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在与东朝商务竞争之中亏蚀甚多。平心而论，实非东国商人奸狡如狐，蛮横霸道，而在吾辈不自讲求商务之精理所致。况外人商务竞争，瞬息万变，刻不容缓，迫不容待，又如何能以一陂一障之抵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故欲言竞争，当从商务下手，而这也是敝馆开办之缘由，即提倡商学、研究商情。陈师，这商务之精理，一言以蔽之，学而已矣。无学不足以言商，无学不足以言会。商务一道自古即被误置之于士农工商之末，乃不知现今诸国均借此以应优胜劣败之雄谟。”在费劲口舌将自己年轻时的授业恩师劝回去之后，黄伯超擦了擦额头的汗，回到了大厅内。在这里，二十余位各个年纪都有的男人站在那儿，脸色都不是很好，有人的眼神还很迷茫，甚至还隐有一丝羞愧的情绪在内，这令黄伯超更是黯然。
  “诸位，陈师所言固然不无道理，但如今世道变了，圣人之学也不应当一直不变，不然就是走了邪路成了邪教了。孔孟之学，本就包罗万象，兼收并蓄，人人都应有自己的理解。值此世界大变之际，吾等若是仍然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岂不要令煌煌中华文明一起跟着陪葬？”黄伯超将众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因此出言给大家大气：“设想若是商业不昌，朝廷财计不足，则百官薪俸无法发放，几十万大军军饷无法满足，枪炮甲杖等器具更是无从筹措，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吾等商院所学为中国素来未办过之事，章程等件均是衡量国朝传统、时局，且取外国已有之成绩变通用之，断不至于背上数典忘祖、不敬名教的黑锅，诸君都是有志于新学的人才，还计较这点毁誉？”
  黄伯超一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然后纷纷作鸟兽散，前往各自房间温习功课了。
  这里是裕大昌商院，是裕大昌布行东主黄伯超创办的产业，主要是为了培养商学专门人才，以繁荣地方商业，促进生产力提升，进而提升整体国力。该商院教学用的教材全是黄伯超在宁波游学、经商期间搜集所得，其中也有许多是他自己领悟的道理，可以说是他经商半生以来的智慧结晶，传授给别人也未尝不可。
  但问题出就出在此人大张旗鼓地办了学校，然后大量印刷教材分发给学生学习，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无疑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在如今的大顺，虽然思想文化领域正在进行着缓慢的变革，社会上的工场作坊也日渐增多，但真要从全局来看，其实还是旧思想、旧文人、旧秩序占了上风的，所谓的新学还是在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下顽强地生存发展，并未达到全社会认可的阶段。因此，可想而知当黄伯超此人在巴陵县城内开办这所商院的时候，是引起了多少人的愤怒了！
  裕大昌商院挂牌不过三天，就被一群读书人堵了门，牌匾被砸不说，院子里的花盆、树木、桌椅什么的也被毁坏得一塌糊涂。甚至到了当天晚上，还有人往商院的大门上泼粪，可见怨念之深。
  大顺朝廷的岳阳知府、巴陵县令虽然都是同情新学的官员（不然也不会被派到这个堪称锁钥之地的湖南门户了），但他们作为一县乃至一府的主官，自然要考虑到地方上的舆情，以及大量事务需要靠传统士绅来帮助，因此无法以行政手段很明显地保护黄伯超开办的商院的安全。他们只能和稀泥，尽量让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处，不至于让裕大昌商院被祸害得太厉害没办法，即便在大顺这种相对开明的地方，绝大多数百姓仍然是守旧的、保守的，尤其是在精英分子阶层中，守旧分子的比例只会更高，这没别的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靠坚持文化改良运动，慢慢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
  但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之前，毫无疑问，黄伯超和裕大昌商院本身都将背负很多人异样的目光，成为很多人鄙视和唾弃的对象。但黄伯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出生在南昌的他在青年时间被大哥赶出家门，然后带着仅有的一点浮财到湖广来投奔舅父，最终依靠批发棉布生意慢慢发家，成了湖广一带举足轻重的大商人，裕大昌布行也成了长沙、衡阳、巴陵、武昌等地响当当的字号，生意极为兴隆。
  而在赚了许多钱之后，黄伯超现在有了更多的追求，即帮助这个社会培养更多的商学人才，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让商学成为显学之一，进而通过商业的发达来倒逼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他持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但多集中在钱庄、票号行业，那些商人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之后，反倒希望投资实业，兴建生产各类物资的工场或作坊，与后世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
  究其原因，大概与这会流行在大顺境内的一些思潮有关。这些思潮很复杂，来源也很多样，其中既有东岸知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促成，也有本地商人集团在政府更多的钱粮、物资的要求下刺激而成，当然更少不了觉醒后本地精英分子们的自发努力他们对满清这种异族政权固然很布满，对经常居高临下带着一股优越感、指点感和施舍感的东岸人同样不是十分满意，因此知耻而后勇，努力奋发自强。
  按照这些人的言论来说便是：“商学如果大兴，不但两湖川赣可以光固，亦可为吾同胞昌千古未有之盛业也。”只可惜这会大顺境内的明白人还不够多，应和这种思想的力量还不够大，上至官绅军将，下至黎民百姓，都只是浑浑噩噩地被动前行，民智未开，因此这种思想也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和接受，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某种躁动罢了。
  黄伯超现在就是大顺政权内的明白人。他在宁波地区游学、经商过好多年的时间，后来也去登莱生活过一年时间，直到南昌家中的老父去世，兄长继承家产，断了他在外游学的费用为止。从那时候起，黄伯超就开始在湖广经营棉布生意，其间不断地与官府打交道、与东岸人打交道，甚至还与明国商人、清国商人打交道，人生阅历之丰富，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再加上他注重观察，善于思考，因此就做出了这种惊人之举。
  黄伯超的裕大昌商院里如今有着两位教习，都是从自己棉布行里抽调来的经验丰富的掌柜，教教这些粗通文墨的商人预备役们是绰绰有余了。因此，在与两位教习交谈了一番，得知商院运转情况良好之后，黄伯超又匆匆离开了这里，乘坐马车赶到了位于城内另一头的布行内，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务。
  巴陵地处湘江与长江交汇处，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繁茂。上承接长江、汉水一带的客商（好吧，因为战争，汉水一带的生意已经废掉一半以上了），下勾连中南地区的生意，正好处于大顺国的中心地带，附近又是有名的平原沃野、鱼米之乡，当真是想不富裕繁荣都很难啊，可以说部分取代了原本汉口的部分功能，完全可以称为一个小号的“汉口镇”。
  别的不说，这东岸人运到大顺辖区的货物，一般会在两个地方卸货，其一是马当要塞，这是东岸海军直接控制的据点，对应的是大顺江西行省，一应供应江西的军需物资或生产设备，都在这里进行交割；其二便是巴陵县了，东岸人的大船开到这里便不再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在巴陵县码头卸货，然后再由顺国方面用自己的船只组织运输。
  因此，巴陵县可以说是与顺国与东岸进行货物买卖的两大据点之一，东岸人运来的战马、武器、甲具、机械、五金制品等在此交割给顺国官府，换成现银后又在当地商人处采购稻米、杂粮、药材、生丝、茶叶、绸缎、桐油、猪鬃、铅块、棉纱及其他各色商品，不说全部花光，至少是大部花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大顺朝廷在全国各处征收来的税款在流入东岸人口袋转了一圈后，其中大半又都被砸到了巴陵市场上，故无数的金钱在这里流通，巴陵县的商业想不繁荣起来都很难。
  今天巴陵港又有一艘东岸船只靠港。这是一艘1200吨的大家伙，引起了码头上巴陵商民的一阵惊呼，他们虽然已经见到过很多遍了，但对这种代表着工业之类和力量之美的大型船只，仍然表示了足够的震撼和尊重。而这种大型船只经常在顺国境内出现，从客观上也给新学和新思想起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盖因在这种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微言大义”、“圣人教诲”都略显苍白，反倒是新学更有市场一些。
  这艘大船所载的货物十分驳杂，除了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外，还有大量日用品和食品，如肥皂、饼干、糖果、炼乳、灯具、蜜饯、果酱、装饰品、油画、书籍、皮具等等，甚至还有火柴及一些在东岸本土都十分紧俏的药品，可见顺国这些年确实也兴起了一批富人及中产阶级群体，对上述商品的消费需求也渐渐起来了。
  卸完货物后，这艘东国大船还将在巴陵港停留个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等待货物采买齐备装船后，才会离去。对于这一点，黄伯超也是知晓的，因为东国人指明要采买的棉纱，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他们裕大昌布行提供的。这不，如今东国人的买办张绍宗就已经坐在裕大昌的会客室里，与黄伯超攀谈起来了。
  对于张绍宗其人，黄伯超还是有所了解的。此君与黄某人一样，乃是江西老表，出生在九江。少年时曾在宁波游历，因为聪明伶俐被人看中，着力培养后便来到了巴陵，充当起了东岸人的买办，专司采买湖广的棉花、棉纱，然后运到宁波进行再加工宁波府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南方开拓队还对粮食自给率有一定的要求，为此甚至不惜划出了耕地红线，严禁各县逾越，因此根本没多少地可供种植棉花，故棉纺织所需的原料就需要大量进口了，顺国无疑是一个重要进口来源。
  黄伯超和张绍宗合作过多次了，彼此间已经比较信任，因此很快就谈完了棉纱的采购协议。黄伯超允诺东岸人要求的货物在五天时间内筹措完毕，然后于巴陵港装船。为此，他还将支付买办张绍宗一笔可观的佣金，几达3%之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买办这个新兴阶层确实不得了。就如张绍宗其人，作为宁波最大的纺织厂定海纺织厂在巴陵的代理人，张绍宗每笔做成的生意可以抽到大约5%的佣金，其中黄伯超支付给他3%，定海纺织厂支付2%，因此虽然他的月薪只有20元，但依赖丰厚的佣金，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积累起大量的资财，一跃成为社会的上流富豪之一。
  如张绍宗一样的东岸买办在巴陵还有七八人之多，他们受雇于宁波的一些大型制造企业或贸易企业，在巴陵一带尽可能地寻找价廉物美的各类商品，给东主节省采购成本的同时，也为自己赚取一笔丰厚的佣金。张绍宗在诸买办当中其实还不算最出类拔萃的，他只是在巴陵一带名气比较大而已，事实上东岸在湖广一带排名第一的买办当属常年在羊楼洞一带采买茶叶的大买办李难先，此人赚取的佣金极多，加上又会打理生意，现在家产据说有二十多万两银子，非常惊人。
  “张先生屡次来我裕大昌采买棉纱，当真是令黄某感激涕零，今后若有其他差遣，但我黄某能做到的，直说便是。”黄伯超拱了拱手，真诚地说道：“裕大昌能有今天，是离不开张先生的照拂的，这一点黄某铭感于内，不敢或忘。”
  “呵呵，黄老板客气了。”张绍宗端起茶杯轻啜了口，笑眯眯地说道：“在裕大昌置办的棉纱或土布（土布因为质量上佳，耐穿耐磨，远东四藩经常采购，或自用或转销），从来没有一例因为质量问题而被上头东国人斥责的。黄老板，其实干我们这行的，压力也很大啊，哪天若是东国人看我们不顺眼了，说不定就一脚踢开了，那又能找谁说理去。”
  “张先生如此人才，无论到了哪里都不愁没饭吃的。”黄伯超恭维道。
  其实他说得也没错，这个张绍宗名气不小，就连顺国一些军政高层都听说过他的名字。这人甚至还曾经帮大顺前营在台湾银行那里办了一笔贷款，以采购部分武器装备，为此获得了许多顺军大佬的友谊，这对于他在湖广一带做生意无疑有着极为巨大的正面意义。
  “对了，黄老板，我听闻你在县里办了一所商学院，这可时髦啊。即便在东国人那边，也没有专门的商学院，只不过在烟台学院里设了一个系，培养少部分人才而已。黄老板此举，不但在大顺是头一遭，就连宁波和登莱都瞠乎其后了。佩服！佩服啊！”张绍宗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突然将话题转到了这个上面，只听他又说道：“此等开风气先之举，即便一时不如意，受人诘难唾骂，只要时间久了，总会有转机之处。湖广的商业风气，这些年来是一年比一年浓厚，老张我每年都要来很多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大顺李皇帝现在拿下了大半个四川，掌控了不下四百万人口以及数不尽的财货，以后这边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做，生意人也会越来越多。这是大势，煌煌天道，是什么人能够挡得住的吗？那些个腐儒，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大顺李皇帝不怎么待见他们，全天下的生意人更不待见他们。待到将来世道改变，这些人就只有被淘汰的份，黄老板大可不比介怀，随他们去吧。”
  “张先生这话自是没错。无奈此番出来教训我的还有我少年时的授业恩师，不知怎的也到了巴陵开蒙授学，然后被人请来痛骂了我一顿。唉，想必如今我在他眼里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终日逐利的狼心狗肺之徒了。”黄伯超有些唏嘘地感叹道：“不过这反倒坚定了我继续办商学的决心。这个世道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东国人在宁波、登莱不过四百万人口，却压得清廷不敢轻举妄动，福建郑经、广东二李亦是战战兢兢，浙南鲁王之辈更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我曾经就在想，东国远在万里之外，为何在中国就能凭借这四百万人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呢？想来想去，只能说是生产力强，还有便是那巨舰大炮之威，舍此别无其他解释。大顺如今有一两千万人口，地盘也有数省之大，且多是精华，为何就不能达到东国的水平呢？黄某人不才，愿先践行这商业兴国的路子能不能走通。如果不行的话，就再试试实业兴国的路子。张先生大才，如果愿意投资实业的话，黄某倒也可以介绍一些挣钱的门路，那便是纺纱厂和织布厂了，就是不知道张先生有没有兴趣了。”
  “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的。从买办而至实业，本就是正途。羊楼洞的李难先李大哥就指点过我，他在那边兴建了一家焙茶厂，专门生产砖茶，产销兴旺，听说现在又想与人合股，办一个航运字号，这上下游的生意确实做得越来越广了。李大哥本事我辈楷模，他这么做，我自然是要学上一学的。黄老板提到的纺纱厂和织布厂，在我看来是极好的，后面有时间了不妨一起去看看。别的不敢多说，若是项目合适的话，老张我十多万两银子还是拿的出来的，这点请放心。”张绍宗一听这事就眼睛发亮，显然他谋划进入上游产业已经有一阵子了，这会黄伯超提出来，正好与他一拍即合。
  而黄伯超对此也挺满意。将张绍宗这种身家丰厚的大买办拉进来，不但可以将其利益与自己更好地捆绑起来，利于日后裕大昌布行的发展，同时也能变相增强大顺国工商业势力的能量。而也只有他们工商业界的实力强大了，商人集团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都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才会更好。
  这不单是他黄伯超的梦想，同时也是很多同道中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