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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卑拓跋的改革相当成功，北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国际交往频繁，一派东方大国强国的风貌。而且文化发达，佛教盛行，云冈、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败、内乱短命的南朝汉族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对同时期南朝汉人的宋国和齐国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鲜明对比，说明华夏农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开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软弱性。游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机会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经过短短的几代，就可以把华夏民族花费几千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学到手，甚至还超过你一头。而缺乏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y的输血，它的骨头就软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际上真正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而某个具体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的某个代表人物。
  鲜卑统治北中国长达140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又造成华夏民族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文武百官和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总数不下100万人。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亲自带头实行鼓励鲜汉通婚的政策。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财产和权力上的优势，就可以广泛地通婚纳妾多生子女，使得游牧民族在种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过汉族人口增长的优势。因而，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这次民族输血和混血，使得被农耕软化和羊性化的华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强悍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客观地说，没有这一次长期广泛的输血和混血，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隋唐。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两国依然是鲜卑族执政。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公元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依然是鲜卑政权。到周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鲜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中国。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掉周静帝，篡夺鲜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实际上是建立在鲜卑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北朝之后的隋朝，由于刚刚经过长达260多年的五个游牧民族的狼性血y的输血，中原民族实际上是由鲜卑民族等游牧民族和汉族所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于杨坚篡周建隋，所以鲜卑北周的统治集团也基本上被保留下来。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独孤皇后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从隋朝的国家政权的组成和民族的构成上说，鲜卑族的比重极大。从民族成份上讲，隋朝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朝代。在隋文帝时期，中原民族性格强健，文化发达，又是一个狼羊结合较好的时期。
  因而，隋朝又是一个勇猛进取，有创造，有作为，了不起的朝代：实行均田制，开凿大运河，首创科举制，击败拥有40万骑兵的强大突厥，又征服南中国，结束中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乱和分裂，建立起国土辽阔的统一国家。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北方经过游牧民族入侵长期战乱破坏，本该在国力上落后于未受异族入侵的南朝。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汉族执政的宋齐梁陈一个比一个腐朽黑暗、软弱无能、内讧短命。南中国的汉族政权后来被大隋朝轻而易举地灭掉。
  从此以后，在古代中国又出现一个规律：受到过游牧民族输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无论被战乱破坏得多么严重，但大多可以灭掉或收降南中国汉族政权，而南中国汉族的最后政权则无一例外都被北方国家轻易灭掉。此规律的适用性还可以上推到秦。从秦灭楚吴、魏灭蜀、晋灭吴、隋灭梁陈、宋灭后蜀南唐吴越、元灭南宋、一直到清灭南明三藩太平天国。此规律证明，游牧性格大大强于农耕性格，强悍性格是一个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因素。纯农耕的南中国一旦丧失了残存的炎黄游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鲜游牧精神的输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脊梁，即便有发达的文化和经济也无法捍卫自己的国土、保障自己国家的独立。
  陈阵望了一眼狼d山坡，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是隋朝还是一个短命朝代，根本的问题又出在狼羊不平衡上，隋朝统治集团在性格上狼性又太强于羊性。隋炀帝本人就是一个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帝王。他的生母文献独孤皇后，是一个连隋文帝都惧怕的鲜卑悍妇。独孤皇后的家族连她自己在内，先后出过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从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她的鲜卑家族性格刚勇，势力强大，深刻影响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个朝代。她在皇宫，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这位狼性十足的鲜卑族皇后在朝中拥有大权，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皇后还谋划了废长立幼，废黜太子杨勇，再立她所偏爱的杨广为皇太子。后来，独孤皇后成为武则天效仿的楷模。因此，隋炀帝杨广是喝“狼奶”长大的“狼”。他继承的狼性基因过多，因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穷兵黩武，残暴腐化，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隋炀帝三伐高丽，动用几百万军队，三战三败，损失惨重，国力耗尽，激起全国大起义。大隋37年便亡，与秦朝相似。公元618年，胡化了的汉人大贵族李渊建立唐朝。
  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大唐朝，实际上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一个伟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和华夏文明精粹的伟大结晶，达到了古代华夏文明之巅。就像“汉承秦制”那样，唐朝是唐承隋制。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系母统的强悍鲜卑性格。从性格血统上，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胡化了的汉人和鲜卑贵族女性的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而李渊的生母就是大名鼎鼎隋朝独孤皇后的从姐妹。几代连续杂交混血，几代鲜卑家族狼性格的持久影响和熏陶，使李唐家族血统里的汉血比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在性格上取得非同寻常的杂交优势。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的骁勇凶猛顽强的狼性性格堪称中国帝王之最。甚至，李家也出过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种学胡语，吃胡食，仰慕突厥狼头军旗、想解发回草原当突厥人的极端例子。后来太子承乾被唐太宗废掉。这个极端例子也证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统和及其影响极重极深。
  我给你举几个《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例子：有一次，李世民跟李渊出战，李渊进军失利，李世民亲自率兵上阵，从敌阵后面冲进去，身先士卒，使用双刀，亲手砍杀几十人，杀红了眼，砍得两把刀都缺了口，两个袖子里都灌满了敌兵的血，他甩掉血，继续拼杀，直到打垮敌军，反败为胜。还有一次，李世民与窦建德交兵，李世民只带尉迟敬德一员大将和几个士兵去诱敌，窦建德五六千骑兵追杀过来。李世民善骑s，毫无惧色，他亲手s死一员敌将和几个士兵。尉迟敬德也杀了十几士兵，居然吓得几千骑兵不敢再追。再有，在玄武门事变中，为了大唐利益，李世民先发制人，设伏兵杀死了想加害于他的亲生兄弟建成和元吉。李世民亲手s杀了长兄建成，毫不手软，像狼一样凶猛果敢地夺取了太子位。
  李世民凶猛善战，大智大勇，连当时打着金狼头军旗的突厥骑兵，甚至突厥可汗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唐太宗还被各草原民族奉为“天可汗”，也就是“腾格里可汗”。后来唐朝能降伏强大的突厥，靠的就是这种李唐家族的狼性格，还有充满朝廷的大批草原民族著名的贤臣强将。其中最著名的是长孙无忌，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长孙无忌是凶险的“玄武门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就是他像狼一样勇敢地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并亲自带领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协同李世民，在玄武门伏杀建成和元吉。长孙无忌是辅佐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后任宰相长达三十年。而长孙无忌就是鲜卑人，他的先祖是北魏鲜卑皇族，其后世家族成员在北魏、西魏、北周时历任重臣，封王袭公，其父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又是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的亲哥哥。唐太宗的祖母、生母、皇后，甚至连宰相都是鲜卑人，你说大唐王朝中的鲜卑血统和性格有多重。
  唐朝的伟大来源于民族性格的伟大，也来源于唐朝女性的伟大。唐初的三位鲜卑女性不仅为唐朝养育了几代杰出帝王，而且，中国第一支“娘子军”，中国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女皇帝都诞生于唐朝。咱们到草原还不知道吗？草原民族是开放和尊重妇女的民族，妇女地位比较高，女人大多敢作敢为，像嘎斯迈那样敢徒手斗狼的女人不在少数。唐朝的鲜卑血统也决定了唐朝女性的惊人业绩，据《新唐书·诸公主列传》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在李渊太原起兵反隋时，她自己先到关中地区拉起一支起义军，屡屡挫败隋军，并把义军发展到七万之众，威震关中，为李渊夺取长安立下大功。《新唐书》说：“主（平阳公主——引者注）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号称娘子军。”山西著名的娘子关就是由于平阳公主曾率军在此驻守而得名。平阳公主的生母就是李渊的鲜卑人太穆皇后窦氏，平阳公主是与李世民同父同母同性格同打江山的杰出女性。娘子军对中国女性的影响太深远了，而娘子军精神中所包含的就是自由开放、坚韧独立的游牧精神和狼精神。
  还有，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产生在唐朝。武则天出生在游牧精神浓厚、有深厚“胡服骑s”传统的山西。而山西是鲜卑族的根据地之一，鲜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则天的父亲曾随李渊起兵反隋，后封为应国公。所以武则天也应该算作将门狼女。后来又在李唐皇族游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则天成为中国狼性最强的杰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阔斧，铁腕血腥，毫不手软；在政策上：打击士族，强化科举，破格选才，劝课农桑，发展人口。把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盛世维持了半个世纪。
  陈阵停了停，突然问杨克：你注意过武则天的形象没有？
  杨克有些茫然，摇摇头说：没注意，你又发现了什么？
  陈阵说：我看过武则天的画像，她很富态，有母仪之相。洛阳龙门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卢舍那石像，是武则天下令凿刻的。那雕像有异常大气矜持的端庄美，脸庞颈肩丰满圆润。据说这是当时的艺术家和石工按照武则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审美标准上，唐朝是“以胖为美”，李唐帝王大多选丰满女人为后为妃。唐太宗选武则天为妃，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后来又对武则天穷追不舍，直到把她立为皇后，而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丰腴的杨玉环为贵妃。几代唐朝皇帝如此热衷丰满女人，确实大大有悖于中国汉族帝王的传统审美标准。华夏汉族帝王大多喜欢苗条女人，比如：“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汉朝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就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式的女人，后来被成帝立为皇后。
  那么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我过去也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上个大朝代汉朝还以瘦为美，怎么到下一个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为美了？后来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鲜卑血统以后才明白，再联想到咱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当初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就发现蒙古人以胖为美，比如咱们队那个绰号叫“一盏明灯”的那仁其其格，真够丰满的，一定比杨贵妃还要胖，那时候几乎有一大半的马倌都围着她献殷勤。在额仑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实际上，游牧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养肥牲畜为职业，以“羊大”为美，当然在民族审美上就以胖为美了。
  杨克连连点头，又笑着说：没错！……不过有点扯远了吧。
  陈阵说：一点也没扯远。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我再接着讲……李世民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极其重视文治，采纳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兴科举，重谏臣，着力教化，改善政治，轻徭薄赋，鼓励经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的疆土达到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我特别要说的是，李世民是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中国皇帝。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华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华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统背景的。过去以及后来华夏儒家正统思想都是极力“尊华贬夷”，根本无视游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而且还把这种狼性性格作为儒家教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有具有游牧血统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汉族和草原民族双方的优缺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华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顶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和农耕民族的儒家精华相结合。只可惜，中国农耕土壤太广阔太深厚，李世民“华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华夏强大而狭隘的农耕意识和儒家正统思想所扼杀。后来，支撑华夏民族活命的新鲜血y，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强行灌输进来的。但是，由于汉族农耕病体已趋严重，以后无论怎样输血，都输不出汉唐盛期的豪迈强悍的民族风骨来了。“东方睡狮”正是从中唐以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冬眠状态的，而华夏广袤农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软榻”，儒学则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药”。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的200年里，重又软化羊性化下去的华夏民族，又陷于大混乱之中。从此，华夏的农耕民族走向漫长的下坡通道。虽然，也出现过几次小高峰，但总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土的延续和保持越来越依赖于草原民族。
  虽然整个农耕民族在软化，但是炎黄先祖的狼性血y的遗传，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和混血，在华夏广大的农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强悍的种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中狼性好汉率领的反抗。但是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起义成功，也不能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东西和新血y。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作为汉民族一次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农民起义是农耕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副产品”，农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软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
  极少数。虽然黄巢起义大军攻打王朝军队势如破竹，还残忍愚昧地焚毁了古代中国最为气势恢宏的长安城。但是，它还是被唐政府借来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突厥沙陀族骑兵消灭了。这是因为被输血者总比不过输血者身心强健。汉唐以后，华夏农耕民族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起义军与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锐气了。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d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陈阵长叹一声，接着说下去：但是我仰望腾格里，仔细想想觉得腾格里还是对的，性格这么软弱的民族实在不配占据这么辽阔肥沃的土地，真是给天父腾格里丢了脸，天理难容，真真到了要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地步了。腾格里的“天理”没有错，软弱的农夫不应痛骂人家的残暴，实际上农夫们也是按此天理来对待庄稼的，绝不肯让弱苗懒秧占着好地，而毫不留情地铲除它们，给强苗优秧让位。不过腾格里还是没有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毕竟华夏民族的脑和手闻名于世，最早驯化了野生粟和稻，创造了丝、茶、瓷、漆业，贡献了四大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浩如烟海的文史哲经。尤其是四大发明：指南针帮助西方民族成为真正的航海民族，帮助他们成为能在大洋中辨别方向的海狼，帮助他们发现新大陆，攫取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造纸、印刷术和火药又帮助西方民族摧毁了中世纪愚昧和坚固的封建城堡。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苍天有眼，腾格里还是派出它的大儿子——草原游牧民族，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农耕弟弟，继续给它输血，硬化它的脊梁，让它重新站立振作起来。
  农耕必定软化民族性格的这一规律继续发生巨大作用。灭掉了契丹辽国以后，强悍的大金国又重蹈大辽国的覆辙。金国时期农业大发展，到金国盛期，耕地面积甚至超过了北宋。农业人口也急剧膨胀，从金初的300万户，发展到金中后期的760多万户，4500多万人口，超过了北宋真宗景德时期的全国人口，结果，女真民族也日益衰弱下去。
  太阳已微微发黄，额仑草原好像金色的大漠，从前狼群出没的山谷，已经显出半月形的y影。陈阵站起身，又本能地看了看狼d山坡，在他当羊倌的时候，太阳一黄，就要提防狼群出动了。狼给他的烙印比被蛇咬的感觉还深，20多年过去了，此刻他的脊背还能感到狼群人的寒气。他伸了伸手脚，对杨克说：是不是该回去了，嘎斯迈他们该着急了。
  杨克听得正上瘾，忙摆手说：没事，嘎斯迈知道咱俩的毛病，一聊起来就没有黑白天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跟她说了，今晚可能不回来住，没准到别的队看看。你还真跟说评书的学了一手，说到最节骨眼的地方，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我知道，下面就该蒙古骑兵出场了。你上车吧，我把车座放倒，你半躺着讲，我半躺着听。继续讲！
  陈阵上了车，半躺下来，说：没想到，在小狼的出生地旁边开讲座，真容易进入角色，我一定是得了狼d的地气了。
  陈阵立刻开讲：……到蒙古民族崛起的时候，不要说中国的农耕民族已经软弱得不堪一击，就是世界所有的农耕民族也都已经软得没有还手之力了。蒙古区区十几万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在于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蒙古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宗师、楷模，以及草原和草原民族的保护神。
  蒙古人不仅认为自己民族的先祖来自于“苍色的狼”，而且，蒙古王族一些核心部落的领袖，甚至一些核心部落本身，还直接以狼为名。古波斯大历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历史巨著《史集》的第一卷中指出：产生过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汗、五世祖伯升豁儿汗和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家族，发展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的一代，出现了一个蒙古王族的直系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该部落的两个领袖，就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坚都—赤那”，另一个名叫“兀鲁克臣—赤那”。“赤那”的蒙语意思是“狼”。拉施特说：“‘坚都—赤那’这个名字是公狼的意思，‘兀鲁克臣—赤那’是母狼的意思。”因此，这两位领袖的名字分别是“公狼”和“母狼”。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部落称之为“赤那思”，“赤那”蒙语的意思是“狼”，而“赤那思”意为“狼群”。“赤那思部落”也就是“狼群部落”。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解释道：“赤那思……为复数，意为狼之集团也。”
  而且，成吉思汗的叔父的父亲也以狼为名。拉施特指出：“察剌合—领昆在其兄伯升豁儿死后，娶嫂为妻……他又从他原配的妻子生下过几个儿子；其中一个继承了父位并且很著名，名叫速儿黑都忽—赤那。他与屯必乃汗住在一起。他的儿子和嗣位者为俺巴孩合罕。”俺巴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叔父，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就是“速儿黑都忽—赤那”，“速儿黑都忽”的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的意思是“狼”。因此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的名字也是“狼”。
  蒙古人以“赤那”，也就是以“狼”为名的人还很多。再可举一例：《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的三世祖（曾祖父）合不勒汗，他的第四子叫合丹，而合丹的亲家名叫“阿里黑—赤那”，“阿里黑”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依然是“狼”。
  可见，狼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何等崇高的地位。而汉人是没有一个人会用“狼”字给孩子起名的。上述事实也可以证明，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不仅是在狼的草原上长大的，而且也是在人的“狼群”中长大的。
  因此，蒙古民族是以狼为祖、以狼为神、以狼为师、以狼为荣、以狼自比、以身饲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强悍、刚毅智慧的民族。而蒙古骑兵则是世界上最凶猛、最智慧、最善战的蒙古草原狼训练出来的军队。
  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世界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几千年的古代农耕文明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软化了世界上所有农耕民族，从硬桃子“成熟”到了一捏就烂的软桃子。因而，以草原狼图腾精神武装起来的蒙古骑兵也就创造了世界奇迹，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达到了草原游牧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历史上另一个版图仅次于蒙古大帝国的古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崇拜狼精神的帝国，罗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欧人的“游牧精神”里。世界历史上这两个最大版图、最强悍的帝国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国，难道还不能说明狼精神的伟大影响和作用吗？
  软弱的金国南宋的灭亡，和蒙古骑兵的胜利，跟生产力高低没有太大关系，而跟农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关系。一个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运，就必须部分保留或创造能培育强悍民族性格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存在。总之，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的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国元朝，对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对中国和华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没：
  首先，蒙古民族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其面积超过汉唐，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生存空间的范围。元朝为古老中国领土的延续，承接了关键性的一棒，否则，汉唐以后二三百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域就可能永远独立出去，变成其他强大文明的领土，使中国失去屏障，把农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后来在明代，强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国曾扬言要强迫中国人改信伊斯兰教，帖木耳大汗还差一点就率百万骑兵进攻中国。后来因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这场灾祸。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国手里而被伊斯兰民族占据，又假如他从甘肃宁夏地区率百万大军进攻中国，那么中国国土和文明还能保得住吗？因此，元朝重新恢复和扩大中国汉唐时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扩展了西北屏障，将其他高级强悍文明国家的边界推向远方；而且也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继续收复、守卫和扩大中国汉唐疆土打下基础。这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带来蒙古草原刚勇的游牧精神和民风：摔跤搏击，骑马s箭，赛马围猎，宰牛杀羊，狂歌豪饮，大脚妇女，抛头露面等等，将北宋南宋华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汉风为之一扫；其二，虽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层已经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广大蒙古官员军民草原性格不变，这就大大冲击了儒家的势力和影响，使华夏民族从严密的宋朝理学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统治民族总是将自己民族的性格、风俗、习惯强加到被统治民族身上。而统治民族的性格、作风和习惯又是被统治民族的模仿对象。这种上下两方面灌输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输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大朝代，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败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汉民族，并统治整个华夏，这对一向骄傲自大，藐视四夷的汉族刺激极大。因而，汉民族也深深为自己民族的软弱性格和失败而感到羞愧，从而激发了华夏优秀儿女学习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的自觉行动。朱元璋就是一个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汉族帝王。
  所以我认为，元朝蒙古民族对汉族的这次输血是非常及时有效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影响和输血，再一次使华夏民族振作起来。至元朝末年，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狼一样勇猛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