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历史上另一个版图仅次于蒙古大帝国的古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崇拜狼精神的帝国，罗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欧人的“游牧精神”里。世界历史上这两个最大版图、最强悍的帝国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国，难道还不能说明狼精神的伟大影响和作用吗？
  软弱的金国南宋的灭亡，和蒙古骑兵的胜利，跟生产力高低没有太大关系，而跟农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关系。一个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运，就必须部分保留或创造能培育强悍民族性格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存在。总之，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的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3）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国元朝，对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对中国和华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没：
  首先，蒙古民族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其面积超过汉唐，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生存空间的范围。元朝为古老中国领土的延续，承接了关键性的一棒，否则，汉唐以后二三百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域就可能永远独立出去，变成其他强大文明的领土，使中国失去屏障，把农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后来在明代，强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国曾扬言要强迫中国人改信伊斯兰教，帖木耳大汗还差一点就率百万骑兵进攻中国。后来因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这场灾祸。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国手里而被伊斯兰民族占据，又假如他从甘肃宁夏地区率百万大军进攻中国，那么中国国土和文明还能保得住吗？因此，元朝重新恢复和扩大中国汉唐时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扩展了西北屏障，将其他高级强悍文明国家的边界推向远方；而且也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继续收复、守卫和扩大中国汉唐疆土打下基础。这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带来蒙古草原刚勇的游牧精神和民风：摔跤搏击，骑马s箭，赛马围猎，宰牛杀羊，狂歌豪饮，大脚妇女，抛头露面等等，将北宋南宋华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汉风为之一扫；其二，虽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层已经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广大蒙古官员军民草原性格不变，这就大大冲击了儒家的势力和影响，使华夏民族从严密的宋朝理学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统治民族总是将自己民族的性格、风俗、习惯强加到被统治民族身上。而统治民族的性格、作风和习惯又是被统治民族的模仿对象。这种上下两方面灌输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输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大朝代，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败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汉民族，并统治整个华夏，这对一向骄傲自大，藐视四夷的汉族刺激极大。因而，汉民族也深深为自己民族的软弱性格和失败而感到羞愧，从而激发了华夏优秀儿女学习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的自觉行动。朱元璋就是一个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汉族帝王。
  所以我认为，元朝蒙古民族对汉族的这次输血是非常及时有效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影响和输血，再一次使华夏民族振作起来。至元朝末年，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狼一样勇猛的起义领袖，就是这次输血的直接结果。
  蒙古民族后来的败退，原因与鲜卑北魏、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一样。再强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广阔的华夏农田和农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锁，经过几代以后狼性就必然退化。由于世界上华夏的农田最广大最深厚，它的软化力量也就最强。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个汗国，以在中国建立的元朝败得最快。中国汉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经过输血的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中国杰出帝王，在他们的身上具有汉人中少见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样的凶猛、智慧、顽强、残忍、气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占领南京之后又不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那样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北伐，而是倾明军主力主将大举北伐，攻下大都。尔后，取四川、定云南，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他杀违纪的大将、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软，手段残忍。燕王朱棣身处与蒙古狼性骑兵交战的第一线，锤炼出狼一样的性格。他篡权夺位果敢血腥，还开创了“灭十族”的残暴先例。朱家父子的专制残暴必须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对朱元璋和朱棣的强悍征战的狼性性格还应该给予肯定，毕竟他俩不像以后的明朝皇帝，只敢对百姓凶猛残暴，而不敢对强敌凶猛征战。然而，靠输血为生并不能持久，明朝后几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国黄鼠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枪窝里横！
  为了恢复中华大业，打击退回草原的蒙古骑兵，朱棣敢于把帝都从温柔富贵之乡的南京迁移到军事第一线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亲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归途中。一个在位皇帝能够抛弃享受、戎马一生，“马革裹尸”，这在汉族王朝的皇帝中绝无仅有。永乐大帝不愧为强悍进取的汉族大帝，《永乐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国最优秀、最宽容海量、敢于收录不同政见的大典。
  两位雄才大略的大明皇帝与北宋南宋软弱腐败的帝王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狼性性格在汉唐以后的华夏这块农耕土地上，是很难生长出来的。蒙古民族的强大输血，不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狼性格，还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将，像徐达、常遇春等等都是汉唐以来罕见的大智大勇的汉族军事将领。明朝盛期，疆土扩大到东北黑龙江库页岛，西域和西藏。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复了汉唐时期的国土，一扫汉族在汉唐以后的颓势。这次汉民族的复兴真应该感谢蒙古民族的慷慨献血，感谢狼图腾精神在华夏土地上的又一次复活。
  然而，从性格上讲，受血者总是弱于输血者。初期强悍的明朝后来仍然没有战胜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骑兵力量的源泉，当蒙古骑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骠悍起来。明成祖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军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样行踪诡秘的蒙古主力骑兵。相反，蒙古骑兵却屡屡重挫明军，击败徐达的主力大军，全歼丘福率领的十万大军，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长城。最惨的是，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部区区两万骑兵全歼明英宗亲自率领的50万大军，并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于谦率军民奋力死战保卫北京，元朝还可能复辟。此后，农耕民族的羊性旧病再次发作，宋明理学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关外几千里游牧国土再次丢失，直到被满清灭亡。还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现代史家称颂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同样不堪一击，被凶悍的满族骑兵所消灭，重蹈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大军被游牧骑兵消灭的覆辙。汉民族经过元朝蒙古民族输血所得到的一点元气再次耗尽。汉民族终于无力独木支撑中华大厦，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让位给北方游牧民族——满族。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4）
  陈阵又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女真满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和大有作为的朝代。我对清朝也特感兴趣。你想想，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统治了几亿汉族人口；居然打下了仅次于蒙古元朝大帝国的巨大疆土；而且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康乾之治”，时间长达120年，比汉民族最引以为荣的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的时间加起来还长一倍多。满清是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具有文韬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如果康乾盛世遇上的不是帆船时代的西方列国，而是发展到铁甲巨舰时代的西方列强，我相信励精图治的康乾时代很可能会出现中国的明治天皇，取得维新成功。并以进取的游牧性格来引进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业，彻底改造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与西方文明狼竞争搏斗，改变千年停滞不前的民族命运。可惜满清被华夏农耕和儒家软化下去以后，西方列强才发展到铁甲巨舰的大工业时代。中国的运气不佳，这是后话了。
  那么，为什么小小的满族能够创造超过汉唐的康乾盛世奇迹？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只有满族上层最能深刻认识中国盛衰强弱的规律，认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优缺点，并能将二者的优点牢牢地结合起来；只有满族最能深刻认识民族性格对民族命运的决定作用，特别懂得保持满族民族性格中的狼性的极端重要性，并能够保持近两个世纪。他们明白只要保持狼一样不屈不挠、勤奋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学习和掌握华夏文化和文明也并不困难，而且还可以超出一头。
  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满族统治集团吸取了鲜卑北魏、契丹辽国，特别是满族祖先建立的金国和蒙古族元朝的失败教训，没有全盘汉化，而创造性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实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项国策：其一，保持满族骑s搏击的传统，从小抓起，全民族参与，连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组织大规模木兰围猎，皇帝亲征，八旗子弟跟随，以猎练兵，与狼近战，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庄展馆里有介绍，康熙大帝一生曾亲手猎杀过几百条草原狼；其三，保留东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两区两治，农区农治，牧区牧治，严禁农民进入草原毁草垦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y的造血功能。维护草原，就是维护游牧民族强悍性格的根和源。从满清盛期的整个版图来看，清朝是个典型的半农半牧的国家，整个国家一大半以上的国土是游牧民族的游牧区，包括东北、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这么辽阔广大的狼性草原，能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多少强悍的血y和兵马；其四，满蒙通婚，满汉禁婚，以加强狼性血y的纯度，避免受农耕汉族羊性血y的同化。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缘关系，女真叶赫、哈达等部与蒙古有姻缘关系。到清朝，为借蒙古强大的骑兵来共同统治亿万汉族，于是更加大规模多层次实行满蒙贵族皇族联姻政策。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族的杰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战，鼓励军功，以战养性，以战强兵。康乾盛世又是战火纷飞的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主战派占据优势，对削藩、收复台湾、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乱、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毫不妥协，直至胜利；其六，建立以满族为核心，蒙藏等游牧民族为骨干的游牧民族联盟，加强游牧精神，共同统治人口稠密的汉人；其七，废止汉族腐败无竞争的太子制，皇位继承人由皇帝择优定夺，使皇子们像群狼争做狼王一样互相拼搏，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软弱无能之辈，出狼王、出人杰。
  这些措施对长期保持满族的强悍性格和清朝长治久安，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太广阔，农耕势力太深厚，加上满族全盘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经济繁荣，农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后期竟超过了汉唐时期的六七倍，农耕性格呈全面压倒性优势。所以，满清的上述国策最后仍然未能保住满清统治集团的强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比汉族的南宋还是强了许多，至少没有向列强拱手交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游牧女真满族，对中国贡献巨大。主要的贡献依然是两个：首先，再次给予中国一块仅次于元朝的疆土。经过元朝明朝两次国土的确认，再加上清朝长达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辖，虽然清末又丢失了近一半国土，但还是保住了自汉唐确立的中国疆土，还加上了富饶的东三省。几千年的民族生存竞争，在中国农耕和游牧两个兄弟民族的共同拼杀下，终于把2000多年前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保留到现代。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项千古伟业，比世界上其他古老农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连民族本身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更不用说是古老的国土了。就是后来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辽阔国土，都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然，中国与小小英吉利从英伦三岛扩张成“日不落”大帝国、与小小的俄罗斯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大帝国、与西欧民族从小半个欧洲扩张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国”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俄罗斯从满清手里夺走大片领土，恰恰是中国的农耕和儒家软化了满清的恶果。然而，如果没有满清残存的狼性格，那么到满清末期的中国就连东三省、伊犁，甚至整个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现有的国土由汉族的汉朝所开创，由鲜卑和汉族联姻的唐朝所发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扩大，最后由满族的清朝所恢复、扩大和坚守下来。汉唐元清这四个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贡献，原因就在于，这四个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结合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强悍时代。这四个伟大朝代，从统治民族的成份上来看，纯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只有汉朝，唐朝则是汉族和鲜卑族联合执政，而元清两朝就完全是游牧民族执政。
  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靠近西北游牧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惟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5）
  此外，中国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汉唐元清这四个开拓向上的朝代，如汉唐的吕后、武则天，满清的蒙古族女杰孝庄皇太后。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缠足小脚女人，孝庄皇太后还曾是严禁满族和汉族女人缠足的开放派。缠足是中国汉族最大恶习之一，缠足也恰恰开始于汉唐以后农耕和儒家势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残和束缚被统治者的自由独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丢人最遭耻笑的事情。
  辽阔的国土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而西北广袤的国土又是中华文明的根和屏障。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而满族则是中国国土的关键性的确定者。后来，到民国时期，汉人政权又丢掉了辽阔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其次，满族的清朝除了对中国国土的巨大贡献外，又再次给予华夏民族更长时期的输血。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黄二帝是游牧族，中华民族出身于游牧民族，血管里曾经流淌的是强悍的狼性血y。后来经过历史上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强大输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个世纪的输血，特别是满族的最后两个半世纪的输血，总算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种坚持到近代。现在，中华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游牧民族输入的狼性血y，再加上从西方输入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复兴的资源。清末以后，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强悍民族精神，就是来源于游牧炎黄的血y遗产和游牧民族所不断注入的生命活力。
  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画了个句号。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文明这条支流，总算通过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输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拧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来。这个“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民族
  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大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后代的狼一样勇猛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却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勤劳主要来自于中华农耕民族的性格贡献，而勇敢则主要来自于中华游牧民族的性格贡献。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农耕人口占绝大多数、农耕历史那样漫长的中华民族来说，主要欠缺的却是勇敢进取，没有勇敢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劳往往就是劳而无功，或为他人作嫁。
  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狼图腾的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图腾为核心的中国游牧精神，以及它对华夏不断输血的历史，就可以弄清几千年来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也可以知道中国未来能否腾飞的奥秘究竟在何处。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图腾精神极为困难，关键是需要弄清楚中国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中国史家大多知道中国的游牧民族崇拜狼图腾，可就是难以理解中国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例如，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说：“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较他种优越。其理由虽不可知，而可汗固尝以此自骄。”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汉人脱离大草原太久，对狼图腾认识的局限性就难以克服。有些重大课题在书斋中是不可能钻透的。咱俩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带着强烈的兴趣和疑问，跟草原狼零距离和近距离地打了好几年的交道，才总算克服了汉人的局限性。现在我必须尽快地把咱们的认识传播给汉民族，只有弥补了民族认识上的严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弥补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杨克叹道：要是你的理论能成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该重写了。儒家写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辞，偏见极多。我完全赞同重写历史，不管写成什么样，但必须重写！
  陈阵说：严格地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文化是农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农为本，独尊儒术，抹杀游牧，贬损“四夷”。中国历史不仅要重写，而且还需要革命。我特别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文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认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界则永远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远是儒家庸医记录的一部误诊中华的厚厚病历，这也势必延误中国的治疗和改革。在当今中国，传播小农意识和儒家封建专制的历史电视剧长盛不衰，让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陈阵望着草原的落日，并不觉得饿，依然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我还要特别要强调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现在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源头和实质就是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图腾精神，并通过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的不断输入和补充而得以确立。实际上，最能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y，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y、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每条蒙古草原狼都具备这种强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几万年以前这种精神就已成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达不到这种精神高度，它只是华夏先贤号召人们景仰、追求和学习的精神楷模。因此，强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实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贤用这种四不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还不能成为农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则，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国的事例，也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出几百万汉j伪军，堪称世界之最。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6）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汉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置于民族图腾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过农耕民族。而正是由于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长期不断的输血和混血，才使整个中华民族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y不移不屈的狼图腾精神，那么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学精神了。现在，谁还敢把宋明理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为魂。
  我们汉人真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感谢和学习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应该对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补偿。
  杨克忿忿地说：现在不要说是感谢和补偿了，就是制止对草原的掠夺和瞎指挥都难上加难。
  陈阵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全盘抹杀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中国传统观点总是鼓吹中国古文明如何如何优越，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正统儒家具有如何强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农耕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没有坚持延续下来，而只有中国的古文明没有中断，而一直坚持到近现代。然而，根据中国历史五千年发展的事实，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近代，是不能离开游牧民族长期不断的输血的。否认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输血贡献，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种观点不仅大大削弱对保守腐朽的小农意识和正统儒学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残存，继续弱化和束缚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会对中国病发生严重误诊。
  建国以来的治国方略都未能对症下药，都没有集中力量对农耕的病根痛下猛药，甚至继续迷恋农耕，鼓吹农耕，提高农耕地位，提拔农耕干部。在文革时期，甚至还要把城市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就导致小农意识和家长专制意识日益浓厚。也导致农耕人口急剧膨胀，甚至大有超过五千年农耕人口总和的趋势。虽然目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农耕人口依然占绝对优势，九亿具有农耕性格和意识的农耕人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实的“民族存在”，如此庞大深厚的农耕意识和性格“存在”，将长期影响和熏染中国的行政官员、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阶层的机体内。
  百年来，中国老病频频复发，本质性的维新和改革屡屡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至今为止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转换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现在，中华民族尚未发展到能够绝对把握自己民族命运的阶段。史界之革命，当今中国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图腾精神革农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温良敦厚”误导中华之命。
  然而，20年艰难痛苦的改革，中国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长足进步，民族存在开始改变，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的规律开始向强悍的方向发生作用。中国人的性格也开始自发地向狼图腾精神回归：儿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红了中华大地；以狼的强悍性格“与狼共舞”，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自觉；以狼为商标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以狼为店名的餐馆生意兴隆；以狼为笔名或艺名的作家艺术家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以狼图腾精神为核心的游牧精神终于开始复活。一个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开始自发地敬崇狼精神，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由于狼图腾精神是痛杀软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因此，只有大大发扬狼图腾的精神，改革才不会倒退，也不敢倒退。越来越多以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新型人类”将越战越勇，挫败一切保守倒退的势力。说到底，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换，而更基础更具决定性的却是国民性格的改革和转换。
  掌握和遵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就可以更自觉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样的勇猛前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恢复和继承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华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并发扬光大。在民族性格上，从古代的“文明羊”，发展为现代的“文明狼”，并向个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发展。到那时，中国人根除了“文明羊”阶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阶段的半野蛮性，而成为真正大写的文明人。上述三个阶段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规律性的发展阶段，而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经过“文明狼”阶段，就根本不能进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级阶段。十几亿真正自由民主和热爱和平的文明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将是全球自由与和平的最大保障。
  杨克说：你梳理得还挺清楚，中国历史可能真会按照你的“三阶段论”发展。狼图腾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没在草原，现在总算挖掘出来了，看来它一点也没有生锈，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而且古老的狼图腾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精神武库里仍然闪着灿烂的光辉，而儒家的纲领——三纲五常却早就成了腐尸烂r。
  杨克又说：你这个大纲几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几个关键问题弄通了。可是我还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在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陈阵说：原因还在于农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国农耕土地太广阔太深厚，世界第一。从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农耕大树，根深叶茂，吸走了所有的养分；树冠巨大，覆盖了树下所有的萌芽。农耕国家政权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榨干；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须要有强悍的民族性格来战斗，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当然就没戏了。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所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转。如果没有中国的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连原地打转都转不下去。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狼”强悍闯入，中国就永远突不破农耕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封闭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条特殊的支流，是条内陆河，像封闭的塔里木河，不靠先进阶层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远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7）
  杨克问：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说什么民族行业出什么民族，出什么性格。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阵说：当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厉害。人家虽然也种水稻也有农耕，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鱼、海上游猎，海上贸易、倭寇海盗的勾当。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还不冲得农耕羊群猢狲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过南京杭州，焚烧过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还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军全部歼灭。近代西方更强的海狼一过来，日本马上就归队狼群，脱羊入狼，脱亚入欧。一脚踢开中国儒家，去学习西方文明，西方的宪政、法律、科学、教育和大工业。海狼遇海狼，气味相投，相见恨晚。一边是如饥似渴，好学不厌；另一边是代培留学生，诲人不倦。由于日本民族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碍，相反，还唤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强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所以人家学得极快。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此后在短短的36年内，就建起发达的工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国，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创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跃进中的第一奇迹。现在日本又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直到现在还处在第三世界，两岸尚未统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后列，投资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土地荒漠化的进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早已过剩的农耕人口却还在几年几千万几千万地增长；中国软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极虎打得羊性原形毕露毕现，看不到出头之日……
  一千多年来，中国拿农耕儒学羊经去教化日本狼学生，真是误人子弟。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国，同样是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杨克连连点头，又接着问：可是为什么后来阿拉伯、突厥和蒙古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陈阵说：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后来也大多定居或务农了。蒙古民族虽然继续游牧，但是历史发展到火炮时代，草原民族的骑s优势丧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两个火炮大国夹困在内陆高原，失掉了进一步向海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草原原始游牧行业不发展到更高级的海洋“游牧”阶段，也会被更强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败。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民族性格强不强还必须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较。
  海洋行业是一种更强悍的行业。海洋的飓风、巨浪和鲨鱼，远比草原的白毛风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险。在这种行业中历练出来的民族，性格就更强悍，眼界更宽阔，足迹更遥远，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广泛，抢夺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积累就更早、更得先机。西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强悍，一下海以后就如狼添翼。所以现在世界领先的民族大多是从草原游牧再发展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从来就是海洋民族。
  还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锢作用。伊斯兰教坚决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时也拒绝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骠悍性格软化了。但是，基督教却被性格更强悍的西欧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对资本主义有利无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强的民族存在决定更强的民族性格；而强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强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强化民族性格。强者为王，超强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狼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炮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炮，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强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强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强悍的狼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