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点“红”就可以了。
  潜移默化的转变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进来个黄毛丫头，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眼看待的。我进了美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出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大女儿的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我买了一个简易、用硬纸壳做的小柜子，是深蓝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个小蓝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礼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一个中国部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y不阳的话，然后接着百~万\小!说。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全家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solghenitsin的《ivan
  densovitch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为做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地，潜移默化地。直至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走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在吵架的时候是可以说出恶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也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p，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我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让他十七岁漂洋渡海求个学业，我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我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天热了，孩子们午闲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边掉眼泪。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我十二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十五分钟动物园就让我一生没有了饥饿感。到末了，高盛真的没要我，就是因为我不饿。
  现在想想当年小时候洋c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国家钱白花了。
  复杂的家庭关系
  我29岁生日那一天一个人在纽约，早上起来有了个突发奇想，我要和我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在一个房间里吃一顿饭。算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一个空间看见他们两个人了。他们分开的时候我太小，我几乎记不得任何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场景。那天，我有点预感我和陈凯歌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特别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是会找到我爱，也爱我的人。我请他们两个一周后到我这里吃晚饭，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装着是闹着玩的事，结果是y错阳差，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样不好玩，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回去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所以这顿饭就没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直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
  离开纽约之前我决定去看一个心理学大夫，这不是有病的行为，在纽约几乎每个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学家。我那时候在德国金属公司工作，人事部经理是我的朋友，她知道我要调回中国之前跟我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心理学治疗从来没有报过。”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大夫。
  我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挤”进来的一个正常人，他实在太忙。纽约正常人太多。我坐在他办公室外期待着我能狂说我自己的45分钟。在我之前，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昂首挺胸地跨入医生的办公室，浑身充满了只有投资银行家才有的“宇宙主宰者”感觉。半个钟头以后，这个人擦着眼泪、缩着背从里面走出来，变了个人。我想：“wow，心理大夫真是神仙。该我喽。”
  我很失望这个大夫没有我电影里老看见的可以让病人躺着说话的那种长沙发。我被安置在一个单人沙发里面，虽然很舒服，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办公室吗？”大夫问。
  “我又要离婚，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维持不了婚姻。”
  “你多大了？”
  “29岁。”
  “这是你第几次婚姻？”
  “第二次。”
  “嗯。”大夫好像感觉到我的困惑了，“我们先说说你的家庭吧，你爸爸妈妈是……”
  “我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啊，”大夫记了个笔记，“那他们的父母哪？”
  “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一个是个知识分子，他们过不到一起，所以就分开了，有三个孩子，一个自杀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也是半疯，他认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藏在中国。”
  大夫看了我一眼：“是同时有三个老婆？”
  “是”。
  “在那儿？”
  “在中国。”我心里说，你做梦吧你，你没戏，在纽约娶三个媳妇。
  他好像看出来我想什么了。“我觉得一个就够受的，你的外公真不是凡人。第二个老婆呐？”他问。
  “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因为我外婆不能生孩子。”
  我看了大夫一眼，他开始疯狂地记笔记。“第三个老婆原来是一个上海黑手党青红帮的头头杜月笙的情人，我外公是黑手党的律师，他们在重庆的时候互相换了情人。我到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他。”
  大夫还在写，头也没抬道：“接着说。”
  “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但是我才三岁的时候他们就过世了，我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是同父同母，还有四个是同父异母。”我看了大夫一眼，他还在狂记“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九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我爸爸后来的老婆是个美女演员，有金花的称号”。
  “你妈妈的亲生母亲你见过吗？”大夫问。
  “噢，对了，”我在他的提醒下想起来，“我妈妈的亲生母亲是原来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所以让别人领走了。后来这个漂亮女人又嫁了人，而且有四五个孩子。”
  童年往事
  大夫摸了一下头上的汗珠，我头一次看见写字也能让人出汗。“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他问。“有一年大地震，地震第二天瓢泼大雨，我妈让我去火车站接‘外婆’，可是那年我外婆已经死了六年了，还说我有一个表哥叫平平，一个表妹叫罐罐，他们会在火车站的大钟下面等我。我以为我妈给震糊涂了，家里瓶瓶罐罐碎多了，就说胡话了。我说我不去，下这么大雨，接个死了六年的外婆，还要在大钟底下找瓶瓶罐罐，这纯属于瞎胡闹。我妈说，你别闹，快去吧，别让你外婆等。”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了，大钟下面瓶瓶罐罐举着伞，见了我就喊我小名，看样子认识我。”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进了火车站，接到了一个有严重风湿关节炎的老太太。”
  “然后哪？”
  “然后就回家了。”
  “她漂亮吗？”大夫已经不记笔记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明明是我给他说故事来了，为什么还得付他两百美金？！
  “不漂亮。”
  “一点都不漂亮？”
  “可能年轻时候还行吧，看得出来有点妖气。”我不在乎地说。“你不喜欢她？”他试探道。
  “谈不上。我不认识她。”我说。
  “我听出来你不喜欢她。”他坚持道。
  “那就不喜欢吧，她也不喜欢我，她不是我外婆。”
  “你父母什么时候离婚的？”他改了话题。
  “我十二岁的时候。”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大概是应该的吧，我的记忆中没有他们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时候，都是在吵架。”我开始有点难受，头一次意识到，我父母离婚是我不喜欢谈论的一个事情。
  “你父母后来又结婚了吗？”大夫问。
  “我妈嫁了外交部长，我爸娶了一个大美妞电影演员。”我回答道。
  大夫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编故事吧？”
  我笑了，有点觉得这个大夫怪可怜的，像我这么乱七八糟的人连纽约都是少见的。我摇摇头，继续给他讲：“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
  “什么叫学习班？”大夫问。
  “就是被软禁了。”我解释。
  大夫又吃了一惊。“中国下台的部长都被软禁吗？那你怎么办？”
  “现在不，但是那时候软禁就算是照顾了，有好多都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向大夫解释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其株连九族的可怕特征，这故事太复杂了。“就这么说吧，”我把事情简单化了一下，“我两年没见到我妈。”
  “那你父亲哪？”
  “我爸找了个新老婆，跟我不对付。”我叹了口气，这些都是我最头疼讲的事情，但是既然来了，还付了钱，就说吧。“我那时候挺惨的，我的老师提醒我，我大概不可能上大学，因为在中国上大学需要有比较干净的政治背景，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我后妈已经发话，就是我考进大学，她也不愿意让我爸出这份钱。我就一气之下没在中国上大学，去工作了。”
  “你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
  “我最难受的时候是我16岁刚从纽约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又是春节，但是我父母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些在我们家看着我继父的人，大年三十让我去给他们买菜，把我关在外面，差点没冻死。”
  “那时候你最想谁？”
  “最想我外婆。”我觉得嗓子眼有点堵，难受。
  “你想你外婆时想什么？”
  “想她死的时候头发有些乱，是我给她梳整齐的。”我终于哭了，像小时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边一样，哭得特别伤心，我觉得我身边就站着一个拿着紫砂茶壶的老太太，她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说：“嘘……乖妞……不哭。阿婆给你讲故事……”
  我是会撒娇的孩子，为了让她多摸我一会，使劲地哭，没完没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大夫递给我一盒纸巾，说：“时间到了，我觉得效果很好，下次我们再谈谈你最近要离婚的事。”
  我把脸擦干净，说了谢谢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缩着背。
  我出了办公大楼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可是感觉舒服多了。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还是别再去想了。这种自怜偶尔一次就够了，多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朱伟说洪晃：童年缺失
  现在回头看，洪晃历史烙印中还有重要的因素是“童年缺失”。与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没有足够的玩具、足够的母爱与父爱、足够的游戏环境不同，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12岁，她刚刚懂得父母对自己存在不同意义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她说：“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中这些一点没有。”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马戏去了，那时候马戏的票多难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三个月后，洪晃带着情感与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国，当时她是28个被精选出来的小留学生之一，之所以能成为28个“小布尔什维克”，自然多少因为章含之乔冠华的背景。从大红门“脱胎换骨”后，一下子又给戴上了高干子弟的光环。“先是我妈的大红大紫，我在学校，每天大c场广播里毛主席接见外宾都有我妈，老师也就开始对我剧好，我也就觉得我妈特牛。那时我妈能出国，我就让她给带点扑克牌贿赂贿赂老师，那时候国内没有扑克呀。”1974年到美国时候是人上人——乔冠华章含之每年到联合国参加联大，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的孩子自然成为28个中最被宠爱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长迅速成为被审查对象，她从“高干子弟”又一下子变成“可教育好子女”，28个孩子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回国时，她的行李被检查，在美国买的《福尔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书被抄没。在机场，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却没有人来接她，最后被乔冠华专案
  组拉回史家胡同。7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审查，乔冠华在后院隔离，父亲又不知去了哪里，洪晃一人在前院门房，也让她交代检举父母的问题。从美国回来时候正是春节前，洪晃这样描述过她的惨状：“大年三十傍晚，专案组让我上街买东西做饭，说让我到东风市场买点凭本供应的虾。我到那里虾已经卖完，只买到一些虾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经没多少人，我只有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最后还是街坊邻居接纳了我，让我到他们家过了个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给洪晃童年带来太多幼小心灵的磨难，才养成了她外表什么都浑不怜，内在又特别渴求亲情的个性。
  我妈妈的惊喜
  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十六岁之前有个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是最值得骄傲的事，而十六岁以后，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就成了最大的挑战。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我妈会说什么，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向我妈妈证明我没有给她丢脸，也花了二十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自己的路。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紧紧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子上。一会我爸爸溜进来，他已经被剃了y阳头，他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出去了。
  再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都去干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时候九岁，经常在家装病赖学。就是在我赖学的一个早上，我妈妈的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家，说：“起来吧，胖妞，你妈给你安排去住校学校学英文啦。”当时我妈还在湖北的五七干校，我觉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来就把我的学校给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后才知道，我妈妈是走后门把我塞进去的。那年招生没有东城区，也不招我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后一个惊喜是我c错班了，比别人都小一岁，跳了一年级。这样一来学校里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我在附校的时候，我妈妈被调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c场的大喇叭里面听见我妈妈的名字，总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在场的人名单里有她。这种广播越来越多，我的老师们开始对我越来越好，他们开始喜欢和我聊天，总免不了问一句：“你妈怎么样啦？”我为我妈感到无比的骄傲，自己也觉得不再是臭知识分子的孩子，而有点高干子弟的感觉。
  就在我还沉醉在当高干子弟的喜悦时候，我妈妈又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国。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外交部了。那时候我十六岁。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怨恨我妈妈，每次我刚开始熟悉一个环境，好日子刚开始，她就把我扔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我就要从头来起。
  而今天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妈妈那么狠心教育我，我绝对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度过后来的风风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我，而我妈妈最倒霉，她给我一个机会去培养独立的性格，后来就独立得不回家了。
  我妈妈至今还是能够永远给我惊喜。正当我认为她太怀旧，写的东西太多别人，太少自己，不够自我，她就在和陈鲁豫一个多钟头的采访里说：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紧接着又写了一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40岁了，看了我妈妈给我写的文章我特别感动，我又一次为我妈妈骄傲。
  妈妈说洪晃（上）
  大家都说妞妞（洪晃）和我不大像一对母女，因为我们俩都有点“没大没小”。我出书，洪晃对我的责任编辑说：“我妈的书，最好先交给我加点工。我给她加点糖、醋、胡椒面，就好看了。”她打电话来求我办事，我说：“你也有求我的时候，谈个条件吧！起码请我吃意大利餐，麻烦的事就请我乘一次地中海游船吧！”当然，结果是我的书从未让她“加工”，我帮了忙也没能乘地中海游船，意大利餐倒是有过几次。
  这一次，她要我为她的书写一篇文章，我得意地问她：“你就不怕我发泄积怨，在文章里骂你？”她说：“不怕！反正你不敢骂我‘王八蛋’，也不敢骂我娘。”她又赢了，我当然不敢！
  我和妞妞也许更像一对母女朋友。平时我很少见到她，她永远在忙！我不愿意让一个“老妈”成为她的羁绊。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牵挂，当然是我对她的牵挂更多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在彼此的身边。
  我和洪晃的“朋友”基础大概是“求同存异”吧。应当说，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有共同点。譬如说，她办的那两本刊物我就很喜欢，这反映了我们对生活情趣、时尚爱好的共同点。她的《世界都市》虽然面对的是年轻女性白领阶层，但是对于生活格调的欣赏和追求，我想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有时候，我把《世界都市》送给我的同龄人朋友，她们往往会说：“这是给年轻人看的，回去给我女儿。”我感叹中国的老年人（其实很多人在西方世界只认为是中年），包括众多知识界人士，大概直至今日都过早地把自己与社会时尚隔离，远离五光十色的时髦，进入一个色彩黯淡、情趣单调的世界，所以与《世界都市》这一类的时尚刊物就绝缘了。而我却感觉这类读物使我这个年龄层的女性更加贴近了现代生活，从心理上消除了年龄的距离。我有时在机场候机忘了带阅读的东西，就会随手从机场书摊上买一本杂志，而旅途中最适合的是这一类休闲时尚刊物。因为《世界都市》是洪晃办的，所以我就常常“爱屋及乌”，在众多类似的刊物中买一本《世界都市》。我很喜欢它的简洁、典雅及艳丽。
  后来，洪晃又出了一本小小的刊物《乐》。我特别喜欢。听她说《乐》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每当我邀朋友共餐，我常常会从《乐》上寻找适当的饭店。
  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妞妞所办刊物的经常读者。不过想当初，她初办刊物时，我却是持极为疑虑态度的。对于她十多年来不断变换工作和职业，我一直很为她担心，也不理解她的“随心所欲”。看看周围一些熟人的子女或是洪晃的与她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她）们都“事业有成”，不是跨国公司的中国总裁就是亚洲ceo，或是著名跨国律师行的律师。可是洪晃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德国大公司的中国总裁，拿着不菲的年薪，享受着优越的生活福利和工作环境，那时她还不到三十岁，真是“前途无量”！谁知她突然厌倦了这种高级打工仔的生活，毅然决然辞去职务，另辟自己的小径。她做过猎头人公司，又同朋友参股投资咨询公司至今。后来她又开始搞刊物，但是当“。”公司兴起时，她又同在美国的投资合伙人一起办起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网络公司。那时我好奇地去看看她的公司，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员工大约有三百多人，有一间大房间里隔成了八十多个小格子，一人一个电脑。我弄不懂他们都在干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对着一个电脑屏幕发愣。洪晃招募了一批网络精英，她谈起网络来，头头是道，好像她原来学的专业就是it。这一点，我真的挺服她的，洪晃学什么会什么，还很快。作为一个外行，她居然能领导一批网络精英，这不仅仅靠资金，她能很快进入并且适应一个崭新的领域。
  好景不长！“。”的泡沫到来时，洪晃当机立断，开始缩小规模，大批裁员。那些“精英”们又被她一个个辞退了。对于我这个终身服从组织分配，一生为党和国家服务的老干部看来，这实在几近残酷。我问她怎么好这样天天裁员，他（她）们找不到新的工作怎么办？她说我的观念太陈旧了，市场的竞争就是残酷的。网络公司收缩之后，洪晃专心致志办她的刊物。我又不满意，告诫她这刊物的事很难办。尤其在中国，这种事业涉及思想意识领域，弄不好要犯错误，惹麻烦。可是洪晃还是按着她的性子去做，眼看着她把《世界都市》做得越来越精彩。我开始下意识地帮她“查摊”。每到一处书摊，总要问问有没有《世界都市》，每到一个饭店，看看有没有《乐》。
  当然，正如我所料，办刊物的艰辛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年洪晃开始出现眼袋，也常显疲惫。毕竟我是当妈的，真的很心疼她，但又帮不上忙，只能弄点上等西洋参给她。她肯定没有把她办刊物吃的全部苦头告诉我。但有一次，她原来约定同我吃饭，却匆匆去了上海。后来知道她在上海的发行部被什么文化工商部门莫名其妙地抄了，刊物被没收了，理由都是虚构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行业中的争斗。我替她捏了一把汗，与此类似的事，大大小小，仅我听说就有过几次。洪晃居然都过来了。还有是她的广告。现在看她的刊物，颇为她的广告设计所吸引，而且那样多的世界著名品牌，都上了她的《世界都市》。我并不了解洪晃的全部辛苦，但从她的行踪，今日上海，明日广州，下一周香港……就可知她为这些广告所花费的精力与心血。
  洪晃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意料。今年初，我在上海与几位上海一家最大的知名刊物的社长、主编一起吃饭。其间，他们说“洪晃现在在出版界挺有名气的”，我很吃惊，问道：“你认识洪晃？她办的不过是一个时尚刊物，哪能同你们这样的相比，她怎么会出名？”主编认真地对我说：“真的，洪晃在我们这行业里挺有名的。她自己还写文章。刊物不在大小，看它的成功是很多方面的。洪晃现在是出版人，她把刊物办成现在这样，真的挺不容易的。”我回到北京，赶紧查《世界都市》，果然洪晃的名字是在“出版人”名下。平时，她总对我说：“别听别人瞎说。你女儿没多大出息，不过是个广告推销员，整天去求爷爷，告乃乃拉广告。”我当然不相信，但在当前铺天盖地、五花八门的刊物中，我也没有想到洪晃居然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已经跻身于出版行业之中，并占有一席之地了。
  妈妈说洪晃（下）
  我之所以不太了解她的成就，其原因之一是她轻易不大愿意把她的事业与我和她的关系相连。这大概是她从十二岁开始接受的美国教育的成果。早在她为德国公司工作时，她就向我抱怨说她在与中国同行谈判时，第一天一切正常，第二天中国同行不知从何得知她是“章含之的女儿”，于是一部分注意力就转而问她的妈现在如何。堂堂德国公司的中国ceo，老要回答关于她妈的问题，这使洪晃有点烦。我说好多人都觉得爹妈是名人，对自己有好处，你怎么这样？她说她不希望这种关系介入到她的工作中去。所以多年来，她的事业是完全独立的，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她的工作同行、合作伙伴，因而也很少知道她的成就。
  后来，我办公室的同事告诉我说网上关于洪晃的条款有一百多条之多。我又吃一惊，我说她有什么好值得上网的？据说有别人写她的，也有她自己写的文章。在别人写她的文章中，我读到过一篇，题目中给她冠的头衔是“名门痞女”。初看时，我很恼火。但看完全文，我又无法辩驳。洪晃出身名门不假，而她的“离经叛道”，非传统的生活道路也是确确实实的。至于她自己写的文章，我最欣赏的是她早期所写的美国经历“纽约空降红小兵”。那篇文章真的是很绝的。它以轻松调侃的语调描述了70年代初一批9—12岁的孩子们从一个清教徒式的文化大革命环境一夜之间被移植到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心态和经历。但是，后来洪晃写的一些文章虽然我不得不承认都有她的独特风格和灵气，但它们对我的传统观念冲击太大，什么“上一半、下一半”的，听上去就别扭，接受就很难了。但听说她的文章自有她的读者群。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洪晃从十二岁就在国外受教育，从来没有机会系统学过汉语，我想她看过的中国作品也不会太多，而她竟敢用汉语写文章，近来又要出书，似有进军作家行列之嫌。她的这种勇气大有向我这辈人挑战的意思。也许我们这一辈人也真的不能太低估了她这一代人的这种挑战！
  我同洪晃之间的“存异”其实是很实质的。这些“异”涵盖了我们的许多观念上的区别。尽管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爱好和相投情趣，但从观念上大概是很难融合的。我从未问过洪晃，但我相信她从没有耐心看完过我的文章。尽管我的《十年风雨情》曾经打动过许许多多的读者，但对于洪晃来说，这种“简·爱”式的自我牺牲的爱情观以及那种把自己一生都系于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是她所无法接受的。她生活在一个现实得多的感情世界中，不会像我这样为一种逝去的情感、一种虚幻的不复存在的精神伤感一生。我曾经为此烦恼，但现在我想这种差异是两个时代、两代人的差异，难以沟通，更不必去试图融合。
  自然，我们的人生观也颇为不同。她对我所经历的时代没有多少兴趣。对于我心中的恩恩怨怨，我所经历的坎坷和不公，她认为都应当抛之脑后，不值得去回顾。照她的话说，她们这一代人，谁还会在乎我们当年经历的那些政治y谋与斗争。人的价值靠自己来体现，谁愿说三道四，由他们自己去说。生活总是向前的，完全没有必要生活在过去。说实话，我很羡慕洪晃的这种我行我素的行为准则，只是我办不到。所以我写的文章，与她写的文章截然不同。我的文章里有太多让人透不过气的凝重的历史，有太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情感。它们总是带着一种凄美与伤感。而洪晃的文章却是超凡脱俗、嬉笑怒骂、调侃揶揄。我并不完全苟同她的原则，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应当完全摒弃那种刻骨铭心终身不忘的情感，即使这种情感会折磨一个人的一生。但同时，我也终于认识到我必须接纳洪晃和她这一代人。这使我感到一些轻松。毕竟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像我们一样背着那么沉重的十字架去生活。我也从洪晃看到我们这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所以我与洪晃之间的“异”就让它存在下去吧。它的产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我希望它的包容也是两个时代交汇的结合点。
  我在为我自己最近即将出版的集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写的代序中有这样一段结束语。我愿抄录于此，也将它用作这篇为洪晃写的文章的结尾：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历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我爸爸的魅力
  我没有让我爸爸写任何东西是因为他的眼睛不好，要开刀了。我很疼我爸爸，他像个长不大的大男孩。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