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辞职，不如我陪你一起辞职，咱们一并退归林下，过安生日子。这个总里做着里外不是人，我也没什么兴趣当下去。可是眼下，山东公然叛乱，我军首役不利，你这个时候辞职，不是助长叛军声势？折了我们自己的威风。就算你对我有意见，对菊翁，你总没意见吧？还是大哥对我军如此没有信心，担心鲁军他日追究？”
  汪士珍摇头道：“我对你和菊翁，都谈不到意见，对鲁军更不会担心。大家都是北洋旧人，谁对谁又有什么过不去的仇恨？但是，这个官我是不好再做了。我是直隶人，跟曹赵二人都是大同乡，自己也是督军团的首领，头上还顶着鲁奸的帽子。那些逃出京去的议员，也有不少人拿着我开的条子。陆军部已经不让我参与军事计划策划，我这个参谋长，除了每天假装上上班，拿拿干饷，还有什么用？这种虚官，我在前金做了很久，现在么……不想再做了。我虽然不是大富之家，但是生活不成问题，你总不能看着我这个老朋友饿死，正好让我落个清闲不好么？”
  段芝泉心知，这一准又是徐又铮惹出来的乱子。直鲁联省自制之后，就开始在正府里裁减河北、山东两省职员，改以安徽人充任。可问题是，京城因为地理原因，大量河北人在部门任职是不可免之事。
  仓促间的裁员，让正府的行政能力大为削弱，很多部门几近瘫痪。现在，不少部门里的职员，甚至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但是为了作战需要，这部分情况不好追究，搞到汪士珍头上，这就未免太难看。
  他连忙道：“大哥，这一定是下面的人，搞出了纰漏。小弟可从不曾怀疑过大哥什么，您这就回陆军部，小弟随后打电话过，我看看谁还敢不让大哥管事。”
  “不了，就算你让我管，我怕是也管不了。这种大仗，我哪有能力指挥，到时候出了纰漏，岂不是做实了鲁军探子的罪名？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正好把位子让出来，交给有能之人。再说，即使不说职权的事，就说舆论，我也扛不住了。”
  他指指外面“芝泉，胜负兵家常事，一两战的胜负，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是你应该多到外面走一走，听一听。现在京城的处境，你是知道的。商人罢市，学生霸课，工人霸工。整个京城市面几近瘫痪，就算铁珊用军队维持秩序，也无非是让那些人不敢上街，可是没办法让市面繁荣起来。京城首善之地，向来是纸醉金迷的销金窟，可现在到好，萧条到什么地步了？粮行米价一日三涨，中卡合作银行发行的钞票，每天都在贬值。我的家里，也接到不少父老的请愿书，希望我能发挥作用，制止内战。我自知没这么大的本事，只好不做官。芝泉，听我一句劝，你的名声向来不差，可千万不要做第二个袁慰亭。二十一条，金佛郎案，皆为丧权辱国之举，我辈且不可妄为……”
  段芝泉被说的脸阵阵发烫，心里也在百感交集。随着吴自新的指认，这几件事已经不可能靠混赖来蒙混过关。扶桑的二十一条可以效法山东的普鲁士贷款，事成之后不予认可。可是金佛郎贷款事件已成定局，固然皖系获得了大笔资金，可是国家损失更大。事情闹大之后，即使本系统内，也有人多生不满。查封共、交两行，更让自己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上。
  事实上，山东并不怎么干净，可是老百姓评判是非的标准，更多是基于自身得失，而非公义。正元如何转移两行资产，从两行身上吸取血肉，对于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
  普通百姓关心的，只是自己在两行的存款能否保证，两行发行的钞票，又是否能在经济领域流通。自己是否可以继续使用便宜好用的鲁货，以及买到山东提供的粮食。至于谁在两行做了什么，鲁货行销，于民生的影响，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从鲁票兑共交票开始，山东在保证利益同时，也在百姓中间获取了极好的名声。现在，这种播种到了丰收的时候。
  与山东相比，正府的公信力反倒大不如山东。倒是正府方面，不管是查抄山东资产，还是废止鲁票，都受到了来自民间以及正界的阻力。共合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正府又一向控制力不强，导致真想推行一个政策下去，实际也不容易。
  中卡合作银行虽然也在发行钞票，可是不管是信用还是能力，都不足以对抗共交两大行，王叔鲁号称高才生，可是才能这种事，确实存在高下之分。即使以段芝泉的能力，也看的出，王与陈冷荷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前线需要资金，可是其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多发钞票一条，这与洪宪时代，滥发共交票给前线发军饷如出一辙。
  饮鸩止渴。可以想象，这样搞下去，中卡银行发的票子，很快就会被百姓弃用。而为了对直鲁联军作战发行的统一公债，以山东的资产作为抵押，本以为可以成为抢手货。不想甫一发行，即遭冷遇，财经金融界人士无人问津，除了强行摊派以外，竟是卖不出去一毛钱的公债。
  作为前金时代的官僚，段芝泉对于舆论战并不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不管说的天花乱坠，最后都是要靠实力来决定胜负。可是，在舆论战处于劣势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千夫所指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
  国会已经名存实亡，安福俱乐部的成员，不少人已经公开反水，声明与安福系划清界限，不再出席国会。国会开会，连法定人数都凑不齐，会议根本开不成。国会瘫痪的结局，就是总里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议员投票成为摆设，一切事务，都由总里做主。可是，一手缔造共合的功臣，现在成了国会里的读裁者，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解决山东，一统天下，最终的目的，还是把共合建设的像一个强国。可是从当下处境看来，事情的走向，与他的想法正好相反。共合与直鲁联军开战，固然胜负未可定论，但是京城的霸工罢市，已经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
  京城的粪工、铁路工人以及工商业工人的霸工，让一座城市的功能彻底瘫痪。总里府的下水道都因为缺乏维护而堵塞，内阁首揆的住宅，一样被排泄物的臭气，熏的人直欲作呕。新鲜蔬菜水果，越来越难购买，京城物价腾贵，首善之地，盗贼横行，民间的不满情绪日增，老百姓对于这场正义的战争，似乎并不支持。
  由于资金优先划归军用，正府职员的薪水要么拖欠，要么是以统一公债代抵。这又导致正府工作人员的不满情绪极大，差点闹了几次正府霸工。安福俱乐部内，笙歌暂停，俱乐部的一切设施，都用来招待边防军将领。即使安福系里，依旧效忠于段的阁员，也有很多不满声音。
  他们中不少人在四恒或是共交两行有大笔存款，查封调查一天不停，他们的存款就取不出。加上乡党或是家族的关系，这些人从没停止过向段芝泉说项，希望他解除封锁令，停止对几个银行的调查。
  事实上，现在想查，也不大好查。共交两行转移资产的案子，已经牵扯到皖系中几位要人身上。他们显然在这些交易中收了好处，并推波助澜，给这些行为提供了便利。如果再查下去，就要变成自己查自己。
  京城里的乱局，表面上是学生、工人自发，实际上，能把局面闹这么大，背后自有大佬指使护法。而这些幕后主使者，甚至有一些，是安福系的要员。
  大家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不想打。
  不光是老百姓不想打，安福系内，同样有大批和平论持有者。虽然因为惧怕徐又铮，他们不敢把这些话明着说出来，但是偶尔透露出的意思，也把自己的心思说的很明白。
  查抄山东产业的命令，只在京城得到执行，即使在段芝泉的老家安徽，这条政令都没实施下去。山东如同一棵大树，根须与地方势力盘绕交织在一处，想要动它们，就要带起无数泥土，这个代价太大了。
  汪士珍道：“芝泉，你是个聪明人，很多话不用我说，你自己心有数。我们不考虑战场胜负，只说京城，国会里安徽籍议员，一样在对鲁宣战案上投反对票，人心向背，不言而明。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覆水，也未必难收。只要当下决断，或许还可挽回。”
  段芝泉当然明白，对方话中之意，是要自己舍弃徐又铮，换取山东的谅解。只要两下和解，不管是经济的压力，还是民怨，都可以平息。但是……想到现在兵力的对比，战场的局势，谁又能在一把好牌的时候，主动认输？
  经济的问题，可以靠军事手段解决。只要打赢直鲁联军，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深吸一口气道：“大哥，我也知道，百姓对和山东开战有抵触情绪。但是，这枚毒瘤不除，咱们的国家就不成样子。各省的经济，都被山东搞的疲惫不堪，我们不打掉这个源头，国家又怎么可能发展？你相信我，只要九十六个小时，我们就能占领保定，三个月时间，我们就能解决山东问题。只要三个月，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一切都会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