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在退却。
  但不是溃退，只是进攻受挫后的退却，始终还保持着相对完整的队形。从这点来看，一旦他们再次取得火力和兵力上优势，随时可以对我军发动逆袭。
  前沿的第18师没有出击，只是依托阵地，用轻重武器对退却中的德军进行火力杀伤。
  负责进攻的是来自西伯利亚的第78步兵师的战士们，他们排成松散的队形，喊着口号，昂首挺胸地向前冲锋。前锋已经跟着坦克旅的后面接近了战壕，而后面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森林里涌出来。
  德军的炮弹不时地落在我军的队列里爆炸，把冻得结实的土地炸得泥土飞溅。散开的队列，倒是降低了一些伤亡，可仅仅是降低而已，伤亡依旧是不小。不时有战士惨叫着扑倒在地，前几排整齐的队形顿时变得稀稀落落。活着的战士没有丝毫地动摇，他们迈过战友的身体，喊着口号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冲锋。至于倒在地上的战士，如果只是受伤，自然会有后面的卫生员前去救治；如果不幸牺牲了，那也没有办法，战争嘛，哪有不死人的。
  看到这一切，我不禁暗自感慨：这音乐的魅力就是大，能让听到歌声的战士们个个信心爆棚。从眼下的战局来看，击退德军已是十拿九稳。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老毛子的词汇太贫乏，部队每次冲锋，除了喊“乌拉！”好像就没有其它的口号可喊。像现在的冲锋，怎么也得喊些“活捉古德里安”之类振奋人心的口号。
  虽然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军占据着极大的优势。但我心里很清楚，这局部的优势只是表面现象，第16集团军的纵深缺乏足够的预备队，为了守住现在的防线，罗科索夫斯基不得不冒着风险，把部分兵力从暂时不危险的地段撤下来，调到有被敌人突破的危险的方向来。
  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在赌博和冒险，由于敌人在数量上超过我军许多，有巨大的机动力和绝对的空中支援，因此他们在战斗过程中比较容易地建立起突击集团。大地封冻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随时在任何地方实施突击，让我们疲于奔命。
  卡图科夫旅的坦克已经冲进了德军的队列，我方的炮兵怕误伤到自己人，开始进行延伸射击，炮弹落到了德军步兵后退的必经之路上。
  见到自己的后路被截断，坦克也被一辆接一辆地击毁，再加上潮水般向他们涌过去的战士，德军开始慌乱起来。冲在最前面的西伯利亚战士，有的端着步枪跑几步便半蹲下身子开一枪，然后再站起来往前冲；有的则是猛冲一气，冲到敌人面前，直接举起刺刀猛刺过去。德军已经溃不成军，根本挡不住如下山猛虎般的战士，本个别意志薄弱的士兵掉头就跑，恐惧像传染病一样互相感染着，开始只是一两个士兵逃跑，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士兵加入了逃跑的队列，整个队伍乱哄哄地如同没头苍蝇一般，你拥我挤地漫无目标地乱跑起来。
  充满战斗激情的西伯利亚人紧追不舍，在近卫坦克旅和集团军炮兵的支援下，接连占领了德军的若干出发阵地，将他们远远地赶离了我军的防御阵地。敌人被击溃了，原本岌岌可危的防线稳住了，第78师战士们的英勇表现挽救了我军不利的态势。
  战斗进行到中午，我军的进攻部队已经突击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去了。看到战局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不禁松了一口气，放下已经举了差不多一个上午的望远镜。刚想转身，却感到一阵眩晕，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幸好有人及时地托住我，我才没有摔倒在地上。
  扭头一看，原来是罗科索夫斯基，他关切地问：“丽达，你不要紧吧？”
  他的关心，让我心头一热，我赶紧站直身体，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我没事，可能是站久了，有点头晕。”
  他揽住我的肩膀，搀扶着我到桌边坐下，低头征询着我的意见：“你的伤势看起来不轻，需要我安排人送你回莫斯科去吧？”
  “啊？”听他突然这么一说，我不禁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绝他的好意：“谢谢司令员同志，我的伤不重，要不了十天就能好。”这样说倒不是为了逞强，而是出于自己的一点私心考虑。我好不容易才和这些未来的名将们混了个脸熟，如果此时回后方医院养伤，伤好后还不知道上级会把我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就算能回部队，也不见得能重返西方面军，那我原先积攒下的人气就全归零了。如果再有哪位领导同志出于关心，将我安排到后方机关里工作。开玩笑，后方机关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地方，作为一个穿越者，我的很多观点和看法，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属于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的。在前线，日复一日的战斗生活已经耗尽了大家多余的精力，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细节，即使有人察觉了，大多也就是一笑置之。如果在机关里，那真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升迁受影响不说，甚至还会丢掉自己的小命。这样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前线，这样性命才更有保障。
  虽然我一再强调自己的伤势不重，但罗科索夫斯基还是让人出去找了一名女卫生员来照料我。女卫生员一进门，我马上就认出了，这正是我昨晚见到的那名卫生员。此刻她满脸硝烟，身上的军装也沾满了血迹和泥土，看来在进指挥所以前，她一直在战场上救治伤员。
  卫生员看见我马上跑了过来，嘴里还叫着：“指挥员同志，原来您在这里啊！刚才我还在到处找您呢，该换药了！”
  我冲她挤出了个笑容，还没等说话，旁边的罗科索夫斯基已经把话头接了过去：“卫生员同志，我命令你，马上陪中校同志去换药！”
  “是！”女卫生员先答应着停在在原地，向司令员敬了个礼。才过来搀扶我。
  我在卫生员的帮助下站了起来，和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等人打了个招呼，然后由卫生员搀扶着去急救营地换药。
  森林深处的急救营地里，地上铺着行军用的毛毡，上面躺着重伤的战士。由于战事激烈，伤员太多，卫生员的救护能力又有限，所以很多从战场上救下来的重伤员，大部逃脱布帘痛苦死去的结局。
  我从伤员中间经过时，发现很多毛毡上的伤员已经是一动不动。有的人身下的毛毡甚至连土地都被血浸湿了，血液结冰，周围都变成了紫黑地颜色。至于那些被炮弹炸得血肉模糊的伤员，更是惨不忍睹。
  虽说我已经见过了太多太多的生死，但此时也觉得眼眶发热，有些不能自已，如果不是女卫生员及时地将我扶进帐篷，我估计自己会抑制不住悲伤，蹲在那里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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