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自我所受的局限逐渐消除，最后他便治愈了。这样对吗？“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又一次看到人们能够有机会指责我把一个不是医生的人变成了分析者。你已经完全令人满意地掌握了这种疗法。
  “我只不过是把从你那儿听到的重复了一遍罢了——就好像这是我牢牢记住的东西似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想象我应该怎么做，而且我也根本闹不懂这样一项工作为什么竟要每天进行一小时并持续那么多月。
  说到底，平常的人一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而且童年时期所压抑的内容很可能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如果要真正从事分析，你还得学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
  譬如说：你根本不会发现从患者对你讲的话中推导出他已遗忘的经历和他所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对你说的一些话起初你听了也和他本人一样不知所云。你不得不打定主意用一种相当特殊的方法去看待他遵循规则传送给你的那些材料——仿佛那是矿石，必须用一种特殊的工序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的含量。
  你还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很可能从好几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极少你所寻找的宝贵材料。这可以算是我们解释分析治疗持续较久这一特征的第一个原因。
  “可是怎样对这些原材料进行提炼呢？”
  你可以假设患者的述说和联想只不过是你所寻找的材料的变形物——也可以说是一些暗示，你必须猜出其隐藏着的含义。
  总而言之，这种材料，无论其实际内容是记忆、联想还是梦，都必须首先得到解析。由于你具有专门的知识，你在听的过程中就会在头脑中形成种种预料，从这点来看，你当然会对这些材料进行解析的。
  “‘解析！‘多么令人讨厌的词！
  听起来就叫人不喜欢；它使我完全丧失了确凿性。
  要是一切都取决于我的解析，谁能保证我的解析正确无误呢？
  这样看来，终究还是一切都听凭我随心所欲。“
  且慢！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糟糕。你为什么偏偏要把你自己的精神活动从你在别人的精神活动中发现的法则中排除出去呢？
  当你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并且掌握了某些能自由支配的知识时，你的解析就会脱离你的个人特性而击中要害。我并不是说分析者的个性在他的这一部分任务中是无关紧要的。一种善于听出无意识的和被压抑的内容的敏锐力——这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具备的——显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而且这里我们首先还得要求分析者恪守职责，通过对自己的深入分析而使自己能够不怀任何偏见地接受分析的材料。诚然，还有一个现象也不能忽视，亦即相当于天文观察中的“人差”的那种现象。这个人因素在精神分析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将起到更大的作用。一个不正常的人完全可能成为一名严谨的物理学家；但是作为一位分析者，他就会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无法看清未经扭曲的精神生活图景。既然谁都不可能向别人论证自己的不正常，因此要在深度心理学的问题上达到完全一致是格外困难的。
  事实上，有些心理学家还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认为每一个傻瓜都拥有同等的权利，把他的愚蠢当作智慧表现出来。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更为乐观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经验已告诉我们，即使在心理学领域也是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去克服。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析技术中也有许多像其他任何研究材料一样可以学会的东西，例如那种通过象征间接表现的独特方法，等等。
  “行了，我再也没有从事分析治疗的任何欲望了，连做梦都不想干这种事。谁能说得准我还会遇到别的什么意料不到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念头是完全正确的。
  你已看到，做这项工作还需要多少训练和实践啊。
  等你作出了正确的解析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你的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向患者传达你的解析内容，否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怎样才能总是看准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它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趋于完善。如果你一作出解析立刻就往患者的脑袋里塞——也许是为了缩短分析过程——你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你就会促使患者表现出抵抗、拒绝和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掌握被压抑的材料。
  正确的做法是：等到患者已经非常接近被压抑的材料，只需要在你所提供的解析引导下再跨出几步就能大功告成时，才让你的解析发挥作用。
  “我想我是永远学不会这项工作的。不过，假如我在解析过程中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呢？”
  然后你就注定了会发现一些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例如，你受了患者的蒙骗；你根本不能指望得到他的配合和依从；他会尽其能事地在你们的合作道路上随时设置种种困难——总之，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真的，这可是你到现在为止对我说的最荒唐的事。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话。
  患者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如此伤心地诉说他的痛苦，为了治疗而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可你竟说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不用说，你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冷静一下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真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无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部分真理。
  患者想要治愈，但他又不想治愈。
  他的自我已失去协调，正因如此，他的意志也已失去协调。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是神经症患者了。
  “‘倘若我明智，我当不是退尔！‘“　1
  压抑内容的衍生物闯入了自我，并在那儿安顿下来。
  自我对这些衍生物正如曾经对实际压抑的内容一样无法驾驭，而且一般说来对它们一无所知。
  这些患者确实具有奇特的性质，他们造成了我们还不惯应付的困难。我们的所有社会机构都是为那些具有协调、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而这种自我是可以按好与坏来分类的，它不是完成自己的职能，就是被一种强大的影响完全征服。因此从法律上就可以分为：负责与不负责。
  这些区别全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把社会要求运用于他们的心理条件是有困难的。这在上次大战期间有过大量的实际经验。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
  1指席勒《威廉。退尔》中的主人公退尔。——译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们当作装病逃差者对待，使他们在疾病中不得安宁，他们就会恢复健康；要是在他们表面好转之后立刻送回军队，他们便会马上又重新遁入疾病。
  对这种人是无计可施的。
  不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诉说自己的病痛，但又竭尽全力发掘自己的疾病；要是有人试图把疾病从他们身上夺走，他们就会像传说中的母狮子保护小狮子一样全力保护自己的疾病。
  然而，因为这种矛盾而指责他们却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难道最好的办法不是根本不给这种难对付的人作任何治疗，随他们去吗？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有什么价值。”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情况与其反抗倒不如认可，这无疑是人们更愿意采取的态度。
  我们所治疗的患者并非全都值得费这样的周折予以分析，这可能也是对的。但是这些患者中也有一些十分宝贵的人物。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使尽可能少的人带着这样的有缺陷的精神装备进入文明生活。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积累大量经验，学会许多知识。每一次分析都可能给人以教益，都可能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是远远超过个别患者的个人价值的。
  “可是，如果在患者的自我中形成了一种受本人意志控制的想要保存疾病的冲动，这也必须有其原因和动机，而且必然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的正当。
  不过，要搞清人们为什么竟会希望患病，或者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看是不可能的。“
  哦，这可不是那么难搞清的。你看看那些战争神经症患者，他们正是因为有病而不必服役。在平民生活中，疾病可以作遮掩职业上或与别人竞争时的无能的屏障；而在家庭中，疾病又可以充当牺牲家里其他成员并迫他们对自己表示爱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我们可以用“患病的利益”这个说法来予以归纳。
  然而奇怪的是，患者——亦即他的自我——对这一切互相关联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所牵涉的行动竟是一无所知。
  于是，人们总是迫使自我认识到这些趋势，以此来消除其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不肯放弃疾病的动机，埋藏得更深，不那么容易对付。不过要理解这些，必须重新对心理学理论进行一番探讨。
  “请讲下去。现在讲一点理论已经问题不大了。”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时，有一部分关于精神器官的重要理论我没有讲。
  我们不得不设想，在自我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媒介被区分出来了，我们把它命名为“超我”。
  这个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看特别的位置。
  它属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心理组织的一部分，但是它与本我又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其实它是本我最初的对象精神注入（obaject－cathexes）的沉淀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继承者1。这个超我能正视自我，并把它当作对象看待，而且常常对它非常严厉。自我与超我应该像它与本我一样和睦相处，这是很重要的。自我与超我的疏离能对精神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你也
  1源自本我的精神能量释放（注入）到本我最初的外界对象（即父母身上）之后，便转化为自居作用；这样，其对象便被引入自我，并在那儿形成超我。
  许已经猜到了超我就是我们称作良心的那种现象的媒介。精神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取决于它失去足够的人情味。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正是这一条件，因为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经历过正确的转换历程。
  他们的超我仍然正视着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正视着孩子一样；他们的道德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亦即自我主动让自己遭受超我的惩罚。
  疾病被用作这种“自我惩罚”的工具，因而神经症患者必须表现得好像受到一种负罪感的支配一样，而这种负罪感为了得到满足就需要受疾病的惩罚。
  “这听起来实在太玄虚了，最奇怪的是，甚至连患者的良心这一强大的力量似乎也停留在他的意识之外。”
  不错，我们还只是刚开始懂得所有这些重要现象的意义。
  也正因如此，我的描述注定了会这么含糊不清。
  但是现在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了。我们把所有阻止患者痊愈的力量称作患者的“抵抗”。
  所谓患病的利益就是这样的抵抗之一。
  “无意识负罪感”代表着超我的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力量。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的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出于恐惧而建立起一种压抑，那么这种恐惧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材料时仍会继续起作用，并表现为抵抗。最后，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如果几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行进的本能活动过程突然被引上一条刚刚为它开辟的新道路，那就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困难。这也许可以称作本我的抵抗。我们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与此相比，解析任务就算不得什么了。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正是由于这些抵抗的征服，患者的自我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大得到增强，因此我们在治疗结束时可以对他将来的行为寄予乐观的期望。
  另一方面，现在你也该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治疗时间了。决定因素并不在于发展道路的漫长和分析材料的丰富。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条道路是否顺畅。
  一支部队可能会在一个和平时期每隔一、两小时就驶过一列火车的地区被整整堵上几个星期——假如这支部队必须冲破敌军设在这里的抵抗的话。精神生活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花费时间。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迄今为止，任何试图加快分析治疗速度的努力都明显是以失败告终的。缩短时间的最好办法似乎是依照规则循序渐进。
  “如果我哪天产生了亲手试一试对别人进行分析的意愿的话，你告诉我的这些关于抵抗的话，肯定会把我的这个意愿治好。不过你自己到头来还是承认的那种特殊的个人影响究竟怎样呢？难道这种影响不能对患者的抵抗起到任何阻挡作用吗？”
  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太好了。这种个人影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这是我们引入分析情境的新的因素，通过它我们可以使分析流畅地进行。我们的解释中的知识内容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因为患者分享着对他周围的生活天地的种种偏见，不免和我们的科学界评论家们一样不相信我们。一个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在分析中予以配合，是因为他相信分析者，他之所以相信分析者，是因为他对分析者的形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充满感情的态度。
  孩子也是这样，只相信他们所依恋的人。
  前面我已经对你讲过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一特别大的“暗示”影响的。不是为了抑制症状——这就是分析疗法与其他人精神疗法的区别所在——而是作为诱导患者克服其抵抗的动力。
  “哦，要是这一点成功的话，是不是接下去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了？”
  是的，应该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还会出现一个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分析者最感惊讶的也许是发现患者主动与他建立的情感关系是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的，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那位医生——不是我本人——遇到了这种现象，但不知道如何对待。
  因为简单说来，这种情感关系具有恋爱的性质。
  这很奇怪，不是吗，尤其是如果你考虑到分析者根本没有挑动这种情感，反倒是竭力与患者保持距离，从不让自己感情冲动——如果你还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根本不顾及其他任何真正有利的条件，以及个人魅力的各个方面，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等，你就会更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爱恋是完全强迫性的。这并不是说自发的爱恋之情不能有这种特点。你也一定知道，事实往往与之相反。但是在分析情境中，这一特点完全有规律地出现，对此无法作出任何理性的解释。
  人们不免会认为，患者与分析者的关系所必需的只不过是一定程度的尊敬、信任、感激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罢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关系中还有这样的爱恋之情。这本身就使人感到是一种病态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对于你的分析目的是有利的。
  要是一个人产生了爱恋之情，他就会表现得顺从，他就会为了对方做出一切牺牲，承担一切义务。“
  是的，一开始确实是有利的，但是一旦这种爱恋之情变得更深，它的整个本质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同分析任务格格不入的。
  患者的爱恋之情并不满足于顺从；它会提出种种要求，需要得到感情上和感官上的满足；它要求独占对方的身心，产生妒忌，还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相反的一面——要是达不到目的就会随时产生敌意和报复的愿望。同时，就像任何爱恋一样，它会驱除其他任何精神材料；它会扼杀对治疗与痊愈的一切兴趣，简而言之，它无疑已经取代了神经症，我们的治疗工作也无疑造成了以一种疾病形式驱走另一种疾病形式的结果。
  “这听起来真的叫人感到失望！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呢？不然分析治疗就不得不放弃了，不过，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在每一次分析中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分析了。“
  我们起初总是利用这一情境以便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能帮助我们掌握这种情境。我们成功地把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转换成一种病态爱恋的状态，这难道不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这一经验必然不可动摇地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一部分不正常的性生活构成了神经症的基础，这一发现使我们再次有了坚实的立足点，能够大胆地把这种爱恋本身当作分析的对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一种情况，作为分析对象的爱恋并不是在每一个实例中都表现得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清楚，那样暴露。为什么呢？
  我们很快就能搞清楚的。患者的爱恋中纯感官的、敌视性方面越是想表现自己，患者对它们的反抗就越强烈。
  他就在我们的眼前同它们进行斗争，试图把它们压抑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真相。患者是在以爱上分析者的形式重复他曾经经历过的精神体验；他是把他头脑中现存的并与他的神经症关系密切的精神态度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他还在我们的眼前重复他生活中被遗忘的那一阶段的全部历史。
  因此，他真正向我们展示的是他个人生活历史的核心部分：他是在明确而又主动地再现这一内容，仿佛此时此地正在发生，而不是他在回忆。
  这样一来，移情的谜就解开了，分析工作就能继续进行下去——在本来似乎是对分析工作的一大威胁的这种新局面的帮助下。
  “这真是太巧妙了。
  可是患者真的这么容易相信自己并不是爱上了什么人，而只是被迫重演一出旧戏吗？“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一条件了。c纵“移情”
  的全部技术就在于导致移情产生。
  正如你所见到的那样，分析治疗技术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最大极限。在这儿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试图以抑制或忽视移情的方法来躲避困难将是愚蠢的，因为在治疗中所做的其他任何事都不值得被称作分析。每当患者的移情神经症的种种麻烦一出现就把他打发走，也是同样没有道理的，而且还是怯懦的表现。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念咒招来了鬼怪，等它们一露面又连忙逃之夭夭一样。
  诚然，有时除了避而远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有些病例中，我们无法驾驭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移情，因此分析只好中断。但是我们至少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同这些邪恶的精灵进行一番搏斗。
  屈服于移情的要求，去满足患者情感上和感官上的欲望，不但受到道德观念的正当禁止，而且也完全不能充当达到分析目的的技术方法。要想通过使神经症患者能够不加修正地再现他头脑中现成的无意识铅版的方法治好神经症患者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们想要同他达成妥协，向他提供部分的满足，以换取他在分析中的继续合作，我们就必须提防不要陷入那种可笑的境地，就像让一个牧师去说服一个病人信奉他的教义那样。结果，病人对他的说教无动于衷，而这位牧师最终必然只好放弃努力。解决移情情境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情感追溯到患者的以往经历，或者是像亲身经历的那样，或者是像他通过想象力中的愿望满足行为所描绘的那样。这就要求分析者具有高超的技术，极大的耐心，并保持头脑冷静，善于自我克制。
  “你认为神经症患者是在哪儿体验到这种移情爱恋的原型的？”
  在童年时代，一般都是通过同父母中一方的关系体验到的。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把这种最早期的情感纽带看得多么重要。所以走到这一步。整个分析过程也就到头了。
  “你终于讲完了吗？
  我对你所讲的这些还有一点糊涂。
  我只想再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从事分析工作所必需的技术怎样以及从哪儿才能学到？“
  目前有两个教授精神分析学的机构。
  一个在柏林，是由那儿的精神分析学会会员迈克斯。埃廷根医生创建的。另一个是由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用自己的资金、作出相当大的牺牲创办起来的。这两个机构的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同这一年轻的事业所存在的许多困难相比，还是相当有限的。
  眼下伦敦的精神分析学会正在那儿开办第三个训练机构。由欧内斯特。琼斯医生负责。
  在这些机构中，接受训练的学员自己也要充当分析的对象，还要接受理论指导，听教师讲授一切对他们起到重要作用的课题，当他们获准初次尝试对一些比较轻微的病例进行分析时，他们能得到资历更老、经验更丰富的分析者的直接指导。
  这一训练大约需要两年时间。
  当然，结束这段训练时间之后的学员也还只能算是一名新手，还不能充当老师傅。
  接下去所需要的经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必须通过精神分析学会中青年会员与老年会员之间的交流思想而获得。分析活动的准备工作也决不是如此容易，如此简单的。
  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
  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通过了这门教程，只要他已经分析过自己，只要他掌握了今天所能教授的关于无意识心理学的一切知识，只要他熟谙关于性生活的这门科学，只要他学会了复杂而又精细的精神分析技术、释梦技术、征服抵抗和c纵移情的技术——只要他具备这一切素质能力，他就再也不是精神分析领域中的一个外行。
  他可以对神经性疾病进行治疗，而且总有一天能够在这一领域获得这种疗法所能提供的一切成果。
  六
  “你已经费了很大功夫给我讲解精神分析的性质，以及成功地从事分析工作所必需的知识。这太好了。听你讲解是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害处的，但是我还不知道你希望自己的解释能对我的判断力产生什么影响。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毫无异常之处。
  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分析是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特殊的方法——是医学的一个专门分支。一个选定医学的某一专门分支作为主攻方向的医生，不满足于在学校为获得文凭而接受的教育，这在其他情况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如果他打算在一个较大的城市开业行医，以便仅靠这一途径就足以维持生计的话。任何一个想要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会设法在一个外科诊所工作几年，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也都一样——且不说精神病医生，他们也许始终不能脱离公立医疗机构或疗养院。
  所以精神分析领域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任何一个决定从事这一新的医学专门分支的人在完成学习之后，总会愿意在某一所学院继续接受你所说的那两年训练的——如果真的需要那么多时间的话。
  他后来也会意识到，与精神分析圈子里的同行们保持联系是对他大有裨益的，因此一切都将顺利进展。我搞不懂这里有什么必要探讨外行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如果真正能够像你代表他许诺的那样做，那当然谁都会欢迎他的。在我看作弟子的那些人当中有五分之四都是不折不扣的医生。但是请允许我向你指出医生与分析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发展的，而且还会怎样继续发展。
  医生并没有独占分析专利的历史依据。
  相反，直到最近为止他们始终是以一切可能损害分析的手段——从最浅薄的嘲弄到最恶毒的中伤——来对待它的。你完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回答说这已经属于过去，不见得会影响将来。我同意，但是我所看到的将来恐怕同你预见的并不一致。
  请允许我改变“庸医”这个词的法定意义，而赋予它应有的意义。
  根据法律，庸医就是没有证明他是医生的正式文凭而给患者治病的人。
  我倒愿意提出另一个定义：庸医就是没有从事治疗工作所必须的知识与能力而给患者治病的人。以这个定义为立足点，我冒昧提出这样一个见解：在分析领域构成庸医主力军的就是医生——这一情况不仅限于欧洲国家。他们常常是没有学过也没有理解分析疗法就从事分析治疗工作。
  你一定会反驳说，这样做从良心上说不过去，你没法相信一个医生竟能这样做，不管怎么说，一个医生毕竟懂得医学文凭并不等于许可证1。患者也决不是违法者，我们时刻都应相信医生总是真心诚意想要治好患者的病，即使他也可能犯错误——但是你这样反驳是没用的。
  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希望他们确实像你所认为的那样。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一个医生是怎么可能在精神分析中采用一种他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会小心避免的方法的。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一个医生在医学院所接受的训练同他后来从事精神分析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是多少相对立的。他的注意力被引到了有关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方面的各种可以客观地考察清楚的事实上，而医疗的成功正是取决于这些事实的正确鉴别和合理影响的。他对人生问题的考虑完全局限于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范围，亦即通过那些在无生命本质中也能观察到的力量所起作用来解释的内容。生命现象的精神方面引不起他的兴趣；医学并不涉及对更高智力功能的研究，这种研究属于另一学科的任务。
  只有精神病学可以处理精神功能的紊乱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以什么方式、抱着什么目的来处理这一问题的。它是要寻找精神疾病的r体成
  1即并不等于给他私人开业的执照。
  因，并像对待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它们。
  精神病学这样做并无不当，医学教育显然也非常出色。
  如果有人把它说成片面，他就必须首先找到他据以指责这一特征的立足点。
  每一门科学本身都是片面的。
  它们必须如此，因为它们都把自己局限于特定的课题、特定的观点和特定的方法。抬高某一门科学以贬低另一门科学，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根本不愿这样做。归根到底，物理学不能抹杀化学的价值，它既不能取代化学，又不能被化学所取代。
  精神分析学作为研究无意识心理的科学。
  无疑是特别片面的。
  因此，我们不能对医学科学拥有的片面权利表示异议。
  如果要从科学的医学理论转到实用的治疗方法，我们只需要找到我们所寻找的立足点就行了、一个病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他会使我们想到，即使是那么难以把握的精神现象也是不应该从生活的图景中抹掉的。
  确实，神经症患者是复杂得令人失望的人，无论是治疗学还是法学和兵役制都是一样，对他们无可奈何。
  但是他们还是存在，需要医学对他们特别的关心。
  然而医学教育对于理解和治疗他们却是置之不理，完全置之不理。从我们区别为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来看，我们可以指望有一天从有机生物学和化学通向神经症领域的知识道路能畅通无阻——更希望它们能互相产生影响。
  这一天似乎仍然很遥远，目前我们从医学的途径还无法触及这种疾病的真相。
  倘若医学教育仅仅是本能在神经症领域给医生们指出方向，那倒还可以容忍。可是它所做的不仅仅是如此而已，它还给医生们灌输了一种虚假的、有害的态度。
  对于生命的心理因素没有产生兴趣的医生往往容易低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并把它们斥之为非科学的现象。
  正因如此，他们就不能真正严肃地看待同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的任何现象，从而也认识不到他们在这方面应尽的职责。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外行一样陷入了对心理研究缺乏重视的境地，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任务简单化了。——毫无疑问，既然神经症患者也是病人，也来向医生求医，他们当然必须得到治疗。
  医生应该随时乐意进行一些新的试验。
  但是何必自讨苦吃去做这种费力而又乏味的事呢？
  我们可以应付自如，谁能说得准他们在精神分析学院教授的内容有没有用呢？——对这方面的问题了解得越少的医生就变得越大胆；只有真正了解实情的人才会谦虚，因为他深深懂得自己的知识是多么欠缺。
  由此看来，你为了安慰我而提出来的分析专门性与医学其他分支专门性之间的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外科、眼科等等医学分支说来，医学院本身提供了进一步教育的机会。
  分析训练学院数量少，历史短，也没有权威性，医学院始终不承认它们，并对它们置之不理。
  年轻的医生一直都不得不极大地信赖自己的老师，以致很少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因此，要是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一个尚无公认权威的领域里充当一下评论家，他们自然会高兴地抓住不放。
  他们以精神分析医生（其实是庸医）的身分出现还有其他的好处，如果他们试图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眼科手术，他们的白内障摘除术和角膜切除术就会失败，病人就再也不上门来诊，他们的冒险生涯也就很快告终了。
  从事分析治疗却较为安全。公众已经被眼科手术一般都能成功的事实娇惯坏了，因此总是指望手术后能够痊愈，但要是一个“神经症专家”未能使病人恢复健康，谁都不会感到惊讶的。人们还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娇惯坏：神经病专家至少“在这种疾病中花费了很多心血”，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听天由命，或者只好走着瞧。
  就拿女人来说吧，首先是来月经，然后是结婚，接着是绝经，最后就是死亡，一劳永逸。而且，精神分析者对神经症患者所作的医疗工作也是那么不明显，以致没法找到指责的理由。
  他治病不用医疗器械，也不用药。
  他只是同患者谈话，试图通过谈话向他灌输什么或者使他发泄出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尤其是如果分析者避免触及令人痛苦、令人不安的话题的话。
  一个在医疗中不拘泥于课本知识的分析者无疑不会忽略改进分析方法的尝试，总会努力拔去分析的毒牙，使患者不对此感到讨厌，不过他应该停留于这一步才是明智的。因为他要是真的敢于唤起患者的抵抗，却又不知如何对付它们，那说实在的，他就真的会使自己不受欢迎。
  为了诚实起见，我不得不坦率地说，一个未受训练的分析者对他的患者所能造成的危害要比一个技术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小。分析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充其量只是使患者白费精力和费用。延误或减少治愈的机会。再进一步说，分析疗法的名声当然也会降低。这一切都是极不理想的，但是同外科庸医的手术刀所带来的危险根本不能相比。根据我的判断，即使是拙劣的分析治疗所造成的病情严重加剧或持续加剧也不必害怕。过一段时间这些不良的反应就会自然消失。同触发疾病的生活创伤相比，这一点点失误算不了什么。事实无非是，以不合适的方法试图治愈，因而没有给患者带来益处。
  “我一直在听你谈论分析中的庸医，没有打断你，不过我倒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你好像难以克服对历史解释中的医疗行业的敌视态度。但是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要从事分析，那就应该由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来从事。
  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这种训练吗？“
  我想大概是这样。只要医学院对分析训练机构的态度保持不变，医生们就难以抵挡贪图方便的诱惑力。
  “不过你好像始终是在有意避免直接表达对外行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的推测是，因为不可能阻止想要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说是出于报复而想通过剥夺他们在分析中的垄断权并把这一医学活动向外行敞开大门的方式来惩罚他们。“
  我没法说你是否猜对了我的动机。也许以后我能向你表明一种更不偏激的态度。
  但是我仍然强调这个要求：凡没有经过特定训练获得分析权利的人都不应从事分析工作。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医生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那么你究竟要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呢？”
  我还没有考虑到那一步，而且是否会考虑到那一步我也还说不准。
  我倒想跟你讨论一下另一个问题，并首先触及一个特殊的要点。据说当权者在医学界的煽动下想要彻底禁止外行从事分析治疗，这样的禁令也会影响到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界会员，而这些会员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已在实践中大大完善了分析技术。
  如果这一禁令付诸实施，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有一些人被剥夺了从事某种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们能够完成得很好的活动的权利，而另一些无疑也具有类似把握的人却可以自由从事这同一项活动。准确说来，这不是法律应该产生的结果。然而，这一特殊问题既非十分重要，也非难以解决的。涉及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们很可能会移居到德国，在那儿没有法律会阻止他们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公认。只要希望使他们摆脱这一禁令，减轻法律的严厉程度，根据一些众所周知的先例那是很容易能做到的。
  在奥地利帝国，允许一些臭名昭著的庸医亲手从事某些领域的医疗活动——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真实能力——是经常发生的事。
  这类人大都是农民行医者，他们的推荐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