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早饭，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出去巡视炮位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帐篷里收拾行装。
  要回城里的指挥部去见方面军的司令员，着装不能再像我平时那么随便。于是我找出一直放在行李里的皮带，系在军大衣外面，从枪套里拿出手枪，卸下弹匣检查一遍里面的子弹后，便又重新放进枪套。
  我挎上公文包，拎着突击步枪，正准备往外走时，奥尔洛娃掀开门帘走了进来，她手里还提着个体积不小的布袋子。看见我这身打扮，笑着说：“丽达，你准备出发了？”
  “是的，”我反问了一句，“基里亚诺娃在哪？”
  “七号炮位的高射炮出了点故障，她正督促维修站的战士在修理，估计不能来送你了。”说着把手里的布袋子递给我，“这是我和基里亚诺娃给你的。”
  我没有伸手去接，摇摇头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只是到城里一两天时间，用不上这些东西。”
  奥尔洛娃硬把东西塞到我的怀里，有些不悦地说：“列宁格勒正在闹饥荒，城里的居民根本吃不饱。你要去看你的妈妈和儿子，总要给她们带点吃的东西吧。”接着又将一张纸条揣进我的大衣兜里，补充说：“这是柳达给你地址，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146号楼，假如她们还没有疏散的话，你应该就能看见她们了。”
  丽达的妈妈和孩子！如果奥尔洛娃不提的话，我都忘记她们此时还在这被围困的城市里。成为丽达以来，我一直在努力避免着和她的亲人见面，因为我不知道该和他们如何相处。
  “丽达，时间不早了，你该出发了。”看到我在发呆，旁边的奥尔洛娃善意地提醒着我。
  我上前和奥尔洛娃来了个拥抱，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用感激的口吻对她说：“我代表我的妈妈和儿子，谢谢你。”说完，左手提着装着食品的布包，右手拎着突击步枪，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我站在路边等着搭顺风车。平时不打算进城的时候，运输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这个地段经过，而今天想搭车了，却半天看不到一辆车。
  我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在路边已经站了将近十分钟，也不知道希洛夫将军派的司机，在检查站那里是不是等得着急了。正在这时，远远有辆带篷的卡车不紧不慢地开过来。我连忙走到路中间，把步枪挎在肩上，高高地扬起手。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卡车在离我五六米的地方停住。黑头发的司机从驾驶仓里伸出脑袋，冲着我吼了一嗓子：“你不要命，居然跑到路中间来拦车。”
  我快步走到司机面前：“对不起，司机同志，我有急事要到城里去，能搭你的便车吗？”
  司机瞅了一样我领章上的军衔，一歪脑袋说：“上来吧，少校同志，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我从车头绕过来，拉开副驾驶这边的车门上了车，刚关上门，司机就发动了车。
  司机像个饶舌的的哥，也许见得搭车的是年轻女兵，显得格外活跃，不停地主动地和我说话：“少校同志，我每周差不多就要去两趟列宁格勒，为居民拉去面粉和各种给养。现在搭车出城的人不少，进城的可很少见。您这是去哪里啊？”
  “去城里看妈妈和儿子。”这次回城是去见霍津司令员和希洛夫将军，按照条例，此行的目的要绝对保密。因此我回城的事，除了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外，连哈比中校他们都不知道。如今当一个素昧平生的司机问起时，我只能用其它的理由来搪塞他。
  “哦？！”司机有些惊讶地说：“看不出来，您这么年轻都已经结婚了。”接着又问，“您的儿子有多大？”
  “三岁了。自打战争爆发我参军后，就一直没再见过他。”
  听到我这么说，司机显得更加惊讶：“天啊！您才入伍几个月啊？我一直以为您都入伍好几年了，不然不会有这么高的军衔。”
  司机的这种反应，我早已习以为常，一个才入伍几个月的女兵，居然能平步青云，从普通的战士，一度成为指挥几万人的高级将领，换了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我在脑海中组织了一下词汇，然后轻声地说：“在战争中，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您的妈妈住在什么地方？”幸好司机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而是及时地换了话题。
  丽达妈妈的地址，刚才奥尔洛娃给我说过一次，不过我没记住，便掏出了大衣兜里的纸条。纸条上是柳达用铅笔写的地址，因为写得龙飞凤舞过于潦草，仓促之间，我还真认不出她写的是啥。
  司机朝我手中的纸条瞟了一眼，说：“原来是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啊？”
  他这么一说，顿时提醒了我，后面的内容我也连看带蒙猜出来了，“是146号楼。司机同志，您去过哪里吗？”
  司机沉默了。良久才回答说：“因为法西斯匪徒炮击和轰炸，如今那里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物，住在那里的居民，年轻力壮的都上了前线，剩下的老人和孩子大部分也已经疏散了。我不知道您去的时候，还能不能找到您的妈妈和儿子。”
  听到司机这么说，我心里居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毕竟是冒牌的丽达，如果真的出现在她的母亲和儿子面前，没准说不了两句话就会露馅。
  见我不说话，多嘴的司机也识趣地闭上了嘴。车内一片沉默。
  又开了一段路，司机再次开口问我：“少校同志，您到什么地方下车？”可能是怕我多心，接着又解释说：“我车上拉的是面粉，要到指定的地点去卸车，不能去弗拉基米尔大街。”
  “没关系，”我的目的地不是弗拉基米尔大街，所以司机在什么地方停车都不重要。“待会儿您到进城的检查站时，把我放下就行了。”
  司机突然问道：“对了，您有通行证吗？这两天查车查得紧，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如果没有的话，检查站的战士有可能把您当逃兵抓起来。”
  在战争期间，没有出差证和通行证的情况下，指战员们是不允许随意行动的，否则一旦被巡逻队或检查站抓住，就有可能被当成逃兵抓起来，关禁闭后送去惩戒营或者直接枪毙。我虽然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多少了解了许多随时可能要人性命的游戏规则。如果不是希金政委说在检查站那里安排了人等我的话，我确实也不敢随便回列宁格勒。
  对于司机的好意，我非常感激，我冲他笑了一笑，说：“谢谢您的提醒。进城的通行证会有的，在检查站那里会有人来接我的。”
  车离检查站还有一两百米的时候，就遇到了一支巡逻队。司机见到领头的军官在挥手示意停车，便及时地踩下了刹车。
  汽车刹住车，一个查车的中尉走上前，看完了司机的证件，然后伸手向我要证件。我掏出自己的军人证递给了他，他接过后没有马上翻看，而是问道：“您有出差证或通行证吗？”
  “没有，”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是临时接到通知，要赶回列宁格勒执行任务，所以暂时没有领到出差证和通行证。”
  “请您下车。”中尉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伸手拉开了车门。我不客气地说：“有人在检查站等我，他那里应该有你需要的证件。”
  “请您下车。”中尉不为所动，也不看我的军人证，只是要求我下车。见我没有丝毫下车的打算，后退一步，向后一扬手，巡逻队的战士顿时端着枪冲上来，把枪口指向了驾驶室。
  见到这种情况，我苦笑一声，只能无可奈何地下了车。
  司机从副驾驶这边探出头来，大声地说：“中尉同志，您会不会搞错了？她也是个指挥员，怎么可能是逃兵呢。”
  中尉冲着司机扬扬手，“赶紧把车开走，不然连你一起抓起来。”
  司机没办法，只能冲我说了句：“少校同志，我先走了，祝您好运！”然后关上车门，把军车开走了。
  看着军车离去，中尉才回过头来，对着我说：“接下来，我们该谈谈您的问题了，少校同志。您为什么在没有出差证或通行证的情况下，擅自离开自己的防地，到列宁格勒来？”
  我冷冷地看着他，表情严肃地说道：“我再重复一遍，我是奉命回列宁格勒的。至于出差证或通行证，只要到了检查站，等我的人就一定会拿给你检查的。”
  没想到中尉就是个榆木疙瘩，一点都不懂得变通，不看我的军人证就只要检查出差证或者通行证。见我和他针锋相对，不禁有些恼羞成怒，招呼后面的两名战士上来要缴我的械。我自然不会让他得逞，拎着手上的突击步枪往上一扬，不偏不倚地顶住了中尉的下巴。
  周围的战士投鼠忌器，怕伤着带队的中尉，只是端着枪冲我大声呵斥，却没人敢上前。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暗自好笑，看来我这个检查站犯冲，上次是挟持了一名上尉，这次又是一名中尉，下次不知又是个什么军衔的。下次？！想到这里，我不由打了个冷战，下次我再挟持检查站的军官的话，说不清真会有愣头青向我开枪的。
  正在剑拔弩张骑虎难下时，忽然远处传来一个高喊声：“住手，都住手。是自己人，把枪放下。”
  循声望去，远处有几名军人正从检查站方向跑过来，领头的是一名军官。。四周包围着我的战士，听了正跑过来那名军官的命令后，都把枪口放低了。
  几名军人气喘咻咻地跑到我的面前，喘息未定的军官走到了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后，大声报告说：“报告少校同志，检查站指挥员库舍列夫上尉向您报告。请指示！”
  看我手中的枪依旧顶住中尉的下巴，库舍列夫上尉连忙从中尉的手中拽过我的军人证，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我，说：“奥夏宁娜少校，这是您的军人证。刚才不过是一场误会，请您放开中尉好吗？”
  我收回枪，挎在肩上，接过上尉递过来的军人证，随意地问了一句：“上尉同志，您认识我？”
  “您忘记了，上次您和希金政委经过检查站时，发生了一点误会。”上尉有点不好意思地提醒我，“当时您也像刚才一样，用枪顶着我的下巴。”
  “原来是您啊，上尉同志。”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握手时态度温和地问道：“最近好吗？”
  “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希金政委的司机现在检查站等您，我们这就过去吧。”
  “上尉同志，您认识她吗？”刚才被我用枪挟持过的中尉语气不善地问道。
  库舍列夫上尉瞪了中尉一眼，说：“这就是我向你们提过的奥夏宁娜少校。”
  “原来是奥夏宁娜将军啊！”听说是我，中尉脸上原来的怒容顿时消融得无影无踪，他满脸堆笑地称呼着我原来的军衔，态度诚恳地向我道歉：“对不起，刚才是我太鲁莽了。请您原谅！”说完，还恭恭敬敬地向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少校同志，我们走吧。”库舍列夫上尉见气氛缓和，不失时机地说道：“希金政委的司机还在检查站等着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