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觉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论给这个年代的书生们上课，自己讲得一本正经，他们听得也异常认真。这是徐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富国安民策》已经有体现，这些书生已经不陌生，把儒家体系用这样一种简明的办法表述出来，还有一种新鲜感。
  世间的道理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便就变得复杂起来。从上天找道理，把一切归之于天命，结果到最后上天对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们只好转向人自己，从人的本性中去找一个理由。天理不可测，而人性总有迹可循，结果使整个体系变得愈发繁复。世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给你一个解释的道理，摆在那里发生了本来就是道理，只是去认识，去理清其中的规律就好了。
  见众人不语，徐平又道：“讲过了仁、义，便就明了君子何义。仁是两个人，义是三个人，那么君子就是一个人。何为君子？从于仁，合于义，便就是君子。无仁、义，也就无君子。合于仁、义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于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却可以指引前进的方向。是以我们朝着仁、义的这条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间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迹论之，论迹不论心。”
  张载眼睛一睁，面上满是茫然，实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护，小子一事不解。依都护所言，岂不是世上并无君子？然历代圣贤，又作何解？”
  徐平道：“盖棺而论定，世间只有先君子，而无现世的君子。活着的人，只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没有是不是君子这一说。只有身故，后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为君子。古人讲盖棺而定谥，夫子论语中只论君子之行，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所谓君子，不过是观其行迹合不合于仁、义，人未死，则以身行仁、义之路不止，故曰至善于君子如北辰。”
  听了这话，众人多是满面茫然，还有被吓怕了的人。君子、小人之争，正在朝中掀起波澜来，历史上还大大加剧了党争的严重程度，徐平却把君子、小人的定性一笔直接抹掉了。没有君子、小人之别，只有行为合不合君子之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这倒不是徐平故意用这个手段消弭已有苗头的党争，而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从文化系统中去除人的本性决定后天行为这一思想，自然就没有了天生的小人和君子。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当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便就提供了否定这个定义的反面。故正确的定义，必然是不明确的，是以孔子讲仁，只是表述什么样的行为是仁，而并不下仁的定义。定义了直立行走的动物是人，便就同时提供了猩猩、狗熊这样的反例。定义了会使用劳动工具的是人，同样就提供了猩猩、乌鸦这样的反例。不管是从这些方面，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只要定义了人的概念，就同时提供了反例。哪怕是定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就同时提供了上帝悖论。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认识是自己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定义概念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限制，必然是不完备的。
  不只是社会概念如此，自然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牛顿力学大发展，人们欢呼即将揭开自然界的秘密，从此人类掌握了自然界的真理，接着就出现了相对论。当人们欣喜地以为相对论描述了客观的宇宙，又出现了量子力学。每当人类以为把宇宙放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从此一切尽在掌握，就会催生出新的理论来。无他，当把概念定义清楚，便就把宇宙的一部分排除出了概念之外，同时制造出了反例。
  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可以摸索出规律来，不代表世上就有一条真理，你过去抓住了从此宇宙就全在其中。中国信天命，洋人信上帝，或者其他什么惟一的神，映射到自然科学中就表现出来去追求一条终极真理。科学讲精确性，而如果没有神存在，那么科学必然是不能用公式和真理来完整表达客观世界的。这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否认这一矛盾，就是人把自己代入上帝当中了，在不信上帝的同时自己要去当那一个上帝。
  只要承认客观第一性，主观意识第二性，唯物主义，则这一对矛盾就存在。只要承认运动是宇宙的永恒，矛盾是斗争与发展的，永无尽头，则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也永无尽头。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是徐平前世中学就开始学习的唯物主义与辨证法。徐平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一基本认识，就只能改头换面，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文化体系当中去。
  理出了这一套体系，加上前面的《富国安民策》，徐平便就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构建。以这一套意识形态，再进行细化，来进行政治结构的调整，施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便就是徐平在这个年代将要进行的改革。
  自然科学尚不能有一套永远不变的真理来精确地表述客观存在，针对社会就更加没有定义好的了一套体系。变化是永恒，静止是暂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则就会放弃把万世法精确下来，形成固定制度的努力。万世法只是指导思想，制度和措施是随时要变的。
  面前的诸生大多茫然，显然他们不会想到徐平会给他们理出这样一个脉络来。本来在大多数读书人的认识中，徐平是个善于做事的能臣，文词上面不擅长。书生要做的，是把徐平所做的事，理出其中规律，纳入一套理论体系当中。徐平做事，他们来整理，最终这是徐都护的功绩，但却是由书生们建构起来的。却没想到徐平心中早有一套体系，只是等待细化、完善，与原来的文化传统接合。大的框架已经立起来，只剩细功夫了。
  要做事，首先要统一思想。对内施政如此，对外作战也是如此。
  仁就是对内，这个含义跟好不好、善与恶无关，而是要合乎忠恕之道。国家对百姓的治理，要求百姓遵守法律，完粮纳税，积极向善，勤奋劳作，都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做到了施政遵从百姓的利益，百姓才会对国家尽自己的义务，不然一拍两散。由此引申出的法律制度，也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尽国家义务，则进行惩罚，就是刑。还有一部分是犯了错误，则进行教育改造，就是律。这些概念本来是个什么样子不重要，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面目，只要找出根据来，重新发挥就是了。
  义最大的意义是对外，即对外不兴不义之兵。人和人的关系难以理清，与外邦总是容易一些。国家、百姓和外邦，这三者之间，用义来进行规范，就容易得多了。徐平在这个时候把一套体系抛出来，最大的目的也正是对外。
  党项之战被徐平定性为内乱，这已经是既成事实，定义为内乱只是为了好处理接下来的善后。郡县其地，派官员进行治理，总得有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化外，那么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把这一块地方占住，就失去了道义上的立场。朝中反对的官员，总有一个这钱花得值不值得的争论。你觉得开疆拓土，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是很威风的事情，但为了此事作战牺牲，为此承担税收钱粮的人为什么也要这样认为？你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其他人还觉得没有好处只好坏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终会面对参军的将士们，觉得打的仗不值得，军心涣散，战力下降。甚至有一天，连招兵都招不到。对外义战，是国家和百姓加外邦三方的事情，只有用一个义字，让百姓坚定地站到国家的立场上来。
  徐平的前世，军队有一种说法是不开第一枪，其实也是要占住一个义字。只是这个义字过于难以精确定义，在某段时间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而已。
  灭了党项之后，还要接下来面对契丹。要不要与契丹开战？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都需要从道义上站住脚。不能说我现在能打了，所以就来打你，那会失去民心的。
  军失民心，战力的丧失靠武器装备是救不回来的。如果用利益来引诱民众参军，用利益诱使军队去打仗，失去了大义，最终还是要走到现在禁军的老路上来。只有凭着武器装备比别人好，国家实力比别人强，打一些顺风仗。一遇实力逆转，再无力回天。
  君子之行是对朝中官员的约束，不在朝里当官，你管人家怎么做呢，有法律、道德进行约束呢。而君子的要求，是远远严于法律和道德的，某些方面不近人情也正常。比如不能在辖区娶妻，不能在治下置产，官员私下交往要注意，亲友在职务上要回避。相对来说吏便没有这样严的要求，官吏有别，也别嫌官的地位就要比吏高，约束在那里呢。
  总而言之，要用君子、仁、义这样一套体系，建立对内的制度和施政措施，对外的交往的文化根基。朝廷的制度和施政，对外的交往，都有一套内在逻辑。这样统一起来，才有完整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心血来潮去定一件事情要怎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