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他则飞快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他写下的，是王亦选刚才说话的要点。
  要说大老板就是大老板，这番开场白话并不多，却把这个紧急会议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清楚楚。而且，大概是对李中博和张继明二人的身份并不确定，所以有意“敲山震虎”。
  你们二人不是阵营难辨么？那好，我就干脆不把你们的阵营当回事儿，直接把这个紧急会议定位为碰头会，反正今天形成的只是初步意见，后来还要召开正式的市委常委会传达。
  到了常委会上，林江越和张一冰都是法定列席人员，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保密可言了。所以，今天的碰头会，说出去也不怕。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给这二人设定了一个无形的“筐”。今天的会，已经对你们二人公开，事后也不怕公开。至于你们是不是泄露出去，那就看你们自己的“行动”与“造化”了。
  想到这些的时候，王亦选已经迅速将会议引向了“正题”：“那好！既然大家都认可，那么咱们就响应中央的八项规定，开短会，不说废话。现在，请君平同志把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要点传达一下！”
  “好！”程君平也是一个痛快之人，当即接了过来，“我现在把中央的文件和省委的要求传达一下！”
  文件并不长，程君平大概传达了二十分钟左右，接力棒又重新交到了王亦选的手上。
  只见王亦选点了点头：“这样，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已经传达完了，咱们在坐的各位，都是宣传口和舆情方面最核心的骨干。大伙儿都说说，如果现在让你们来起草咱们西京市委的落实文件，你们如何考虑？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结合咱们自身的实际，拿出一些切实有效的举措和办法！来来来，都说说，咱们有话在先啊，说实的，不整虚的！”
  “是！”众人都觉得王亦选既说得到位，还很是实在，所以纷纷答应。
  在这之后，周春秋最先发表意见：“我先说说！中央和省委这次对于意识形态工作，态度很明确。别的不说，就说咱们现在对这项工作的忽视，就离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差得很远。这种忽视，并不是说我们市委有意为之，而是由很多客观条件造成的。”
  “比如说现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抓经济、抓发展上，这本没有错。但是，经济和发展带来了太多的问毫不客气地说，咱们西京市委市政府在这些方面，疲于奔命，忙于应付，根本腾不出功夫来，好好想想我们的意识形态如何，如何更好地端正我们的意识形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反思的。”
  “当然，我们在这些年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亦选书记带领我们推进法治城市建设，也是这个道理。法治，既是一种制度规范，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开展任何工作，都应该**治。同样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就象我们认识到应该放慢一些脚步，好好反思这种单纯追求速度的畸形发展一样，我们应该好好反思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忽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空对空，真正落实意识形态责任。”
  “说得好！”王亦选这时带头叫好，“春秋同志这番话振聋发聩啊！咱们西京市委，由上到下，包括我在内，确实应该好好反思，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客观条件的变化，还是我们主观意识的淡薄？来来来，春秋，你刚刚一针已经见了血，那就再说些实的举措吧。你给支支招，咱们怎么具体个加强法？”
  “是！”周春秋清了清嗓子，“我的意见，主要有三条。第一，市委及各级理论中心组的学习不但不应该减弱，反而应当加强。而且有必要明确，没有极特殊的原因，一律不能请假。不能出现一个班子有十多号人，可一旦到了理论中心组学习，有一个领导在就不错的局面。第二，对于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予以明确，这是正确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关键。第三，对于一些小是小非问题，也绝不能含糊。积小为大，积少为多。我们现在的忽视和淡薄，往往都是对小事情不重视，日积月累下来，可就成了大是大非，再想矫正，可就难了！”
  “说得好！真是说得太好了！”王亦选带头鼓掌，“我看，春秋同志说的这三条，可以直接写到咱们西京市委的落实意见中去！咱们可以再捋捋，哪些是最紧要的大是大非和小是小非。照我说，如果这些问题搞明白了，不光咱们的落实意见可以写出来了，下一步的工作抓手也就有了！”
  再看唐卡，这时仍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
  要说这整个西京市委，除了王亦选最让他佩服之外，也就得属周春秋了。
  周春秋的理论水平非常高，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海归派”，一直就属于学者型官员。更为难得的是，这位“海归派”来到西京后，很接地气，没有什么高知分子的架子，很能和大伙儿打成一片。来了这么些年，整个西京的大街小巷几乎走了个遍，对西京非常熟稔。
  所以，在西京的权力场上有一个“周林争雄”的说法。
  说得直白一点儿，就是一旦王亦选高升，上调省里或中央，那么腾出来这市委书记之位，并不一定就是林江越接，至少很大一部分人会把票投给周春秋。而且，这还不只是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在整个西康省的上层，也有不少人持此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两年前，王亦选就和唐卡私底下商议过。
  当时，他们已经决定正式对付这个“林季张越联盟”，还担心这个周春秋如果置身事外，或者坐山观虎斗，静看王、林二人相争，自己等着捡漏，那可是大麻烦。
  不过还好，后来王亦选带着他一起，通过对周春秋的互相试探到坦露心迹，已经可以明确，周春秋选择与王亦选一头，站在“清流”之侧。他们二人，才算是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己方有此良将，幸甚至哉。若非友而敌，那可真是心腹大患、灭顶之灾。
  王亦选夸赞完周春秋之后，又将目光转向了程君平。
  程君平也不相让，侃侃而谈：“接下来我说说吧！在召开这个紧急会议之前，我们对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学习。中央和省委的要求非常明确，也很生动，比如说提具体要求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最近社会上有这么一种很是混淆视听的说法。说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阵亡206位将军，而我党军队只阵亡2位将军，这是不是充分说明了双方在战争中的投入与产出？”
  说到这儿，会议现场的气氛为之一变，顿时变得活泼起来。
  要说程君平不愧是老宣传，说话时举例子，这可是长年搞宣传工作才能悟出来的道理。
  说话，就是宣传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一通说，哪怕是说得天花乱坠，如果不举例子，听的人也只是空对空，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是一举例子，就不一样了。既能让听的人想听下去，还能对这个例子印象深刻。所以，真正会说话的人，往往举一个例子，再引发几句感悟与启发。能够熟练运用这样的方式，才算是掌握了真正的“王道”。
  只听程君平继续说道：“实际上，这样的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也很能站得住脚。但只要细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命题的伪证。因为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限制我军发展，不给编制和军衔，八路军一共只给了3个师、9个团的编制。而国民党牺牲的高级将领，有不少都是团级干部，是死后追授的少将。”
  “按照这么个追授法，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共牺牲旅以上高级将领170名、团级干部200余名，这与国民党说的206位将军是基本相当的。不说别的，光是我党领导的东北抗联，抗战期间就牺牲了53名军级干部，112名师级干部。而反观国民党这206位将军，除了追授的之外，还把那些死于相互摩擦和派系内部争斗的也算上了！”
  程君平略作停顿，继续说道：“与这个数字相互呼应的，是两党击毙日军少将以上的人数。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40余人，其余30余名是与美军飞虎队和陆战队等联合击毙的，运用了非常高端的技术。而我党军队击毙日军将领41名，这些都是靠小米加步枪，在田间地头一枪一炮打出来的。”
  话说到了这儿，众人已经听得纷纷点头。程君平的话不多，但通过数据与例子对比，非常具有说服力。
  程君平话锋一转，却是提高了声音：“不可否认，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主要任务任务，而我党领导的军队主要在敌后，在乡村。对于这一点，我们的认识也逐渐经历一个由主观到客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