一腔热血而自发走向战场,实为中华民族之光荣。他们的壮举,不但牵制了关东军图谋热河、华北达1年之久,而且用鲜血为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坚持东北抗战14年提供了经验教训。
他们失败了,但问心无愧。面对30万自发而起的军队,南京军政部却连1名像样的指挥官也没派,更别说军械粮饷、增援部队。实际上,直到1933年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兵热河时,中国军队的统帅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东北义勇军10多万亡灵所换来的战略价值。
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国争得了1年的时间,他们虽败犹荣。
“五?一五”大血变,日本军阀又迈一步。
1932年5月15日傍晚,劳碌了一天的东京人又像往常一样,涌上了熙来攘往的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家中赶去。日本三弦琴悠悠的乐声四处飘荡,使东京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是哀婉还是静谧的日式氛围中。这时是东京人一天中心情宽松激动的一刻。一无劳作下来,人人都有种解脱重负的轻松感,有一种奔向舒适、安逸家中的急迫感。整座东京陷入了人潮涌动的高峰之中。
春日如火的夕阳洒向了整座城市,染红了大街小巷,染红了一幢幢日式建筑的屋顶。富丽堂皇的日本首相官,沐浴在春日美丽的晚霞中,四周的花卉、绿草五彩缤纷,生机盎然,整个官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但这仅仅是短暂的一刻。
落日将尽,官便从宁静中被惊醒。噪杂的喧闹声、怒骂声,令人心惊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整个官搅得个天翻地覆。一阵乱枪过后,日本首相犬养毅大睁着恐怖的双眼倒在血泊中,硝烟弥漫在整个官建筑内……
同日,日本内大臣官、第一大政党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首都警察厅、变电站等地同时受到袭击,整个东京一时陷入混乱。
东京城震惊了,日本全国一片紧张,飞越大洋的电波也使全世界为之愕然。
这场由日本法西斯“血盟团”策划的“五?一五”事件很快被弹压下去,事件的策划和指挥者,海军中尉古贺志清等十数人成了“血盟团”的牺牲品。
日本人总是弄出些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堂堂的一国首相,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而且是被刺于首相官,这使日本国内一时大为震惊。忧虑、兴奋、漠然、惊惧,种种不同的感情充斥在每个日本国民心头。事实上,不详的凶兆此前已出现在首相犬养毅的面前。3个月前的2月9日,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便死在血盟团头子井上日召手中;3月5日,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也倒在井上日召的枪口之下。这些本应引起犬养毅的注意,然而他忽视了这股暴徒,忽视了正在日渐壮大的这股法西斯势力,最后终于没能逃过这场恐怖劫难。这也许是命中注定,20世纪后入主首相官的文官,大都以命赴黄泉最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军人却很少如此。
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扩军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规要积极得多,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框。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犬养毅显得颇多踌躇。当贫穷、饥饿的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时,失却了土地的农民,街市的泼皮无赖,生活日渐下降的市民及贪欲似海的财阀,商贾富绅,在军国主义狂徒的煽动下,将万把利箭一齐指向了他。他的日本内阁及一些政党、财阀暗中也成了他的反对者。可悲的是,当以恐怖活动来改造日本国体的逆流甚嚣尘上时,犬养甚至无视这股恐怖力量的壮大,结果自食其果。再回首已百年身。
事件平息后,日本首相的推荐人,老西园寺公望前思后想,不禁黯然神伤。几年来,他已数次在多事的日本政坛上充当这个角色了,可经他手扶上去的人,不是最后被轰下台,就是死于暴力之中,这使他忧虑重重、伤感万端。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文人内阁结局总是这么不幸。只要一闭上眼,“五?一五”暴乱分子的威胁、警告便似赶不散的幽灵,萦绕在耳边:“对共产俄国东进的抗争是必然的,因此,必须迅速建成满洲国”,“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这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
想到几次组阁的失败,想到日本国民的狂想,一直对日本内外政策颇感困惑的西元寺,倒像是从暴乱分子的叫嚣中悟出些什么。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对时局、对人的判断来。也许是人老了?为什么总是出现差错。经过反复考虑,商议权衡,他决定走一步他几十年来都未敢迈出的险着,奏请天皇恩准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充任下届内阁首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日本几十年来第1次打破常规惯例,避开政党组阁。他希望斋藤内阁能起个过渡的作用,日后看时机再恢复政党统治。但这个被日本国民视为仅次于天皇的神一般的偶像西元寺那里会料到,他的这一险着,加速了日本政党内阁的崩溃,使协调外交彻底垮了台。斋藤内阁倒确实起了过渡的作用,但却把日本内阁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日本在一步步向战争的泥淖滑去,中国也在一步步坠入战争苦海。
一直惊惧观望的日本军部眼见下去了小鬼,上来个阎王,止不住心花怒放,恶胆陡增。抖掉身上的重负,更加急不可待地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一个更为险恶的野心像水中的浮球,撤回手后,不可遏制地窜了出来。
8月,东京发出的一道军令使日本军界不已,却令中国大地惶惑不安。曾在中国东北大动刀兵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班底大调换,在日本军界深孚众望的武腾信义大将继任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关东厅长官、驻满全权大使,实现了日本军界少有的军、政、外交“三位一体”。此外,少壮派军官,“九?一八”事变激进分子小矶国昭中将接替三宅光治少将,为关东军参谋长,并加派以果敢专横著称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实力骤然加强,一时在日本军界名声大噪。
梦系满洲的东京军方当然不会忘了“九?一八”事变的两功臣,板垣和石原。命令传到中国东北的同时,板垣便扛上了闪着金光的少将肩章,并匆忙投入了赴华北就任特务机关长的准备。石原也由陆军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调回国内以待重用。两个充满帝国梦想的战争狂徒终于在自己事业的前期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14年后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他们会为那曾是过眼烟云般的辉煌付出沉重的代价。
血祭雄关
1933年元旦,严寒笼罩着关外,地上满是残雪,空中朔风呜咽。地处东北、华北交接处的锁钥通道山海关,天低云暗,凄清落漠。路人行色匆匆,神情惶惑,一种无法看见却又分明存在着的紧张气氛沉闷地凝固在这座六百年古城的上空。只有间或零星响起的爆竹才提醒着每一个人,1933年新年已经到了。
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东临渤海,两面环山,素有“天下第一关”美誉,这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农民英雄李自成骁勇一世,最终决战兵败山海关,结束了他曾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壮举。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最后败给“胡子”张作霖,导致了直系的消亡,也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多少为战争殉道的人弃尸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又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举酒朗笑,豪气冲天。它确是一座险关,要隘。
然而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竟无法保护自己神圣的土地。30年代初期,这个原本连外国人看都不应看上一眼的军事重地,却因腐败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军事要塞”。根据条约规定,当时11国有权在山海关驻兵,但实际派兵驻扎的仅有英、美、日、法、意5国。其中日军有一个直属于天津驻屯军的守备队驻兵山海关,队长是陆军少佐洛合正次郎,一个深谙中国事务,在日本军界又颇有背景的“中国通”。洛合正次郎是日军中名声煊赫的洛合大将之子,早年曾在日本土官学校中华学生队任战术教官,后又来到中国,任中国陆大教官,所以他不仅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是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的座上宾。
当时驻守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是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中将。自15个月前接防山海关以来,何柱国消瘦了许多。由于南京方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只是一个笼统的“避免冲突”,所以山海关地带中国军队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而此时日军第2师团及张海鹏大量的伪军都云集锦州、绥中地区,虎视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何柱国陷入焦虑、愤懑、隐忧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中。由于他也像东北军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对国联干涉日本一事深信不疑,这使他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采取了能拖就拖的消极策略。但他又深知自己是个军人,守土有责,尤其今天又拱卫着中国的第一道门户。如果让日军从他手下入关,那就不再是什么东北问题,而是整个国家、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这使他决心拖不下去时,就与日本人一拼到底。为此,他早在1932年就曾制订出一个防御计划,并于10月间部署完毕。
12月8日,日本关东军铁甲军炮击山海关,公然向中国军队挑衅。由于当时日军天津驻屯军与关东军分属两个系统,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因而在中国方面的抗议下,两军内部矛盾重重,关东军没敢贸然扩大事态。但在解决此事件过程中,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少佐进一步对何柱国施加压力,想诱使何独立自治,实际上是屈服于日本人当傀儡。
12月8日事发当天,洛合单独在密室里向何柱国透了底。由于洛合平日与何柱国交往颇多,所以今天摆出一副像是多日老朋友的姿态,说道:“何将军,现在日本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要保证‘满洲国’国境线的存在和‘满洲国’的安全。为此有两种方案:一个么,是由关东军直接采取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第二个是由你何将军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自治区。何将军是老朋友了,所以不妨对你明说,帝国更希望第二种方案能够实现。”
洛合倒是没说假话,此刻日本知道日内瓦国联正在最后磋商李顿报告书结论。因此对直接出兵长城各口有所顾虑。如果能把何柱国拉过来,那么日军既能掌握进出华北的山海关锁钥,又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成效。见何柱国默然无语,洛合又不失时机地抛出诱铒,说道:“只要何将军能这么做,帝国决不会亏待你。何将军,你不仅可以立即得到帝国提供的200万日元预付金,日后你部全部饷械均由帝国负责供给。”
见何柱国还是不开口,洛合有些急了,开口道:“今后的路还要你何将军选择。但我要奉告一句,如果这一方案行不通,那日本帝国就只能采取直接行动,那时就不再是长城各口的问题了,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天津也无所顾借。”
临走时,深谙中国事务的洛合意味深长地对一再推说要仔细考虑的何柱国说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将军是明白人,要为中日亲善出些力,不要再坐失这最后良机了。”
这使何柱国连续几日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他倒不是为洛合的利诱所动,而是在最后思索眼下这种与日本人暂时相安的局势究竟还能拖多久。过去的一年多里,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抵抗指示,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他根本无主动,甚至只能说是招架,他也只能抱住那空中楼阁似的幻想,在日本人、南京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着,等待着。但究竟在等什么,他也是一片茫然。眼下,日本人图穷匕见,使他感到自己可游刃的余地已几乎没有了,那么他所能接受的路只有一条,抵抗。
12月中下旬,何柱国匆忙南下北平,向张学良最后陈请策略。
半个月后,何柱国又秘密地坐在了由北平返回山海关的专列上。这次北平之行,使他轻松了不少,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苦挨了一年之后,终于有些反省到自己过去的失误。如今日本人又来拆他的台,他那颗一直在滴血的心再次震颤起来。他终于下定决心与日本人决死一拼。他除了命东北军一部防守热河外,又下令第32、第29等数个军紧急开赴长城各口隘,准备抵抗日本人进攻。鉴于山海关形势日紧,便专门拨出一个火车头,命何柱国速返回山海关,协调指挥山海关防务。眼见主帅下了抵抗令,想到一年多来忍气吞声、两头受气、无可奈何等等为难情景即将结束,何柱国非但没有大战将临的紧迫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禁轻吟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啊。”列车过了天津,又进入了残雪覆盖的郊野,大地一片空旷,有一种协调、宁静的美感。望着窗外,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冲动,希望有一天脱去戎装,隐居乡间,重新体味一下这种宁静无忧的生活。沉浸在无限遐思之中的何柱国漠然不知,此刻山海关已陷入一片沸天震地的枪炮声中。
1933年1月1日晚10点50分,由绥中出发的关东军约3千人及张海鹏的大量伪军,在8架战机、20余辆坦克、10余门野炮的支援下,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东面海上,日军战舰2艘也以舰炮实施火力支援,一场陆、海、空立体进攻压向山海关中国空军。
当时,驻山海关中国空军只有何柱国旅626团2个营兵力,其中第1营守南门,第3营守东门,其余少数随团长配置在西门为机动力量,整个守军人数不过于余。而日军车固器利,人数又多,一场恶战势在难免。然而626团守军一年多来饱受屈辱,想到自己身上背着的“不抵抗”恶名,想到今天有家难归,而这一切都源于眼前这些蝗虫般低矮的日本人,所以人人同仇敌忾
。这些正值青壮年、有血性的东北汉子实在不愿再让中国人,让家乡父老戳他们的脊梁骨。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大字不识几个,但他们人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军人,这让日本人吃了苦头。自1日夜攻击发起后,在辽南从未失过手的日军第8师团主力首次受挫,近两昼夜不停顿的攻击始终未能奏效。部队被阻于山海关外,但数百名官兵却弃尸山海关城下。恼羞成怒的日军决心不惜一切,也要拿下这“天下第一关”。
经过2天浴血拼杀,我军626团也伤亡惨重。但由于最初的防御计划只是把山海关这个应该成为要塞,但却无法成为要塞的关口作为警戒地区,所以指望增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能支撑他们的,是几千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是一个军人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阵地上时时有初级指挥官力竭声嘶地大喊:“弟兄们,记住我们的口号: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
“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
“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每次呐喊,总能使疲惫的士兵们激起一腔腔腾腾热血,多少驱赶些连日苦战的劳累和紧张,日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
3日上午10时,随着密集的炮群轰鸣和飞机尖厉刺耳的俯冲轰炸声,日军再次发起了全面攻击。爆炸燃烧的大火浓烟,遮云蔽日;穿云裂石的枪炮声,使山海关这个本来不大的小城像是开了锅一般。南北城墙及附近商宅民房,炸毁尽净,守军在这猛烈的炮火中伤亡剧增,而一拨拨日军像蝗虫般拥向城垣,攀城炸墙,企图突入城内。团长石世安见情况危急,急率预备队投入反击,将占领南门及东门城角的日军压出城外,战况再次稳定下来。
态势虽暂时恢复,但守军已是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2个营伤亡过半不说,手中预备队也已投入战场,再无力量可供机动了。日军虽然再次失败,但似乎看到了中国守军此时已是强弩之末,遂略加调整增兵,又向山海关发起了猛烈攻击。应该承认,这时的日军,不仅武器装备先进,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作战思想也确实比中国军队高出一筹,与这样一支军队交手,626团能死守2昼夜,杀伤敌数百名,虽败犹荣。
午后2时,敌军再次增兵,强攻南门和东南城角。东南城角虽然屡破屡堵,但随着一阵密集野炮和坦克炮的猛轰,一个巨大的口子被掀开来,日军坦克掩护步兵蜂涌而入,北门东门很快失陷,战火燃向了城里,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死战不退,与敌坦克、步兵殊死拼杀。日军坦克轰鸣着向顽强无畏的中国士兵冲去,殷红的鲜血四处飞溅,冰冷的钢制履带沾着中国士兵的血r向前滚去,反坦克武器的匮乏和现代技术的落后使满腔民族热血的中国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东北军,也是中国军队落后的代价,也是一个民族应该得到的血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就要付出比实际高出数倍、数十倍的代价。
战至下午,1营营长安德馨及2连长刘窦晨、3连长关景泉、4连长王宏元、5连长谢镇藩全部战死,1连长赵壁连也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难以计数。团长石世安见山海关四门已破,大势已去,不得已率10多人由北门撤出,山海关黯然陷落。
此役,626团安德馨营全部阵亡在山海关长城下,实现了用血r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日军破城后,又屠杀了未及撤出的妇女、学生及市民百姓3000多人,这时日军的残酷暴行,就已显示出日军暴唳残忍的端倪。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全国各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加评论,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新北平报》“老百姓谈话栏”连续几日载文评论山海关失陷,文中讥讽道:“中央知道榆关(山海关)失陷吗?……中央政府至今对于整个抗日大计,仍在那里犹豫不决,还是那一套旧文章,电令日内瓦我代表报告国联。华北是华北,中央是中央,仿佛抗日的分工责任分不到中央肩上似的,忍心害理,看华北大地,一块一块像东三省那样丢掉。报告国联,1年零3个月了。去年日本攻击锦州,各国使馆均派员视察,至今效果如何?明知不行,还要绕这个弯子,不是欺骗国民是什么?……”
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党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政府,希望中央“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剿共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红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红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共。但他又不能不为国内的形势所忧虑,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共他就将淹没在中国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中央军又要“剿共”,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又回到两广。
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介石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所以关键时刻要平定两广、“围剿”中共,蒋介石自然不会忘记这颗颇有些份量的棋子。此前,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曾表示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共”之责。蒋闻讯,立刻产生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剿共,中央军名义上北上抗日。如两广答应,则中央军抛出点儿兵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主力则置于两广军侧后,督其“剿共”,无论两广军与红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介石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惧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红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就像个狡诈的商人,时时都在算计着利害得失。
广州方面也不是吃闲饭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险恶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在几乎云集了两广高级将领和高级党政人员的军事会上,黄绍和徐景唐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对方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派兵去江西。次日,陈济棠把黄绍请到家中。几句寒喧过后,陈济棠突然直盯盯地看着黄绍,颇意外地说道:“季宽(黄绍字),我们是十几年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今天你要说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钳着,好抽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
这一将点得黄绍颇感惊讶,一愣神间,陈济棠笑着说道:“我想一定是的,蒋的抗战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呢?”眼看陈济棠已看穿了一切,黄绍只得无言地苦笑着,表示默认。
蒋介石见陈济棠死活不肯出兵,虽然气愤,却也无奈,只得一面广造舆论,诋毁两广军队,一面调来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和刘勘第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张学良却不知道蒋的心思,还着实激动过一阵子。
山海关之战,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夺占山海关后,曾向石门寨等何柱国主阵地作试验性进攻,但被击退。见中国守军防守严密,而千里之外的日内瓦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裁决又到了最后阶段,日军便暂停在山海关一线。
政坛诡谲,少帅泪洒保定宣布下野
1932年初的日内瓦国联总部,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也进入了白热化。此时,中小国家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上,主张制裁日本,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颇为担心。
为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一些大国准备绥靖日本,牺牲中国。为此,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和副秘书长、日本人松村制定了一个妥协案,准备回避迫使日本取消承认伪满洲国而国联回避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问题。作为回报,日本也要为国联保留些面子,默许国联笼统地对伪满洲国表示反对。国联围绕此问题的争执一时僵持不下,中日争端的解决一时陷入一片混沌。
这时,中国方面获悉这一y谋,中国代表施肇基代表中国立即就此问题向国联提出抗议。19国委员会中非难杜拉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各国发表通告: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美国在大国中首先向日本表示了强硬态度,使以大国为中心的妥协案宣告流产,中、日国联之争有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中国一方。此后,国联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2月14日,国联修改了李顿报告书,通过了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和确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统治权的最新报告,日本被入外交绝境。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执行国联决议,从东北撤军;要么与国联彻底翻脸,退出国联,不承担国联义务。对于图谋中国已久的日本来说,第一条路是断不能考虑的。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退出国联,承认外交失败这唯一一条路了。
2月17日,日本内阁针对国联情势,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国联的撤兵报告案。在看到外交势力彻底失败后,索性撕掉伪装,迅速进攻热河。
仅仅3天后,日军便开始大举进攻热河,这也更刺激了国联,加速了日本外交的全面崩溃。
24日,国联以42比1(反对1票为日本,弃权1票为泰国)通过了最后报告,谴责日本为侵略者,要求日本迅速从中国东北撤兵。
国联日本代表团长杉冈不待会议结束,便铁青着脸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表情沉重地说道:“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说完,就率日本代表团步出大厅离去了。
大厅里,一时被一种紧张、沉闷的气氛笼罩着,除中国代表面露喜色外,各代表团似乎都沉浸在一种不可理解的思索中。
1个月后,日本便完全退出了国联,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外交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更疯狂地投入到战争中,战火很快燃遍热河,向长城各口。南京国民政府并未从国联捞到任何实际便宜,相反却又被疯狂的日本人紧紧地缠住,开始了新的一轮军事、政治较量。
2月23日,日军倾尽关东军主力,以第6、第8师团,第10师团一部,混成第14旅团,骑兵第4旅团,关东军直属队及张海鹏伪军等共约10万人,兵分四路,向热河大举进攻。
当时担任热河防务的中国守军为张学良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年轻气盛、身居要职的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又无处申辩,委屈、苦闷可想而知。一年多来,他越发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那么死心塌地执行老蒋的“不抵抗”命令。那怕当初能给部下一个灵活的应对之策,东北三省也不致丢得那么快,东北军也不致受到这么大削弱,他本人也不致在国人心目中留下这么个恶名。越是痛苦,他对日本人恨之越深,收复东北之心就越切。眼下日本人又把战火引向华北,这不但威胁着他坐镇的热河、华北这最后一块地盘,也真正唤起了他对民族的忧患意识。此时如果再不抵抗,那就不再是身后有无退路的问题了,而是为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是万劫不复的罪臣。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准备走另一条路,拼死抵抗。
30出头的张学良被自己的选择激动得热血,全然不知自己正处在一种极端严峻、甚至是险恶的形势中。虽然他身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表面上看统帅着华北的几十万大军,但真正能指挥调动的又有多少兵呢?当时华北地区的军队门出三类,一为他的东北军,二是山西的阎锡山集团,三为西北军的冯玉祥集团。可2年前的中原大战,正是他背后一刀,使阎、冯联军兵败中原。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即使对方忘记了,他张学良又怎能忘记呢?所以他能依靠的还是他的那点儿家底,东北军。可就是东北军他又能指望多少呢?汤玉霖等老辈军人常以父辈自居,对他三心二意,心怀不满不说,就是听他调遣,以东北军目前这种将帅无能、只知贪图享乐的腐败之气和陈旧的装备,训练乏术之状,要抵抗精锐的日军,他能有几分把握呢?况且他注s毒品已多年,尤其是这1年多来日益增大的毒瘾,已使他面黄肌瘦,病弱难支,看上去没一点30来岁青年的那种朝气和旺盛的精力,他已无法承受这即将到来的重压。这一切危机他虽有预感,但并未真正意识到其严重。2月3日,他说服阎锡山及东北军将领27人,联合通电全国,表示保卫热河,抗战到底的决心。晚上,他兴奋地彻夜难眠,在屋里踱来踱去,想到1个月前在南京面蒋,蒋亲口答应支持他抵抗的态度,他认为与日本人真正较量的时候到了。他要让中国人看看,他张学良究竟是孬种还是好汉。这时的他对蒋介石的伎俩浑然不知。他更不知一块更加巨大的y影正逐渐向他罩来。
1933年2月23日,南进日军兵分4路杀向热河,直指关内。张学良原指望热河的东北守军起码能抵抗3个月至半年,但战事的发展却把他推进了绝望的深渊。随着日军向开鲁、朝阳、凌源的进攻,东北军乱作一团。肝鲁守军崔兴武骑兵旅望风而降,朝阳守军董福亭旅不战而溃,只有凌源的万福鳞部抵抗了一下,但架不住腹背受敌,也于3月2日退守喜峰口。热河省会承德门户d开。这突然大变的战势使张学良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东北军竟如此的不中用,热河的防务竟如此的不堪一击。一阵急火攻心,他险些晕倒在地。
其时,张学良已经败定了。东北军自退入关内后,早已失去了地头蛇的威风。而且派系复杂,将领腐化,导致了整个部队士气低落,纪律败坏。临时被任命守备热河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虽是张学良的伯叔,对他倒没外心,但却是胆小怕事,慵慵碌碌的无能将领。而热河真正的土皇帝,是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汤玉霖。此人是个私心极重,骄横跋扈的军g。自1926年主事热河后,以其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长,次子汤佐辅为财政厅长,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不仅大肆扩编队伍,还以充军饷为名,公饱私囊,弄得热河民怨,人称“汤大虎”,“九?一八”事变后,眼见热河不保,汤家三虎更是变本加利地搜刮地方,毫无战争准备。张学良情知汤玉霖不善,几度想撤换了他,但蒋介石也屡屡想安c中央派系的人去热河,几度犹豫终未下手,最后养虎成患。
闻知赤峰、凌源、建平等地失陷,张学良再电汤玉霖,要他整顿队伍,向日军反攻。平素一向就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的汤玉霖哪里还有心思反攻,丢开前线战事不管,奔回家中收拾个人资财,准备逃窜。2月底,汤玉霖命该部所有的汽车首先用于运载他的个人财产,随后带着其文武官员和家属向滦平逃去。车队浩浩荡荡驰出热河省会承德向西退去。
原本就士气不高的前线守军闻讯乱作一团,哪还有心思再战,大骂道:“汤大虎忙着运他的家产,我们在这里拿命保着他,这是他妈的什么事。当官的都跑了,咱还给他卖什么命,咱也撤吧。”艰苦的较量,这种情绪像瘟疫一般从上到下蔓延开来,热河守军一泻千里,不可遏制地向长城各口退去。
3月4日,攻热河关东军先头部队一小股骑兵闻知汤玉霖出逃,承德已是一座空城,立功心切,便不待援军到来,策马急进,当日以128人骑冲进承德,热河省会兵不血刃地落入日军之手。
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再次哗然,谴责南京政府军事、外交的呼声如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被国人骂得体无完肤。
3月7日,张学良痛悔交加地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虽说发出了辞职电,可这不过是像以往一样作作表面文章,他并没真打算这时下台。这一仗仓促应战,仅13天就丢了热河,使他原打算在热河支撑3个月的计划化成了泡影。他心不甘,更不愿就此罢手。他要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为整肃军纪以振士气,他毫不犹豫地下令缉拿,甚至连一个日本人也没看到就丢弃热河的汤玉霖。
发出辞职电的同时,张学良在北平阜成门顺承王府召见了独立第16师中校参谋吕正c,当面了解日军作战特点,研究战胜日军之策。这次热河之战,该部缪流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