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开原始社会，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形成了国家，出现了政权，政权就天然具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其独立的人格。既有维持剥削制度的一面，也有调和矛盾，抑制剥削烈度的一面。对于不同的阶级，这个独立人格或有强弱，剥削者觉得强，被剥削者或许会觉得弱，被剥削者觉得强，剥削者会觉得弱。当然，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觉得软弱不堪的废物政权，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惧怕的强势政权，不能一概而论。
  不管怎么说，政权天然是具有既代表两方面的利益，同时又要抑制两方面利益的两面性，被两面同时讨厌，实属必然。个人与政权相互理解，就要讲忠恕之道了。
  不管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是哪个阶级，如果要强行抹杀政权的独立性，抹杀其独立人格，哪怕其强盛一时，都会被政权的暴力教作人。如果政权手中的暴力压抑不了这种行为，那么社会的暴力就会取代政权的暴力，还是要来教你好好做人。
  徐平前世，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挟工业之威，对内进行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对外则对其余的国家、民族进行惨烈的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他们驯服了政权的暴力工具，自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最终在内部激起了以工人阶级主导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在外则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反抗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以资产阶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两股大潮缠在一起，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权为自己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的美梦砸碎。
  最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披上了一层遮羞布，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开始讲调和。被剥削者经过了百般努力，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努力最终失败，同样也开始讲调和。理想终究是理想，人力不及，如之奈何？
  讲奴隶和奴隶主，讲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剥开来，实际上还是躺在那里张牙舞爪的“剥削”二字。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剥削形式？天知道。只是用欧洲历史解析剥削而成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对不上号。
  走向未来，最重要的是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是无关紧要。双方都曾经以为那是历史尽头，等到大潮退去，才发现还是在路上。认为世界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因为站在潮水里，看不清方向。
  前世从课本里学过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自己经历过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到了这个世界再去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去把工业化跟资本主义捆绑，徐平吃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曾经你死我活，有我则无你，是因为都觉得要到达历史的尽头，比赛谁更快到达那个尽头。结果历史的尽头遥遥不可期，只能够坐下来，商量着以各种方式共存下去。
  觉得搞工业革命，一定要让资产阶级上台，羊吃人和圈地运动都是必然，是不得不承受之恶。怎么说呢？恶就是恶，没有什么不得不承受之恶。这与容忍剥削不一样，剥削不是不得不承受之恶，而是生产力达不到，政权确实无法把一切包办，只能把一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容忍的不是剥削之恶，而是阶级分化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由剥削而带来的恶是必须要打击的。这就是改革，维护秩序，让剥削阶级发挥正面作用，抑制其负面作用。
  在中国出现羊吃人，出现圈地运动，被赶出来的人可不会跑到城市里去给资产阶级作牛作马，被工厂主敲骨吸髓。西有西域，南有南洋，东北有契丹，大把的地方可去，实在不行了还可以上山落草为寇。明朝的灭亡，不只是亡于农民起义军，还有大量被逼到东北去的人口，被逼着去做别人的奴才。残酷的阶级压迫，是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你不给下层人民留一口救命粮，那就天地大变，拉着你一起把这世界埋葬。大英帝国从盛极一时，到分崩离析，少不了从自己体系独立出去的美国的手脚。一味剥削，是自取灭亡。
  徐平前世有一种迷思，对于欧洲与美国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向往，哪怕在那个世界无法去经历他们的浪潮，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要去经历一番。如果能把中国变成不再是中国，而是另一个欧洲，另一个美国，那当然是极好的。至于中国这数千年的文明，早早扔到垃圾堆里去。奈何这个被向垃圾堆里扔的文明，就是这么顽强，在另一个世界无数人都做不到的事，到了这个世界，别说凭着一个人，全部人都来了也还是做不到。
  你就是你，不要总想着去做别人。中国就是中国，不要总想着要变成另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是做不做自己人，什么样的自己人，可以再商量。
  做人要实事求是，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多想，好好想想自己应该做的。做宰相，徐平就只能立足于现实，进行改革，调和内部矛盾，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化。
  住了一会，默默喝了一会茶，让赵祯和吴育消化一下自己前面讲的内容。徐平再次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拱手道：“施政三策，一曰抑。抑即抑租息，抑由此而来的土地价格抬升和用于农事的诸般物事价格上涨。此时所说的地价，不是指一亩田地值多少钱，而是力稼之农夫，竭尽全力耕种，所得扣除种子、肥料等等的纯粮食，比之地价，多少倍数。其间因为有地之贫瘠，有肥料多寡，有水利便不便利，需通盘而论，得一大致之数。用于农事的诸般价格上涨，亦是如此。如何抑？官府从租息下手，一是上下枝节众多，无数官吏从中上下其手，实无法由官府来代民间向农户借贷。欲消解借贷之害，抑之极难，或许将来有聪明之士能想出办法，臣无能，只能从另一个办法着手，这里暂且不论。抑之策，行之于谷价与农事必需之物的价格。”
  “抑制谷价暴涨暴跌，办法古已有之，谓之常平，本朝亦行之，再议规例即可。至于农具、耕牛之类，天下最多的农具实是由三司铺子发卖出去，可由三司抑源头。而其真正使用农具的农夫之末端，自有另一法，暂不论。还有其他，如学事，如水渠用水，如道路桥梁，如育孤养老，如医药这些事务，朝廷多做一点，就让小民少一点借贷的因头。凡是民生所本，生产所必需，防天灾人祸，朝廷多帮一把手，就能助小民渡过难关。常平配合学事，加上由朝廷主持一些民生、生产，都是抑租息之祸的办法。”
  借贷的发生，很多都是遇到了难处，不得不借钱渡过难关。官方插手得越多，民间借贷牟利的空间就越小。当然完全杜绝不可能，哪怕所有的难关都由官方帮手，还可以利用赌博等非法手段，徐平前世还有诱人吸毒之类呢。实际上官府包办不了一切，借贷必然还是会发生，只是万事都有度，掌握好度，一旦过度则好事会变成坏事。
  保险也是借贷生息剥削手段之一种，官方退出民生保障，保险便无孔不入。抑制利息剥削，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过教育、医疗、灾祸等等的保障。你觉得保险来代替官方做这种事，自己没有受到剥削，那只能是剥削被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去。无所不在的保险，无孔不入的借贷，这就是农业社会高利贷的变种，只是被教训学会调和了而已。官方从民生领域退却，交给商业保险，就是在加重对底层的剥削。反过来，官方积极地开办学校，建立医院，救助天灾人祸，鼓励各种自助，就是在缓和剥削的烈度。
  借贷手段产生的剥削，程度还要深于地租。哪怕是按照历史上青苗贷稳定下来的名义上的年利四成，也比地租从整个收成中分走的多，然而实际利率还要高于此数。
  采取抑的办法，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却有共通之处。
  赵祯沉吟一会，道：“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只是谷价涨跌、耕牛犁铧价格不常，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
  徐平捧笏：“臣试言之。以谷价来论，若遇丰年，家家有余粮，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此时价必跌，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多收粮谷。若是平年，一家有难，有借贷渡过难关，势力人家若取高息，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一家一家都凑一点，难关也就过去了。而到灾年，天下乏粮，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必取高价。若去贷谷，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在灾年则动辄翻倍，甚或更多。天下通行用钱，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改到市面籴买，谷价腾贵。此时谷价之贵，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翻到了市面上，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就连稍富之百姓，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用此市价而收租息。此时的谷价，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其余类之。”
  简单地说，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