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亮肆讲啃雌还男∷怠g珊系氖牵讲啃∷刀际鞘獾挠教镜鞣绺瘢夹从?0世纪的初叶，两位作家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人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和俄国人蒲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从小说的角度看，也许这两篇作品都不能算他们最好的，但因了苹果的气息和氛围竟别有一种亲切和好感。直到今天，我还清晰记得读完《苹果树》的情形：夕阳西下时分，深玫瑰色的夕阳照s在浓y蔽盖的果园，一枚枚大小不等的苹果垂挂枝头，有的显露有的隐藏，有的率真有的腼腆，有的暧昧和诡秘，总之是神态各异。夕阳闪烁在它们身上，斑斑驳驳的是金箔般的光，真就有种“金苹果”的幻象。我呆坐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的泥埂上，仿佛看到那个名叫曼吉的美丽淳朴的乡下姑娘就站在树下，她忧郁热切地观望着，等待着，最终她没有等到她痴情的男子。造化弄人，那个负心的阿瑟斯特最终也会回到古老的苹果树下，品尝那因阶级阶层的差异以及势力的私心带给他的懊悔。我自问如果我是阿瑟斯特，我会娶乡下的曼吉吗？我犹疑着，不知如何回答。我想，人会为某种决断而懊悔终生，但若能昔日重来，他的选择仍会重蹈覆辙。暮色已悄悄降临，果园已有些梦魇的朦胧，我站起身，朝果园外的军营走去，心中充满灰暗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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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1）
  以我狭隘的阅读经验，真正能契合内心共鸣的著作不会超过60％，不少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只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们都承认它们伟大，但只有少数专家和具有非常毅力的人才能将其完全阅读。因为它们的艰深厚重阻碍了缺乏足够耐心、轻浮如我等的庸常之辈。在我的感觉里，高尔斯华绥似乎接近这类作家，说接近是他跟上面所举的大师还有着不小的距离。他有些像繁复的英国礼节，谦恭而冷漠、周到而拘谨，令人肃然起敬但不愿亲近。在我读书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曾试图啃下他的著名系列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出租》），但第一部读了不到一半我就败下阵来。他的作品太过y冷和沉重，时代虽说并不遥远（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为背景），但却暮气沉沉，写作对象的隔膜和手法也老实沉重，与我的阅读兴趣拉开了距离。但《苹果树》却让我意外地喜欢。它的篇幅、人物关系、抒情的格调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据说，高尔斯华绥也自认为这部中篇是他最好的故事之一。我不知道它是否曾被搬上银幕，但我在读时一直觉得像是在看电影，一部格调清新单纯令人唏嘘慨叹的悲情电影。
  小说的结构颇具戏剧和电影的特点，开篇先引用了英国人墨雷译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悲剧《希波勒特斯》的句子：“那苹果树，那歌声，那黄金。”然后，小说开始。此时的男主人公阿瑟斯特已四十八岁，他和妻子坐着汽车去托尔基（两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度他们的银婚纪念日。中途停车时，妻子支起画架写生，阿瑟斯特就在路边的苹果树下小憩。他从口袋里掏出墨雷翻译的《希波勒特斯》来读，很快就读完了“塞浦琳”和她报复的故事。然后，他注视着在深蓝的天幕上的朵朵白云，在这银婚日，阿瑟斯特渴望着，他渴望着什么呢？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作家有一句慨叹：“男子的有机组织跟生活是多么不协调！”然后议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尽可以是高超的、谨严的，但是总存在着一条贪得无厌的暗流、一种非分之想、一种蹉跎的感觉……然而，那些纵情于新奇，纵情于胡思乱想，一味追求新的不平凡的经历、新的冒险、新的享乐的男子，毫无疑问，他们所苦的却并不是饥饿，而恰恰是它的反面——过饱。文明的男子仿佛是一只精神失调的野兽，陷在这里永远也出不去！他不可能有自己喜爱的花园，用那优美的希腊合唱诗的词句来说，不可能有那充满‘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花园。生活中没有他可以到达的极乐世界，或者说，没有给予任何有美的感觉的男子的永恒的幸福天堂……”
  阿瑟斯特漫不经心地想着看着，阳光晒在脸上，一只布谷鸟在一株山楂树上叫着，空气里荡漾着金雀花的甜味，周围的风景让他突然坐了起来。他发现这片风景有点儿眼熟：这块公有的自杀者的墓地，路和背后的老墙，当然还有老苹果树。在车行驶的时候他不曾注意，现在他却看清楚了：二十六年前，就在这个时节，那天他从离眼前这个地点不到半里的那个农家出发到托尔基去，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感到了突然的悲痛，触发了埋藏在他心底的一段放纵、甜蜜但被迅速地扼杀了的时光。
  接下来就是小说的主体故事，二十六年前的青春往事：青年大学生阿瑟斯特在假期的一次徒步旅游中，邂逅了美丽而天真淳朴的村姑曼吉。阿瑟斯特因脚伤在曼吉的亲戚家小住数日，他不可抑制地爱上了曼吉，与她在苹果树下热烈相吻并冲动地和她约定夜晚的幽会，还许诺要把她带到伦敦娶她为妻。当阿瑟斯特去给曼吉选购衣物时，又邂逅了他的正旅游的同学和几个妹妹，在他们的邀请下，他加入了他们游玩的队伍，只两天工夫，阿瑟斯特的情思在矛盾自责的小小煎熬中发生了裂变。事实上，是他在考虑和曼吉在阶级及阶层的未来差异时动摇了，他看上了同学的大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他没有再回到曼吉的家里。在此后途经与曼吉定情的路段，他看到了痴情等待与寻找的曼吉，虽有些回去的冲动，但终于还是放弃了，丢下一串未了的许诺给一个乡下的痴情少女……
  往事的回忆告一段落。回到现实，阿瑟斯特和路边遇到的一个老人交谈，老人讲述了曼吉的故事。经过痴迷而绝望的等待之后，她在与阿瑟斯特的定情地旁的一个浅水塘内殉情自尽了。不明真相的老人用手摁着坟上的草皮，说：“看起来真是了不起，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她是个好心肠的姑娘；我猜她的心是碎啦。可是我们到底什么都不知道呀！”
  老人抬起头来，发现阿瑟斯特起身离开了。
  在小山顶上，阿瑟斯特缅怀着曼吉，那个浅黑的湿头发里c着苹果花的曼吉。这时妻子过来了，阿瑟斯特接过妻子的速写，默默地呆视着。妻子问，是不是前景画缺少点什么？
  阿瑟斯特点点头。他知道：缺少的是那苹果树、那歌声和那黄金！
  这篇小说写于1916年，结构首尾呼应，颇似一首回环往复的交响诗，叙述起伏错落，对话心理的描绘也多具深意。特别让我赞叹的是有关苹果树意象的运用，看似漫不经意，实则颇具匠心，贴切而自然。阿瑟斯特初见曼吉，就通过和一个老太太的对话交代了故事最后悲剧的发生地，“有一棵孤零零的大苹果树，池子就在树边……”屋前是一个古老的苹果园，正当果树含苞待放时，园子一直伸展到一条小河和一块长长的野草地边。这里的每个“布景”都是后面故事的关键发生地。曼吉刚刚十七岁，自然是“含苞待放”。
  经验（2）
  而阿瑟斯特开始诱惑曼吉时，“她往后退缩着，直到她那激动的小脸和松散的黑发缠在苹果花的粉红花球里”。激情热吻之后，曼吉“便逃进了生了青苔的苹果树树干间，不见了”。阿瑟斯特在与地面齐平的老树上坐下，心头怦怦跳着，“呆呆地瞪着那曾压在她头发上的花儿—那些粉红色的花蕾中，有一朵张开的星状的白色苹果花”。
  到了阿瑟斯特和曼吉的情爱已现出炽热，“全盛的春天终于到来了—一夜之间，孩子们口里说的‘金钟花’似乎已经把田野据为己有了；从窗里望出去，他看见苹果花已经像一条红白两色的被单罩在果园上”。阿瑟斯特从苹果树上折下一根小花枝，“那花蕾宛如曼吉……”但苹果的花朵是脆弱的，那神秘的洁白的美好愈来愈成为阿瑟斯特提心吊胆、悬而不决的心情的一部分了。他“折下了一根小花枝，有三朵花儿，那么柔嫩、神圣、幼小，他竟随手可以将它们扔掉”。高尔斯华绥毕竟是结构戏剧的高手，他总能让关于苹果的寓意适时出现，内涵丰富，诗意盎然。每一个段落都有栩栩如生的画面，人情的表现也颇具层次，我甚至感觉始终有音乐伴随而来。我想，如果让执导过《丑闻》的韩国导演李再容把《苹果树》搬上银幕，一定可以拍得美轮美奂、荡气回肠。
  憧憬
  如果说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是一曲爱情的悲歌的话，蒲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则是缅怀农奴制的小调。我在南口农场的苹果园读完它时，才发现在这之前就已经看过了，为什么竟没有印象呢？因为它没有人物和情节，读了一点印象也没留下，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像一篇抒情散文，据说，在俄罗斯的文学观念里，散文和小说几乎是没有区别的。蒲宁的这篇东西写于1900年，二十年后，他在十月革命的枪炮声中背井离乡去了法国，直到死也没再回去。
  在《安东诺夫卡苹果》中，蒲宁用大量的文字描绘乡村的美好，农奴生活的恬淡安适，“记得那座满目金黄、树叶开始凋零，因而显得稀稀落落的大果园，记得那槭树的林yd、落叶的幽香以及—安东诺夫卡苹果、蜂蜜和秋凉这三者的芬芳。”这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没落贵族，顺着村子按辔徐行时，止不住想到：“人生的乐趣莫过于割麦、脱粒，在打麦场的麦垛上睡觉。逢到节日，天一亮就起身，在村里传来的教堂深沉悠扬的钟声下，到水桶旁去洗净身子，然后穿上干净的麻布衬衫、干净的麻布裤子和打着铁掌的结实的皮靴。除此之外，我想如果还能有一个健壮、美丽的妻子，穿着过节的漂亮衣裳，和你双双乘着车去望弥撒，过后又一起到蓄着大胡子的老丈人那儿去吃午饭，午饭是盛在木盘里的热气腾腾的羊r、精白面包、蜂蜜、家酿啤酒—如果能过这样的生活，人生还有什么他求呢！”他怀念他未曾亲历的农奴制，怀念着支撑着日趋衰亡的地主精神—狩猎，怀念着安东诺夫卡苹果的香气……这些香气“正在从地主庄园中消失。虽说香气四溢的日子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可我却觉得已经过去几乎整整一百年了”。
  安东诺夫卡苹果是一种晚熟的苹果。过去，我读蒲宁的这篇东西时只是觉得他是在哀叹俄罗斯农奴制的消逝，在追忆过去的好时光。现在，当我回头看这些“晚熟的苹果”，发现它是一个象征和现代寓言。那些苹果的香气飘散在记忆的故乡，而故乡早已不属于你，你只能把他乡假做故乡，在他乡怀念不存在的故乡。
  “晚熟的苹果”只是一个梦境。和蒲宁的梦境可以互相印证的还有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他的个人命运也是最后背叛祖国、客死他乡），他在其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的电影《伊万的童年》中，也设置了一个苹果意象的梦。这部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影片讲述的是：十二岁的孤儿伊万，怀着对德国纳粹的切齿仇恨，放弃了在后方上学的生活而成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小侦察员。在一次秘密侦察活动中，伊万再也没有回来。战争胜利后，红军中校在敌人的材料中发现了伊万的档案，原来伊万是被绞死的……片中贯穿了伊万的四个梦，让这个残酷的战争故事呈现出诗意的景象。在第三个梦里，观众看到的是伊万和小姑娘坐着满载苹果的卡车，卡车奔驰着经过镜头，在剧烈的颠簸中将苹果撒得到处都是。它们闪着露珠在地上滚动，马儿走过来吃着地上的苹果，伊万和小姑娘在开怀地笑……关于这个梦的寓意，塔可夫斯基在他的自传《雕刻时光》中没有明确解释。我想除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对和平时代的记忆，还有更多的是憧憬—过去的好时光已经不再，对后来者的问题是，如何让它以另一种样式重现？
  晚熟
  收获之后的苹果园，会有大量的落果，大大小小的落果会散发一种因过分成熟而接近腐烂的甜香。我在农场居住的日子里，有相当多的时间是体味着这样的苹果气息。我想，安东诺夫卡苹果的气味应该是接近于此。在我意想中的苹果，它们多是有些过分成熟的。苹果历来给人以饱满的印象，它们迅速膨胀的果实、浓烈的香甜气息、按捺不住的果熟蒂落，都是瞬间即过，它让人想到延宕的青春：刚刚还是风华正茂，转眼就感到辉煌的红颜悄然流逝。
  “晚熟的苹果”让我记起另一位日本的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他在1949年拍摄的《晚春》，以脉脉温情讲述了一位大学教授和女儿日常生活的故事，塑造了一对近乎完美的父女：女儿情愿错过婚期也要照顾好丧偶的父亲，父亲则不愿耽误女儿的终身幸福，谎称自己要再娶。女儿信以为真，终于决定嫁人。婚期日近，父女俩最后一次结伴旅行去京都。回来后，女儿幸福地出嫁了，父亲在婚礼结束后才告诉外甥自己根本没有想另娶妻子的意思。
  我特别注意到影片结尾：夜晚，父亲独自回到冷清的家中，他脱下礼服寂寞地坐着，拿起桌子上的苹果削起皮来，苹果皮一段一段落在桌子上。小津安二郎的两位看家演员—瘦小的笠智众和丰满的原节子分别在《晚春》里饰演父亲和女儿，影片结尾削苹果皮的细节耐人寻味。总是笑容可掬的原节子健康甜美而圆润，她的样貌让人想到成熟的红苹果。她好像从来没有青春过，永远是一副“晚春”的成熟之美，就像蒲宁笔下安东诺夫卡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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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物
  苹果常常成为画家写生的“静物”，几枚苹果凌乱地放在铺着台布的桌子或者果盘里，是一幅特别有意味的画面。我在少年学画时，曾不厌其烦地画几枚苹果的素描，直到那些香甜的苹果气若游丝，断了香气，蔫了形体，开始腐烂。然后，我就带着一种痛惜和怀念画有着腐烂痕迹的苹果。我把炭笔削得很尖，侧着轻涂，在黑灰中试图体现一种淡棕色，而光下的影子也尽力画得更深重些，我想画出的是苹果无言的伤痛。
  有一天早晨，我来到学画的教室，桌上的苹果已经一个也没有了，它们被人扔进了字纸篓。我把它们重新捡出，用小刀一枚枚破开，试图能剥离出一些好的果r，但它们烂的时间太久了，内里的比表面的还要腐败，那核心部位已生了蛆虫。
  没有被品尝的苹果是悲哀的。
  因为学画，我知道了法国大画家塞尚，也知道他有句著名的话：做一只苹果。那是他对一个漂亮的女模特儿所说的。他非常不满意那女模特儿动来晃去，他说，你看苹果从来都是静静的，你难道不能做一只苹果吗？！
  塞尚没有说做一只香蕉，也没有说做一只桃子或一串葡萄，因为他热爱苹果，也最喜欢画苹果。我曾反复看塞尚的画册，他的静物画总能让我们读出人间的烟火气象，他画的苹果与真的苹果差距很大，不讲究透视和立体，有些甚至就像是涂了色彩的土豆。但那介乎于真实与幻觉之间的果实，竟是十分诱人，是真实的苹果无法比拟的。
  我喜欢塞尚也喜欢他笔下的苹果。塞尚对女模特儿的指责可以说蛮横无理，但却让我思忖“来生该做什么”的终极问题。
  我曾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有来生，该选择做个什么。做人是太艰难了，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和丑恶的尔谀我诈，我最愿意的是做一棵长在深山里的树。
  塞尚的诘问，让我进一步想到究竟该做一棵什么树？
  是不是可以做一棵苹果树呢？那么朴素又那么妖娆，春光中欢喜地开花，夏日里热烈地结果，欢喜和热烈都在内心，而表面永远是沉静而稳重的样子。
  苹果树是我心中来生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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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熹微
  一个老人在果园的树下打盹，他的身旁满地是青青红红的苹果。在熹微的阳光下，老人微微睁开眼睛，他看到年轻时不同阶段的自己，学生、园丁、邮差、老板……无数不同的形象纠结着风一样掠过：他在铁条编制的篱笆前，看青春的美少女骑车而过，丰润的大腿和超短的内k让他浮想联翩，铁条划破了他的脸颊；他时而荡舟在湖上，时而浮游在水面，时而跑动在林间，时而酣睡在女人l露的胸前……一个老人在苹果树下，似乎是一个人，又是所有的人；树上的一枚红苹果掉下，打在他的头上；手里的闹钟吵醒了梦中的自己，十分钟，生命的一瞬间，却是一个既长久又短暂的诱惑。
  这是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十分钟，年华老去》中的独立短片《瞬间》，曾执导过《被监视的列车》的捷克大导演杰西·米切尔的新作。在这部集合了国际十五位名导演的十五部短片合集中，我特别喜爱这部《瞬间》。只有音乐、画面以及三行字幕，没有台词，没有刻意的冲突，没有连贯的情节，却诠释了一个人，不，是无数人多彩、单调、激情而平庸的一生。片中多次出现苹果，当然，没有一句注解。火红的，青涩的，沉静无声的存在着，一条蛇吐着长长的信子，蜿蜒而来。我不知道那蛇是否真的出现了，是影像的展现还是我的想像呢？也许是也许不是，总之，此时此刻，我忽然有些迷茫。就想，也许，苹果确实是不需解释的。
  思念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某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里，有
  配角大王之称的赵子岳扮演一个贪婪的老地主，他在某个早晨来到自己的土地上，看到昨天还是金光灿烂的丰收麦田一夜间被八路军组织的农民收割已尽，他站在田埂上对着空荡荡的庄稼地，声嘶力竭地叫着：“麦子！我的麦子！”
  这个细节让所有的观众开怀大笑，赵子岳五官挪位的表情和痛心疾首的绝望呐喊让人过目难忘。很多很多年过去了，那部电影的名称和抗日英雄的故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惟有赵子岳的绝望还留在记忆的深处。
  这天，我经过深圳的国际商业大厦，无意间从电视广告里，看到一片青绿色的麦田风景，那麦田像绿色的绸缎一样光光地晃了一下，就消逝在一个人的巨大背影里。我不禁愣在那儿，忍不住遥想我们久违了的清明碧透的天地，耳边仿佛响起了赵子岳那独特的声音：“麦子！我的麦子！”
  在这个窒闷发霉的南方梅雨时节，在国际商业大厦门前五彩斑斓的广告轰炸下，我怀着初恋般的痴情，思念起北方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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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绘
  那是我们久违了的北方原野，老远老远就闻到了那麦苗的香气，所有青碧色的回忆都渗透了北方麦田所特有的令人迷醉的气息。
  沿着纵横交错的田埂走向麦田，田埂旁是浅浅的水沟，汩汩流淌的清渠缓缓涌向一块块整齐的麦地，柔软的青草在水沟中悠悠地舞动。麦子刚刚秀穗，田野上笼罩着青纱般的雾气。小麦地低语，宛如一群群窈窕的少女，亭亭玉立，水灵灵、喜盈盈地眺望着辽阔北方旷野上气宇轩昂的白杨林带。经过枯燥而寒冷的冬季，随着麦苗的返青，一望无际的北方大平原，便如一卷慢慢展启的巨画，越来越亮丽，越来越立体，越来越令人激动不安。置身在麦田中，看小麦万顷碧波般将青葱的涟漪推向遥远，成群成群的鸟儿在田野上啼叫着飞去飞来，庄稼汉愁苦的眉宇间开始贮满期待。我们可以从他们土地般淳朴的表情里读出所有关于庄稼的消息。若是一场新雨过后，原野便鲜亮如列维坦笔下的风景画，我们忍不住去触摸麦子，手在纤细的麦芒撩拨下麻酥酥的，有种心痒难当的快感。空气里飘满粮食的香气，微醺的陶醉漫溢着，来自土地的深情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凡·高说：“当我们对许多事物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除去走到麦田好好看看麦子的生长之外，我们还能从哪里得到启示？这些麦子的历史正如同我们人类一样，我们吃麦子做的食品过活，从某种程度说来，我们很像麦子，我们和麦子一样，不需要任何力量的推动，就会不断地成长……”
  这段话是凡·高在画艺巅峰状态的1889年写给弟弟提奥的。在这之前，他充满激情地画过瓶中的向日葵、开花的桃树、草地上的蝴蝶、路旁的鸢尾花。在圣雷米，他看到“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麦田，突然意识到，麦子的意象才是自己精神的写照。
  他痴迷地观察和描绘麦田，对麦子各个时期的深情倾注在他光辉灿烂的作品里。
  如同
  如同少女步入谈婚论嫁的季节，麦子走过了纤润婀娜的青葱岁月，这时的麦田便如妖娆无比的金发美人，整个大地散发着丰满成熟的迷人魅力。金黄色的麦浪激情澎湃，金色的麦海使我们浑然忘却一切，年少的心会倏然成熟，那感觉犹如少女初潮、处子梦遗，慌乱而兴奋。
  在远离田野后，每当想起“麦浪”这个字眼儿，我都禁不住怦然心动。我想，它是世界上最富感性的优美辞藻，简洁两个字，可以唤起无限联想，生动展示了人与自然的绮丽风景。有一次，我看到一幅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不知为何，竟立即想到“麦浪”。也许是她那金灿灿的头发、丰腴的肌肤、勾魂摄魄的笑容都弥漫着麦田般的性感，我想，那是最原始的来自自然也来自内心深处的巨大诱惑。
  2003年初冬，我从《收获》杂志上读到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小说开始就描绘了雷工作和白云霞在扬花灌浆的麦地上的男欢女爱。过后，雷工作几乎记不起整个好事的过程，“他只记得麦秆被压破以后发出的响声，和打枪一样。麦秆破裂以后的清香直往他鼻子里钻。他使劲正使在兴头上的时候，身上的什么东西被突然抽走了。一下，一下，又一下，连他的手指头和脚心都感觉到了。然后，他就有了种甜的感受。忘不了又说不清的一种甜。”然后白云霞问雷工作好不好，雷工作只说好，白云霞问他怎么个好法，雷工作回味了一会儿，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和革命一样好。”
  这是我所见过的与麦田有关的最具性感、诗意，同时又最具时代特色的精彩小说。
  在扬花灌浆的麦地上颠鸾倒凤，还有什么意象比它更畅快、浪漫，更具“野合”色彩！
  收获
  经过了青葱岁月之后，就是如期而至的麦收时节。在北方乡村的黎明前，一家一户的灯便纷纷亮起，一柄一柄的镰刀在夜色中闪着剑一般的亮光。在早些年，城里的学生们便会来到成熟的麦田，体会麦子带来的大地亲情。人们披星戴月，开镰、收割，收割、开镰，脱粒机扬起金色的粉尘，饱满的麦粒像金色的溪流汇成丰收的大河，金字塔形的麦秸垛魔术般布满乡村的场院。收割后的田野，剩下一行行麦茬，在田埂巡视，像将军面对大战后的疆场，战斗的欢乐浮现在眉宇间，和着汗水的歌声飘荡在田野处处。
  关于那劳动的歌声已渗透过几代人的记忆，它们如条条柔软的丝带飘扬在我们以后的所有岁月。常常，我从电视里看着机械化大生产中的收割场面，在为现代化的奇迹惊叹之余，不无遗憾地为人们失去了切肤体味收割的欢乐而叹息。现代化在极大地减轻了人的体力劳作的同时，也让人们丧失了那劳动的兴奋、兴奋后的疲惫、疲惫后舒适的欢愉。
  无论是如梦如幻的青青麦田还是波浪滚滚的金色麦海，抑或是收割后布满麦茬的褐色大地，有关麦子的景色使人百看不厌。在少年时短暂的学农日子里，我曾久久留连在麦田，直到血色晚霞完全融入土地，麦子的情绪揣进心头，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们的低语都会像风铃在内心深处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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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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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到凡·高，我曾痴迷他的画和人，甚至痴迷他单纯的癫狂（在我二十岁的某个凌晨，读罢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记《渴望生活》，抑制不住对他极大的同情和爱戴，立即动手，在家中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他绘画的印刷品）。凡·高说，成长的真正力量隐含在麦子的颗粒里。我看过好几幅他笔下的麦子，风中的、雨中的特写，还有大篇幅的麦田。比起他的向日葵，他的麦子的特写似乎缺乏狂放与激情，而是呈现着某种无名的忧郁和感伤，那时他正探寻如何在画中表现麦子。可惜，这位饱受苦难的天才，没来得及将麦子的寓意展现得尽善尽美，就饮弹而逝了。我想，炽热的向日葵和忧伤的麦子也许正是凡·高内心世界的两极。凡·高的绝笔之作名叫《麦田上的鸦群》。在这幅未完成的杰作上，金灿灿的麦浪是热烈的，横贯整个画面，粗粗拉拉，犹如举向天空的一片手臂，低沉的y霾和汹涌的麦浪好像都在嘶叫，天与地分裂，纷纷扬扬的乌鸦翻飞。今人已无法准确清晰地解释画家的意图，这是凡·高留给后人的一段关于乌鸦与麦子的无声寓言。
  感恩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写过歌咏麦子的散文《亲亲麦田》，叙说了我对都市水泥森林和噪声废气的惶恐，哀叹土地的子孙们争先恐后地投奔都市，而在曾经迷人的乡村，大片大片的丰饶田野也被逐步蚕食，装扮成不伦不类的拙劣城镇。
  “人们忙忙碌碌似乎无暇也不愿再去看看麦田、想想关于庄稼的事情，亲亲麦田便成了奢侈的精神旅行。”文章最后的落脚点是：“我常常在梦中见到那令人目眩的麦田风景，在馨香田野的怀抱里忘却一切。我想，那是一种渗入骨髓的对大地的感恩之情。”
  我的老师马德馨先生曾特别在结尾这段文字之后批注，表示有同样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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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经过了很多很多年，我对麦子的朴素情感依然，但现在，当我身在都市去回想麦子，更多的是想那麦子带给我的关于人的联想。
  几天前，我看到一部法国电影《迷路的人》，讲述的是1940年纳粹军队近巴黎时，艾曼纽·贝阿扮演的年轻女教师携带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在逃难中迷途的故事。影片到了中间，就成了一个漂泊的少年与年轻寡妇相互渴念与拒绝的内心挣扎，还有一段艾曼纽·贝阿与那个一起在逃难中迷路的十七岁少年激情燃烧的戏。这部电影不算很精彩，但其中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触动了我。那是艾曼纽·贝阿手拉儿女在那个十七岁少年的带领下逃离敌机轰炸，四个人跑过麦田，镜头俯瞰着慢慢摇过，刚才主色调还是青绿的树木和田野，一下就进入了金色的麦田。阳光下的每一条麦穗都闪闪发光地摇荡，他们携手奔跑着，穿过灿烂辉煌的麦浪，直到进入树林。飞机的轰鸣和扫s一直在画外响着，我在观看中几乎没有一点儿担心，反而有种诗意的刺激和沉迷。这个细节在片中反复出现了两次，那影碟的封面就是穿越麦浪的画面。事实上，就是这个影碟封面和艾曼纽·贝阿的名字，促使我买下这部影碟并在当晚迫不及待地观赏了它。
  这部影片，确切地说是影片的两处细节，让我再次沉吟于关于麦子的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对艾曼纽·贝阿的面貌有着深深的痴迷，我几乎看过她主演的所有影片。她的脸非常特殊，我曾几次将影碟机暂停，反复端详那张生动的脸，试图用传统的黄金分割定律来解读出其中美的因由，但越是揣摩越是迷惑，也许，真正的大美女确实是难以解读的。除了那双著名的大眼睛，她的鼻子、脸蛋、嘴唇似乎都并没有太多的可圈点之处，她的两颊凹陷，颧骨凸出，眉毛的末梢也有些下垂，吻部朝前。这些孤立看都难以胜出的部位，却在她的脸上搭配得天衣无缝，美不胜收。宽而高的额头表明了她的精灵和智慧，深邃而内敛的目光，显示了咄咄人的情欲和令人难以接近的凛然和傲慢，而朝前的吻部及略厚的红唇却暴露了她母兽般的攻击性。世间很多美女都有着鲜明的柔弱，艾曼纽·贝阿似乎不同，她的柔弱是在强者的层面上的，就像她的身体一样，那么小巧甚至有些瘦弱，但却出人意料地丰满，女性的玲珑起伏在她的身上达到了完全的浑然一体的境界。她在《甘泉玛侬》和《地狱》中营造的都是山野的尘世之美，在影片《不羁的美女》（又译《蛇蝎美女》、《美丽坏女人》）中，她充当那个古怪老画家的l体模特儿，让全世界的影迷从各个部位仔细见证了她的魔鬼身材。最终，她的无敌美色作为“不为人知的杰作”永远被砌在了厚厚的墙壁里。我觉得“不羁”两个字译得最好，那应该是属于她的词语。
  在那部令她彻底现“身”的影片里，不仅表现了她迷人的不羁，更有潜伏在不羁的外貌下的柔情和锋芒。那锋芒就像小麦的芒刺，密密麻麻，扎在腿和胳膊上几乎让人拔不干净，她让你亲近大地又犹如芒刺在背，欲仙欲死，欲罢不能，又无从选择地想舍死忘生。
  和奥黛丽·赫本、费雯丽、碧姬·巴铎、伊莎贝尔·阿佳妮等著名美女影星不同，她们都像娇艳的花，而艾曼纽·贝阿则是田里的庄稼。她没有那些明星细嫩的肌肤，甚至满脸都是细碎的雀斑，她是性感美艳的，又是粗疏而有刺的，她的迷人就混杂其中。在《迷路的人》中，她与那个十七岁少年在暗夜的林边野合，那少年用打火机照看她的茹房和隐秘的下身，他说他要全面感受女人。
  艾曼纽·贝阿穿过麦田，这个意象让我久久回味，我似乎找到了她所以荡人心魄的奥妙—她就是丰饶的麦浪。
  这个不羁的美女走过金色的田野，我不禁既爱又恨地在心中呼唤一声：麦子，我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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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附体
  三十多年前，即1973年，我刚刚小学毕业。这一年还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之中，其间有很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批林批孔”，比如“张铁生交白卷”。那时的中国银幕上，除了样板戏基本没有自己的故事片。这些政治和文化的特有的景观对我们的成长无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想说的是，这些事件虽然重大，但与自己的关系没有最直接的冲突，因此而今回忆，多已有些模糊和缥缈。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初夏，有一件事情让我刻骨铭心，那就是亲身见证了一次灵魂附体的事件。
  那天中午，我正和几个同学在街上玩，有一个姓马的同学脸色惨白地从我们跟前经过。我们问他要去哪儿，他声音颤抖地说要去找他的姐姐。
  “太可怕啊！”他带着哭声说，“她被死人附了身！”
  他的姐姐是我们街上有名的美人，那年也就十八岁，却早早参加工作在毛纺厂当挡车工。她奇特的遭遇自然让我们好奇，于是，一伙人就跟着姓马的同学一起去找他的姐姐。在去往郊外的京石公路上，我们追上了她。原来那姐姐正被其父母和几个亲戚连搀带押地朝某个地方走去。他的姐姐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面色没有过去白皙，显得特别黄，眼睛也是直愣愣地，仿佛换了一个人。确实是换了一个人，她不像过去那样的沉静和寡言少语，而是一路上喋喋不休。最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她的声音，那是一个嘶哑的男人的声音，一直在表白是如何爱那个姐姐，“我肯定会一辈子对她好，只要有一分钱，我也要给她花……”等等。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附体”，为什么明明还是这个姐姐的外形，内里却是一个男人。“她”在不停地说话，跟着的父母还有亲戚就不停地附和。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似是其中主力，她颤巍巍地劝说着“她”其实是“他”：“我们都明白，你就先放心离开吧！你要真喜欢她，就先出来！先回到你住的地方吧！”那姐姐有些累了，就被人用自行车驮着，但“她”仍是不住嘴地絮叨，声音低沉，后来就真的沙哑了。一路走一路表白，一路劝说，那同学的妈妈早已泣不成声。走了差不多有五里地，最后在一个两边有着麦田的路旁，突然，那姐姐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她恢复了原来的声音和眼神，左顾右盼，很纳闷地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马姓同学的姐姐有个早恋男友，两人在同车间工作。因工厂的一次事故，男友突然死了，不知为何，竟在死了数天后，忽然附在了那姐姐的身上。为了驱逐附在他姐姐身上的魂灵，就一路招魂地朝那男友埋葬的地方走去，最终，在快接近那墓地的路口，成功地将死去的魂灵驱走了。
  这是迄今我所见证和遭遇的惟一的一次附体、驱魂事件。长大后，我从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上获悉，魂灵附体事件确实在各国都常有发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与迷信无关，是现今的科学仍难以解说和分析的一种灵异现象。
  二十七年后，即2000年，我从vcd上第一次看到美国经典恐怖电影《驱魔人》（台湾译《###师》）。那恐怖的震撼，是我看过的恐怖电影中所不曾遇到的。2004年，应编辑之邀写一篇分析该片的文章，我通过dvd重温这部恐怖电影，和第一次一样看得惊心动魄、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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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地为牢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忌讳涉及灵异现象，使我们不仅丧失了文艺创作的一方瑰丽多彩的天地，更回避了对世界诸多不可解释现象的窥探和解析。我以为它是我们画地为牢的心魔在作祟。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恐怖题材的故事，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给我一种特别的刺激和快感—悬疑的好奇、未知的惶惑、出人意料的惊悚。多年来，陆陆续续看过的恐怖电影也有几十部了，也收藏了不少恐怖片影碟，我对那些彻头彻尾的鬼怪僵尸类恐怖片，越来越没有兴趣，即使是大导演科波拉的《惊情四百年》也不过如此，因为这种恐怖片本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中生有”，只能靠刻意的惊乍来刺激和吸引人。除了《午夜凶铃》勉强可看，我对日本的恐怖片普遍反感，因为他们的恐怖片多表现变态的杀戮、嗜血，而且可以看出导演对其的沉迷和玩味。看他们的恐怖片，血腥多过恐怖。这样的影片其实并不恐怖，因为它们远离真实，观众始终不能真正“入戏”。我喜爱那些有些写实意味的恐怖电影，比如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群鸟》，还有根据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作品改编的《闪灵》、《危情十日》等。这几部影片，除了《闪灵》，都跟鬼怪不沾边，基本是讲述人的精神层面的畸变导致的恐怖，换句话说就是心魔。《危情十日》讲述的是一个痴迷小说的女读者对作家本人近乎变态的苛求，所有的恐怖因子全来自她畸形的心理。
  人心的变异而导致的恐怖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恐怖也就来得特别有力量。这种内心惊悚的变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