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淮镇的东征部队，在新罗藩取得了忠州城大捷的消息，传到徐州的时候，已经是一副万物凋零十月份中旬的事情了。
  当然了在势如破竹的攻势下，类似的捷报和胜闻，自从青州守捉军为主的征东大军渡海出征之后，我就已经是听的很多，以致让人已经有些麻木了。
  这一次的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意外。
  虽然后百济国方面，难得就地聚集了数万军队依托城池迎战，也并不能改变整个城外决战的过程，就是被淮军从冷兵器到火器，从步军刀骑兵，全方位压倒性优势所碾压的结果。唯有最后攻打忠州城的时候，稍微遇上了一点麻烦。
  因为作为忠清道北部的首府和京畿地区外围，这是一座新罗地比较少见的大城，完全仿照中土规模和建制，因此最盛时可容纳十万人口；在此之前，当地十几家诸侯组成的联军，断断续续围攻了数月，也没有能够拿下来。
  反而因为被长时间的久攻不下拖得师老疲敝，而被敌军的外援打的大败亏输。
  而今更是聚集了后百济国败退收缩的各路人马在其中负隅顽抗；故而作为淮军前驱和炮灰的当地藩兵，几次攻上去都被打退赶了下来，于是赵隆集中了随行野炮压制了城头，然后派人炸开了被封堵起来的城门而最终一锤定音。
  至于集中火炮打破忠州城墙之后，在后续收尾的城内镇压行动和治安战里，阵斩一个后百济国的兵马大元帅，俘虏和斩杀一堆都督、节度使、经略、防御使、刺史、将军什么的，也不是什么令人称道的事情。
  然而这一次事情不一样，在城外城内的战斗中，都出现了大量来自扶桑藩的倭军身影，他们的战斗意志和士气，训练和组织度都比那些裹挟来的乌合之众，要强上一些程度的；因此，后续巷战的时间也被相对拉长了。
  并且至少当场缴获了好几个藩主大名的旗号，通过拷问俘获无一例外的都指向了，扶桑北朝势力所属以吉良氏为首的关东诸侯集团。
  这样下来，这个与博罗会相关的幕后背景和靠山，眼看就是要呼之欲出了。
  只是，既然事情涉及到扶桑藩就有些麻烦了。
  一方面，这也同样意味着，针对这个“后百济国”的战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速战速决了。至少在今年冬天下雪之前，是没法指望和实现了了。
  另一方面是淮镇虽然已经拥有两只以上的海面机动和武装力量，但在海陆军事投放能力和具体威胁上，仅限于环渤海内外圈和部分延伸出来的黄海近岸；对于与新罗藩跨海相望的扶桑之地，还是有些鞭长莫及，特别是处于扶桑北方的东国方面；
  目前的最大限度，也就是在距离最近的九州太宰府南端，保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往来和其他利益，在占据一些不受关注的边角之地，聚拢点人口挖点矿产而已。
  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这个扶桑藩，本身就是一个征战不休的烂泥坑，以现今淮北道的体量，就算是投入多少力量进去，也未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为，与另一个时空处于平安时代而相对落后贫乏的日本国有所不同，这个扶桑藩可是一度作为李唐皇室的支系分藩，而长期存在与历史当中，由此也为当地文化和技术，带来了文明发展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少，倭人是有名的能生养又是吃苦耐劳，再加上历代沿袭下来的开发和教化，再加上诸多外来因素的干涉和渗透，可以说是在这个时空轨迹里，已经提前进入了加强版式的战国时代了。
  特别是乙未之乱后期，大量依旧忠于李唐却又不堪忍受战祸连绵的士民百姓，乃至豪门巨族纷纷登船出海东渡扶桑避祸，也几乎改变了扶桑之地全面倒向新兴南朝的格局。
  因此，自乙未之乱后留下来的某种残余惯性和影响，各种势力分作南北两大阵营，而以各自执政的源氏和平氏两大巨族为首，相互争斗不休已经有一百年光景了。
  就连历代国朝也是保持了有限干涉的态度，而仅仅维持住盛产贵金属的多片飞地，对于介入或是解决扶桑之地的纷争，却是完全兴趣乏乏的。
  不过，在最大的敌人北朝已经轰然倒下的情况系啊，或许一贯以来的事情方向，又会有所变化，也说不定的？。
  而倭国内乱和源平两家恩怨对立的历史根源，则可以上溯到数百年前与梁公同时代的孝谦女王治下，因为这位倭国女王相继宠信来自东土的僧人道镜和玄舫，不但日夜出入起居相伴，还将大政尽数委之，专门设立僧相之位，而引起了以藤原氏为首的本土传统贵族不满。
  最终以奈良六宗为代表的新兴僧人集团与传统贵族阶层的矛盾激化，以藤原四家之一的南家之主，太政大臣藤原胜押美，发起了一场席卷平城京在内十数国的叛乱，一度将已经退位的孝谦女王追迫出走京畿，而拥戴淳仁王为新国主。
  但是很快就在鉴真大师为代表的东渡僧团支持下，从海对面的中土援引外力卷土重来，将掌握京都的藤原押胜美一族彻底击败，最终斩杀于近江国之地。
  重新柞位而改称称德王，废除藤原氏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推行崇佛为基本国策。进而册封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设立了法臣、法参议等僧侣大臣，自此开启了僧团参政的国主/法王二元时代。
  而在对藤原氏南家残党追索株连当中，有藤原胜押美的第四子和从弟，得中土渡来人的海船帮助，在金泽岛脱出了追击，而一路渡海逃亡南下，最终在当时梁公分领之一的夷洲落脚，自此在当地落地生根重新繁衍开来，并且以宣誓效忠的代价蒙得重新赐姓，这才分别有了后来的源氏和平氏两大支系。
  随着终身无子的孝谦女王去世后，奈良六宗为首的僧团与藤原北家为首本土贵族的矛盾再次激化，最终演变成了持续数代的宫变和政权更迭，以及以近畿为中心的多次战乱和国主出奔事件。
  而这时候，来自中土大唐的影响力，也随着历代对海外的经营和开拓，而逐步渗透到了倭国内部。最终来自大唐的天使，被引入调停倭国朝廷的内部纷争。
  经过了一系列的运作和交涉之后，宣布将倭国王姓一族，内迁置于大唐的保护之下，以江城王前往联姻的形式引入李唐宗室的血脉，于平城、山城两京之外，另行营造平安京（今日本京都）为新都，自此结束了世代的纷争不休，而开启唐人在倭国的土地上进行分藩开拓的进程。
  期间虽然数度有所反复和纷争，但都在大唐中兴的强势之下，无疑都被压制和消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乙未之乱爆发后，也自然而然的波及到了作为海外三藩之一扶桑。
  其中，打着为梁氏报仇的旗号，以夷洲的源氏和平氏两家为先锋，引南海一路偏师渡海攻入扶桑之地，最终杀进山城京，流放了与李唐有所渊源的白河王，另立别系的崇德王，而开启两家轮流在京执政的历史。
  但是没多久两家已经矛盾激化而在朝中争斗不已，而当地土生贵族和旧属李唐的分藩也各自乘势而起，最终率众出走平安京的平氏于旧都平城京（今奈良），拥立白河王之子鸟羽王，形成东西两朝对峙拉锯征战的格局。
  其中又夹杂着，所谓东国的持统派（来自大陆倭人后代）和西国的归义派（海外归来的倭人后裔），之间绵连世代的仇怨与攻杀；掌握政治特权和私兵武装的“三京五山”僧团，与南北公卿世系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连横合众……
  只是扶桑之地持续上百年的战事虽然极为频繁，但却是各个家系和名主之间的私相争斗多而区域决定性的会战少，且无论在战争的规模还是烈度上，都是与中土大陆无法比拟的。
  所以扶桑地方上的那些蝼蚁之民，多多少少能够得到一些苟延残喘，乃至休养生息的短暂间隙，而苦苦煎熬着在扶桑之地的各个角落里继续繁衍和存活下来。
  当然了，现在作为最大的敌患北朝渐去，能够抽出手来的国朝大梁，想要改变南北分峙的局面，已经不再是一句空泛的遥远预期了。
  毕竟，以国朝气吞江南而并有中原的巨大体量，就算是什么实质行动都不做，光是一个名分大义上的支持，就足以形成打破扶桑整体大环境的连锁反应了。
  因此，从这一点上推及开来，扶桑的诸侯们想要主动染指和渐进式渗透，那些中土大陆的边角之地，也未尝不是某种谋取后路和积极寻求出路的一个现实方向。
  不过，国朝所需要谋取的方向，却未必是我淮镇的利益和立场所在。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了，咨询和参考了相应幕僚和参谋团体之后。
  我也初步梳理出了，目前可以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和对策；
  一方面继续借助国朝大梁的旗号，拉虎皮做大旗而制造舆论主动声援和支持，与扶桑东国势力对立的南朝；制造声势和舆论上的压力，起码让南朝方面有了再度发起侵并攻势的动力和契机；
  另一方面则是组建一支由战船和运兵船，辎重船组成，有一定较长自持能力的混合水师；沿新罗南部外海北上而在相应海域和航线中待机、巡逻，
  然后在巡曳当中一边操练一边索敌，击沉和俘获一切来自扶桑方面的船只和运力，而尝试封锁和断绝，这些来自扶桑之地的后援和输送补给；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寻机登陆和摧毁相应的额港口，至少以淮军水师的装备和训练，面对扶桑方面就算数量上少一点，也足够形成海战中的优势；
  因为，根据相应参谋组的对策分析，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外来军队，光靠后百济国的地盘，就可以自给自足的供养起来。一旦陷入了严重困顿和匮乏之中，这些扶桑兵马会做什么事情来，就不言而喻了。
  再者，再通过后续追加投入新罗藩的力量，以新罗为舞台和战场，继续重创这些扶桑方面的外援势力，最好把他们都留在新罗之地，自然而然的就会在扶桑本土的令国内，造成某种打破平衡的连锁反应。
  最后，就是针对后百济国方面，配套的经济战，需要商务部门和对外交涉领域的一同发力了；当然在国朝方面的名分争取也是必不可少的，再组织一批新罗诸侯代表过去，哭诉和夸大扶桑之地自初唐白江口之战受挫之后，时隔数百年再次大规模出兵登陆大陆的野心昭然和事态严重。
  这样的话，负责监视平卢道方面的刘琦所部数营海兵队，就要撤回来了，他将要和宗泽重新搭伴，作为这只混合船团的正副主官。
  一连串的复杂思绪和考虑下来，我忽然心中一动；既然这个博罗会和藏得更深的那个公孙世家，多少有所牵连和渊源的话，那是否意味着可以推演出类似的结果。
  这个扶桑藩还真有些卧虎藏龙的意味啊；想到这里，我决定把阿琪叫过来再好好的炮制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