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建成不久上海郊区常见的高门楼宅院，院中移种了几株海棠，正堂上，几人闲坐品茗。隔着半敞的朱漆大门，青砖砌成的院墙之外却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烟田，陈益如的家就在这里。
  “此心安处即吾家，瞥眼前尘雾里花。剩得相知人几个？淡芭菰酽压新茶。”林铄看到如此景致，脑中浮现的诗句随口而出。
  “哈哈，这烟草本乃俗物，可经安华口中这么一说，却是别有景致！”王寿昌放下手中茶杯，不由赞赏道。林铄倒是脸上一红，心想只好对不起老朱了，谁让他老人家如今才四、五岁，还作不出这诗来，自己只能抄袭。
  王寿昌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陈益如都是船政第三批的旅欧留学生，此番从汉阳机器局缷任，却被林铄招揽到沪东造船厂出任机器动力厂总办，听说陈益如就住附近，还没上工即拉着林铄等人前来拜访。
  林铄此次找到陈益如，是与其商量商务印书馆准备编辑一套新式教科书一事。
  在后世鼎鼎大名的商务印书馆，此时还是一家小型的印刷工厂，由于总经理夏瑞芳眼光独到，其出版的以印度英语教材改编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系列外语教材畅销一时，从而渐有名气。
  1902年，商务印书馆扩大规模，成立股份公司，林铄经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局的张元济介绍，出资四万元，占总股本百分之四十，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大股东。前不久印书馆再次增资10万元，建立印刷厂、编译所和发行所，引进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机械。
  此时，朝廷已经决定要废除科举，要求各地开办新式学堂，但朝廷方面却没有出面主持编撰新式教科书，于是商务印书馆决定自行编辑全套适合小学堂使用的《新式教科书》。
  由于毫无经验，夏瑞芳聘请了两名日本专家，但林铄建议应当博采众家之长，由编译局翻译英、法、德、美、日等国小学教科书，取各国教材之优秀篇章，将新教材分为国文、算数、自然、地理、音乐、美术、历史等科分类出版，内容由浅入深。他这一设想得到包括两位日本专家在内大多数同仁的认同。
  由于陈寿彭在英、法等国多年，林铄就借与王寿昌同来之机想请其去编译局主持英、法文的教科书编译工作。
  陈益如听完林铄的介绍后面露难色，“这编译教材之事，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否则误人子弟，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此事非通晓中西学识者才能尽善，益如自知在西方所居日短，若是我兄长或能担之。”
  “哦，令兄是哪一个？”林铄问道。
  “家兄名敬如，与魏瀚、陈兆翱、刘步蟾林泰增五人原来是船政第一期往欧洲的留学生。家兄学成后一直在驻欧使馆出任参赞有十几年有余，后来因李中堂之事与洋人惹上官司，这才被罢职回国，如今却闲住在上海。”陈益如说道。
  “是不是出任过台湾民z主国外务衙门督办的陈敬如先生，我原来刚内渡时在厦门随伯父见过他的，当初曾帮过林家的大忙。”林铄听后说道。
  “正是，我倒忘了安华也是从台湾回来。”陈益如也笑道。
  “如此正好，我们一起去请敬如先生！”
  “家兄现在倒是没什么事，不过如今却有一件麻烦事缠着，得先解决这事他才能抽出身来。”
  “什么麻烦？”
  “安华可知道贵州的青溪铁矿？”
  “我倒还真去看过，不过那个地方交通实在不便，不适宜如今就开铁厂。”林铄点点头说道。
  “安华果真眼光不一般，但当时贵州办铁矿时，潘藯如却没这样的眼光，只想着怎样快些开矿办厂，改变贵州地脊民贫的状况，见青溪一带有煤有铁，便立志要办起一座史无前例的大厂出来。不料千辛万苦办起的铁厂刚刚投产便困难重重，最主要一点就是运输不便。潘巡抚虽然几经努力，但铁厂还是终于破产，其弟因办厂之事积劳而逝。潘巡抚自感愧疚，因办铁厂前后亏损三十多万白银，又觉着无颜面对黔省数百万绅商百姓，却是含恨自尽，一腔热血终究换回一场悲剧。”陈益如略微停顿，继续说道：“家兄当时受铁厂所托，从中牵线从瑞记洋行借过一笔洋款，后因青溪铁厂倒闭，遂与洋行经理戴玛德一起去黔省清理欠款，不料这中间又做出一件糊涂事。原来两人去贵州清理账目期间，从湘省矿务局欧阳和朱姓委员手上替瑞记洋行购买到水口山和新宁之锡矿，这事在国外属常见，但却为国内不容。结果有人告发，湘省矿务局两委员受巡抚申斥，愿赴沪上具结毁约。不想家兄却串通洋人与其争讼，虽然他想借洋款做一番事，但如此不谙国情，如何能成?”
  说罢，陈益如不禁摇头叹息。
  林铄听罢笑道：“若是瑞记洋行和戴玛德，此事却容易，我正托瑞记洋行代办数百万马克的设备，此时瑞记洋行的阿诺德兄弟正有求于我。”
  陈益如一听大喜，遂与夫人一同随林铄乘马车前往法租界陈敬如家中。
  林铄没想到陈敬如也住在恒丰路的一处庭院，离自己家不远，不过由于自己常年在外奔波，却很少回租界内林家花园，所以根本没有见过。
  陈敬如刚刚五十出头，面色白净，留着漂亮的胡须，看得出年青时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他的夫人爱玛依却是个地道的法国美人，不过却穿着一身满洲袍服，显得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陈益如先将林铄的来意对其说了一遍，敬如听说林铄是雾峰林家的人不由多看了他几眼，然后提了一些当年在台湾的旧事。
  话归正传，陈敬如说道：“林公子愿从戴玛德手中接手采矿权自是再好不过，我只不过痛恨国人不讲信誉，随意撕毁合同，害得我名声受累。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而已，所以才要替洋人打这官司。”
  林铄只觉得好笑，这陈敬如也好歹在官场上混迹多年，却依然如此天真，可能是在西方呆得久了，思维方式都有些象西方，难怪在国内不受待见。
  陈益如和王寿昌又在一旁劝解一番，陈敬如这才答应劝说戴玛德将手中湘黔两省十几座矿山的开采权转让给林铄。这方面困难倒不算大，林铄有的是办法让瑞记洋行的老板阿诺德兄弟将手中的这些采矿权交出来。
  随后林铄将话题转到编译最新的西方教材一事，陈敬如倒是很爽快地应承下来。
  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见引起民愤的洋行愿将矿手中矿山转给汉阳铁厂开办，正是求之不得，指示商务局尽快发给执照，了结纠纷。
  林铄很顺利地拿到了包括水口山、锡矿山等在内十几座矿山的开采权和湘省的探矿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号称“战争金属”的锡矿山锑矿。
  湖南矿务局于1895年由时任巡抚的陈宝箴创立，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自1896年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于正赶上1898年的经济危机，国际市场上金属价格下跌，湘省的矿业招股困难，营业不佳，各矿山处于停顿状态。
  林铄找到了经营板溪锑矿的梁焕奎，这位民初时的“湖南财神”如今也举步维艰，勉力维持着久通公司的生产。这也是中国民族工业起步时的真实情况，由于资金少、规模不大和分散经营，造成技术力量薄弱，加之又缺少国家的扶持，大部分的矿产资源最终都沦落到洋商手中。
  林铄提出由他出资二十万两入股，占板溪锑矿四成的股份，但公司仍由梁焕奎打理，自己并不干涉其经营。，林铄相信梁焕奎的能力，所以提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梁焕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林铄投资工厂、矿产，一般并不参与经营，顶多偶尔提点建议，其实国内并非缺少经商的人才，而是缺少扶持与合作，现在自己所做的只是帮其渡过难关而已。只要迈过最初的一道坎，大部分企业就会走入正常的发展渠道。
  一个人能有多大精力，所以他很少管具体的事务，他的投资是让更多的人参与经营，而不是将别人排挤出去。
  这反而让林铄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他不会象别人似的侵占小股东的权益。
  所以梁焕奎很快就答应与林铄合作，一同开发湖南的矿产，并将新公司取名为华昌矿产公司，这个民初时很著名的矿产公司提前了五年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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