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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的家如同一个废弃的破庙，这里面的陈设和布局使我无法将这个空间和一个受贿索贿四百多万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空间里住的是一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海瑞包公，确实，我舅舅在“双规”一个月前当选为“全省十佳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想不通的是，一个月前舅舅是人民满意的，一个月后人民就不满意了，进去了，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不过，胡长青的“三讲”评定也是很优秀的，后来也枪毙了，这样一想，也就容易想通了。
  我问舅妈表妹郑清扬到哪里去了，她说表妹郑清扬一直不知道舅舅的事，她在深圳打工。
  舅妈周玉英跟我讲起了舅舅最后几年的事情，她只是陈述，而不分析原因。
  转眼六年就过去了，六年是一个时间长度，又可以是一个性质概念，比如说六年可以打两次解放战争，但只花三年就已经改变了政权性质。六年中合安县许多人出生了，又有许多人死掉了；许多人清醒了，又有许多人糊涂了；许多人提拨了，又有许多人下台了。许多人当中的郑天良一如既往地当着他的副县长，这个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的副县长除了不停地要钱救济残疾人花钱让老干部们下棋打牌旅游外，不可能挣一分钱，因此他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地占着一个位子，在政府副县长中像一个摆设，甚至还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六年中，从王桥集经济实验区落荒而逃的郑天良在县里生活得非常低调，开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在县里重大决策时，各位县长书记们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郑天良目光总是紧紧盯住墙上的一只木质挂钟，他发现这只钟越来越老了，平均每年以慢二十分钟的速度老化，每次开会前秘书们总要站到椅子上将钟调准，他觉得自己就是走得很不准确的老钟。会议结束前，县长书记总是很客气地问郑天良：“老郑，你还有什么意见？”这句话很有点对家里来了客人的礼貌成分在里面，郑天良声音苍白地说一句：“我没意见。”其实有意见也没什么意义，郑天良知道没有人会把他的意见作为意见来看待的。不过，这些年，郑天良闲暇的时间多了，社会上的朋友倒是结交了不少。失意的人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当官是暂时的，朋友是永远的”。郑天良在朋友面前找到了随心所欲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丧家之犬重回家园般地温暖和亲切。
  这时，已是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黄昏。
  郑天良从“桑塔纳”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红磨坊”的迎宾小姐就看到了头发梳向脑后、肚子微微向前挺起、身穿“梦特娇”t　恤的郑天良副县长，郑天良的车是贴着“红磨坊”门前的迎宾小姐停下来的，所以他一下车就直接踏进了开着空调的“红磨坊”大厅。
  “红磨坊”是县城东郊僻静处的一个酒楼，酒楼原来是县食品厂的三层楼的车间，食品厂倒闭后，现“合和酱菜有限集团公司”总裁赵全福就租用了厂房开了酒楼，由于合和集团总部还在马坝乡，所以租用县城食品厂这幢楼开酒楼主要是用来接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各地客商。一楼是大厅和十二个包厢，二楼是客房，三楼是桑拿中心和娱乐中心。这个酒楼实际上是合和集团的内部招待所，从来不对外营业。赵全福现在的年销售收入早已超过一个亿，是合安县第一利税大户，也是县里唯一的一个亿元企业，而且在三年前已经买断了“合和”商标，成为一个完全的私营企业。改革就是这么无情地将一切的虚幻的荣誉和光辉冲刷干净了，几年前合安县“五八十”工程中的七大亿元企业有的还没建成就垮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苟延残喘奄奄待毙，它们将在合安县志中永垂不朽，并成为合安人民群众记忆中的一个神话。
  赵全福的女秘书于文红在大厅里迎接郑天良，她一上来就挽住郑天良的胳膊说：“郑县长今天真的好潇洒哟！”郑天良感觉到了于文红细腻的臂膀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暗示，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地开了一句玩笑说：“我在赵总的面前哪里还敢潇洒。”于文红用胳膊调戏了一下郑天良：“我就认为你最潇洒嘛！”
  郑天良跟于文红相互姿势暧昧地上了二楼，赵全福在楼上一个装修豪华的套间里等郑天良，赵全福上来拉住郑天良的手说：“老板，你发福的速度太快了，爬两层楼头上都出汗了。”他对于文红说：“你快去让楼下送一盆冰西瓜来！”
  于文红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闪了出去。赵全福对郑天良说：“文红很听话，就是花钱太厉害，刚去了新马泰港，又要我陪她去夏威夷，哪有时间。”郑天良说：“你让她一个人去不就得了嘛。”赵全福将嘴凑到郑天良的耳朵边，悄悄地说：“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放在外面谁敢放心呀！除非你大老板陪他去，钱由我来出。”郑天良笑了起来：“你想腐蚀我呀？”说完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于文红原来是苏州一家娱乐城的坐台小姐，赵全福在苏州出差时在包厢里认识的，一来二去，两人都说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走到了一起，于是就聘为女秘书。而于文红说女秘书如今在社会上已经臭名昭著，声名狼藉，所以就让赵全福任命她为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其实于文红除了陪客人喝酒和陪赵全福睡觉外，实际上是助理不了什么的。因此尽管于文红名片上打上了“总裁助理”，但在人们心目中她仍然是女秘书，赵全福这样的人出门在外如果没有女秘书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所以带她出差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女秘书”，弄得很尊严的于文红跟他吵了好几次。赵全福只好将她按在床上向她道歉。
  于文红端着西瓜进来了，这时郑天良就看到了于文红的手指上、手腕上、颈脖上、耳朵上挂满了丁丁当当的金饰，嘴唇涂得猩红像刚吃了生r似的，眼圈蓝得有些过分，全身上下洋溢着俗不可耐的气息。只是那挑逗的眼神使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无法控制住自己黄色的想象。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全福问郑天良要不要将于江海和沈一飞叫过来，郑天良说不用了。沈一飞现在是县轻工局副局长，虽说他原来是黄以恒的驾驶员，但由于跟郑天良在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患难与共了两年，所以在撤销实验区后，沈一飞找到郑天良请他帮助安排，郑天良让他去找黄以恒副市长，而黄以恒说县里的事他不便c手，沈汇丽就请郑天良吃了一次饭求他看在当年帮实验区贷款的份上帮沈一飞一把，郑天良找到乔岸书记，据理力争说：“如果不安排好沈一飞，就是对实验区进行了全盘否定，就是对实验区的干部不负责任。”乔岸终于同意让沈一飞平调到县轻工局当副局长，所以县城舆论界都说沈一飞成了郑天良的人了，他们之间走动当然也就多了一些。于江海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只是在城市拆迁完成后，再也无事可做了，赵全福让他到酱菜厂当业务员，他留恋国家干部的身份，死活不去，黄以恒当然不会为这个副股级干部说什么话的，他就眼泪鼻涕一把地找到郑天良，求老领导收留他，于是郑天良就将于江海调到自己分管的民政局，先是当普通老百姓，直到最近才给他任命了一个副股长。郑天良内心里对于江海有不可饶恕的怨恨，他之所以收留他，一是证明这个自己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也许还有用得着的时候。所以郑天良对于江海总是很贴心的样子，但外界的人并不知道郑天良对沈一飞的真实态度，他压住于江海不提拨正股长，人们更多认为郑天良历来是一个正派的人，从不以权谋私。这一口碑在一九九八年夏天仍然坚如磐石。
  赵全福又问郑天良：“沈汇丽最近从深圳回来了，要不要把她叫过来。”
  郑天良沉默了一下，说：“我看这就不必要了吧！”
  沈汇丽在郑天良回到县城后不久就辞职下海了，先在上海，然后又到深圳，据说生意做得很大，也有人说她做得一败涂地，究竟做什么生意，做得怎样，郑天良不得而知，这么多年都没联系过，他只知道她是离婚后辞职下海的，他只知道这是一个侠义女子，他还记得沈汇丽的牙齿是最好看的。郑天良的记忆中只保留了沈汇丽一份残缺不全的档案。
  这样，晚上在“浣溪纱厅”吃饭的只有赵全福、于文红、郑天良三个人。
  赵全福见人少就有些抱歉：“大老板，实在不好意思，除了文红，没人陪你，让你受冷落了。”
  郑天良这时拿出领导的尊严说：“老赵，你以后少叫我老板老板的，我是人民政府副县长。还有，我来吃饭要那么多人陪干什么？是不是生怕全县人民不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呀？”
  赵全福说：“老板批评得对，我下次保证不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喊你老板。吃饭由你来定人，我是觉得沈一飞、小于跟你这么多年了，才自作主张地想出了这个馊主意。”
  郑天良说：“你要考虑到我的影响，我不可能像你们生意人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有女秘书，我能有吗？”
  赵全福笑了：“只要大老板有这个想法，包在我身上了。”
  郑天良说：“你是想把我往火坑里送呀？”然后扭过头对于文红说：“你可要给我管好赵总，不能让他乱说乱动。”
  于文红恰到好处地用浪荡的目光飞了郑天良一眼：“郑县长，我哪能管得住赵总，他一晚上要三个女人陪他睡觉才能睡踏实。”
  郑天良将头又歪向赵全福：“你老赵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要收敛一些。”
  赵全福哈哈一笑，露出一嘴被香烟熏黑了的农民牙齿：“大老板，你听她的话年都能过错了日子，她老给我使小性子，说光着身子睡觉全身发痒。不听她胡说八道，我们喝酒。”
  菜不多，但很精致。红烧野生甲鱼、剁椒鱼头、高邮湖大闸蟹、铁板牛柳、椒盐羊排，外加几个素菜，于文红上了一瓶“五粮y”。
  郑天良酒量有所增加，但仍不胜酒力，三杯下肚，脑袋里已经开始起雾，于文红在他的眼前晃动着饱满的茹房和嘴唇，他被于文红迷离的目光击穿了，他感到全身发热。
  赵全福跟郑天良又碰了一杯：“大老板，合和是在你手里办起来的，也是在你手里从县城被撵到乡下去的，我希望还能在你的手里迁回县城来。合和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它都是与你大老板联系在一起的，它就像你的亲生儿子，不管跑到天边还是国外，它都是你的儿子。”
  郑天良一听到合和，心里就有些隐隐地疼痛，当初为了建工业区上啤酒厂，强令将合和酱菜厂迁到乡下去，还承包给赵全福个人经营，现在看来，这件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什么战略转移，什么承包经营，完全是黄以恒借口将黄以恒的政治影响从合安县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几年，他总算看清了，但看清了又能怎么样，他的命运还是捏在黄以恒的手里。黄以恒如今已经由河远市副市长升任市长，而他仍然是副县长，而且还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些只会花钱不能挣钱的摊子。
  郑天良不会将自己的情绪暴露给赵全福这样的人，他只是说：“合和回迁的事我现在做不了主，既不当县长，也不管工业。”
  赵全福说：“我现在的企业集团声名在外，但一问地址，马坝乡，小酒店里全是苍蝇，没有宾馆，更没有小姐愿意去，长期下去，合和就垮了。我为这事找过宣中阳县长，但宣县长说合和回迁县城投入太大，我说投入再大我又不要政府的一分钱，可他就是不答应。”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很恼火，但他在这个地方不能发作，发作也没有用，他只是淡淡地说：“是呀，现在办企业并没有限制，我们县里还要招商引资呢。”
  赵全福说：“我跟宣县长也讲了，其它企业能来县城买地建厂，为什么我就不能，宣县长说合和是全县利税大户，是重点保护企业，要是花几千万再建一个新厂，县里的税收就得不到保证。”
  于文红c话说：“宣县长讲的当然是有道理的，你一搬家就会减少利润，县里当然少税收，谁叫你把企业做这么大的呢。”
  赵全福说：“你懂什么，这里面关键是合和迁下去是黄市长决定的，宣县长没有黄市长批准怎么敢同意回迁呢？”
  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那么爽快地就答应把合和商标给你租用，现在也应该很爽快地让合和厂再迁回来，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了，十五公里县城经济圈如今根本就没法形成。你去找黄市长说说，他会同意的。”
  赵全福说：“我已经找过黄市长了，他先说马坝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本来就在县城经济圈之内，然后又说回迁的事也是可以考虑的，等机会再说。他还要我找县委县政府谈这件事。”
  郑天良说：“合和这件事比较敏感，有一些历史原因在里面，所以我不好出面多说什么。你应该能明白。”
  赵全福说：“合和回迁如果你不出面肯定就办不成，但我相信你肯定会有一天能说上话的。老实说，黄市长在合安铺的摊子太大，如今全完了，县里现在还欠银行四个多亿，黄市长的风光已经过去了，升市委书记是肯定没戏的，黄以恒没戏，宣中阳也不会在合安成多大气候的。所以我把赌注押在你身上，因为合安只有按照你当年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思路才能发展起来，不然绝没有出路。”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他这几年来之所以能跟赵全福恢复关系，也就是赵全福对郑天良的能量和才干看得最清楚，这个被他撤过职的人内心里却如此认他的账，这就是眼光和胆识。只不过赵全福决定不了他的命运，郑天良马上就要奔五十了，而副县级的干部五十岁就不再提拨了，所以郑天良的政治前途只剩下一年半时间了，如果一九九九年还不能扶正的话，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全部结束了。对于黄以恒，他从内心里心悦诚服，他觉得黄以恒在合安县的“五八十”策划是他最成功的政治表演。郑天良现在终于弄懂了，官场有些人有政绩能上，没有政绩也能上，而有些人没政绩不可能上，有政绩同样不能上，政绩是相对的。黄以恒扔给合安县四亿多债务，工业区企业除了啤酒厂还在苟延残喘外几乎全部倒闭，但他照样当上了市长，他从内部得到的消息是黄以恒很快就会接任市委书记。宣中阳是黄以恒的秘书，跟着他到市里后，不久就升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等到黄以恒两年前当上市长的时候，宣中阳就回到了合安县任县长。宣中阳来任县长的时候，郑天良已经平静得多了，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宣县长，表示要全力支持宣县长的工作，没有一点摆老资格的意思。郑天良想起他当年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转变思想容易，落实在行动上很难，当初他对黄以恒虽然在思想上认同了黄以恒是他的上级，但他在言语上和行动中却常常有自己是上级的表现。他发现原来这篇文章是为自己写的。年近五十的郑天良，希望黄以恒当上市委书记后能在宣中阳改任县委书记的同时将自己动一下，他对自己当县长是有信心的。这两年，他主动改善与黄以恒的关系，黄以恒对他仍然很客气也很尊重，郑天良去市里甚至还请他吃饭，但就是不跟他交心，即使看起来交心的话，回来后一想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比如黄以恒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你看一转眼我们都由年轻人变成老同志了，眼看时间不多了，我真的为我们这些老同志着急，你说是不是？”这话听起来是很关心郑天良，但“着急”的是什么呢？是想办法为他这样的老同志提一下而着急呢，还是因为根本就提不上去了而着急呢？怎么理解都可以，都对，都不对。
  所以在赵全福说到他们之间微妙关系的时候，他绝不会附和，而且还说了维护黄以恒形象的话，他说：“老赵，话可不能这么说。建工业区的大方向是没错的，县里的决策也是正确的，之所以今天出现这种局面，有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东南亚经济危机；也有我们管理水平跟不上去的原因，人才严重不足，好设备没有好人去管理和使用，你总不能让黄市长去车间管理机器吧？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中央决定开发海南的政策并没错，但海南的泡沫经济是投资商的行为，这与中央决策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刻，于文红就越来越疲倦。她给郑天良倒满了一杯酒，说：“郑县长，我再给你倒一杯，要是我倒满口后渗出来一滴，我认罚一杯；你要是喝漏下一滴，就罚你一杯。”
  郑天良看着于文红挑衅的眼神，在小范围里就有些放开了，他说：“满口是多少？”
  于文红说：“满口就是酒比杯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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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良同意打赌，赵全福推波助澜。于文红倒出的酒像泡沫一样有粘性，高出酒杯一截就是不往外渗，可郑天良端起杯子还没喝就漏出了几滴，于文红使出惯用伎俩，着郑天良喝下去后，又加了一杯。然后，郑天良说他来倒，让于文红喝，可酒喝多了后，郑天良还没倒满，酒就渗出了杯口，于文红欢呼雀跃，郑天良在于文红的欢呼声中很愉快地将酒又喝了下去。
  郑天良发现这种氛围很轻松，感觉也非常明亮，有点类似于一个在大街上n急了的人终于发现
  了一个装修豪华的厕所。
  郑天良是从包厢里摇摇晃晃地出来的。赵全福扶着郑天良说：“大老板，上三楼洗个澡吧！”
  郑天良挣脱了赵全福的胳膊，硬着舌头说：“不，我回家洗澡。”
  于文红架住郑天良的另一只胳膊，郑天良甩掉赵全福的时候却没有甩掉于文红的胳膊，于文红的胳膊像胶一样牢牢地焊住了郑天良的胳膊，郑天良嘴里一遍遍地说着不，腿却在于文红的指挥下上了三楼。
  三楼装修最豪华，连走廊里都铺上了红色的地毯，两边的墙上挂着半l体的中外女人油画，猩红的灯光照亮了女人性感的茹头，茹头像草莓一样鲜艳。
  赵全福将郑天良安排进一个里外两间的桑拿房，外间是一个月牙形的浴池和一个玻璃钢罩罩着的桑拿间，墙上依例挂着一个全l的女人用色情的目光盯住了水池里翻起的人造的浪潮。赵全福说：“老板，你洗一个澡，我下楼跟几个客户谈点事情。里面一间是休息间。”说着就跟于文红两个人相亲相爱地下楼了。郑天良晕晕地看着这个小巧而精致的空间，他三下五除二地将衣服脱光，然后随手向里间一扔，独自跳进了热浪汹涌的水池，池子边上是大理石做成的，光滑而细腻，l体坐在上面，就像坐在女人的腿上一样，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郑天良身体内就像有一个囚犯正在准备越狱逃跑。
  在池子里将自己泡得松软如海绵的时候，身体内力量却正在紧急结合，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无比结实而强硬，于是他就第一次钻进了玻璃罩内的桑拿间，一股热浪直扑全身，电炉里鲜红的炭石如同炸裂的欲望，欲望蒸烤着郑天良摇摇欲坠的意志，他看到自己的l体大汗淋漓，一种死得其所的念头在他被酒精武装起来的脑袋里像旗帜一样飘扬。
  从桑拿间出来后，郑天良又在喷淋头下冲去了全身的热汗，然后一个人走进里间穿上雪白的棉巾料的睡衣，关上门，挂壁式空调里送出一阵阵清凉的风，如同少女的手抚摸着郑天良疲倦的身体，里间比外间大得多，一个棕色的组合式真皮沙发摆放在空调的下方，茶几上放着水果、听装可乐、中华香烟和一杯泡好的绿茶，正对面是一台二十九寸“东芝”彩电，柜子下面明目张胆地放了一堆色情碟片，一张铺着雪白床单的按摩床放在内侧，一面贴满了墙壁的镜子反映出了这个空间里所有的细节。郑天良赤脚踩在墨绿色的地毯上，脚底就有了一种酥痒的感觉，他没有接受过按摩，他觉得按摩的感觉肯定就是这样的。
  郑天良沦陷在沙发里看电视，电视上正在举行内衣模特展示会，那些青春艳丽的少女们向郑天良做着各种挑逗性的造型，郑天良以男人的目光撕开了模特们形同虚设的内衣。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郑天良在酒精的提醒下放纵自己的黄色想象，他此刻感到，原来男人在神圣的工作之外是很虚假的。
  郑天良坐在烂泥一样的沙发里，再也没有不踏实的感觉，他知道自己的p股已经越来越腐朽。
  当一个身穿粉红色衣裤的少女敲门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居然出奇地平静，他像看电视屏幕一样看着少女。少女穿短裤，上身套一件睡衣，没有纽扣，两根细细的带子象征性在胸前系一个活结，两个饱满的茹房欲盖弥彰地藏在衣服后面，就像两个名声很大的优秀演员在登台前故作矜持。
  少女恭恭敬敬地站在郑天良的面前，轻声细语地说：“先生，我来给您按摩。”
  郑天良看着少女细如瓷器的脸上洋溢着压抑不住的青春，两个水汁充盈的眼睛里流露出羞怯和温柔的光辉，与此同时，郑天良还闻到了少女身上散发出的幽暗的清香，他拉住少女的手问：“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少女低眉顺眼地说：“赵总不许我们问先生的名字。”
  郑天良抚摸着少女的手问：“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说：“先生，我叫王月玲。您躺到床上去，我为您服务。”
  郑天良躺到按摩床上，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肚子非常丑陋。王月玲解开他睡衣上的扣子然后用细腻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肚子，王月玲的头发垂下来同时在郑天良的肚子上隔靴搔痒，郑天良用手摸住王月玲的腰，渐渐地王月玲的衣扣就松开了并露出了两个活蹦乱跳的茹房，郑天良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一种坚硬的感觉在茹房和他的下身同时产生了。
  当王月玲的手深入到郑天良下身的时候，郑天良终于将王月玲连人带头发一起箍到了怀里。王月玲说：“先生，您别急，让我自己来脱吧。”
  王月玲脱掉了身上最后的掩盖，赤l地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郑天良被这惊心动魄的身体刺激得从床上反弹了起来。
  当他和王月玲在床上滚作一团的时候，他看到了镜子里的王月玲像鱼在临死前一样垂死挣扎，一种被撕裂了的呻吟在屋内四处弥漫。郑天良有一种枯木逢春感觉在激荡着自己不计后果地透支生命的能量，还有一些吸毒般的缥缈与幻觉使他在这个夜晚与孙悟空一起腾云驾雾。
  大汗淋漓的郑天良从王月玲身上翻下来的时候，他体会到了崩溃与四分五裂却原来是无比辉煌。王月玲帮着郑天良擦去了额头的汗，然后又给他倒了一杯水，她小心地问：“先生，我可以穿衣裳了吗？”
  郑天良说：“不，你过来。”说着又一把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就像将自己一只宠爱的猫攥在手中。
  赵全福亲自开着他的本田车送郑天良回家，上车后赵全福塞给郑天良两条“中华”烟，郑天良对香烟没有在意，只是板着脸批评赵全福说：“老赵，你给我搞什么名堂，想送我下水吗？”
  赵全福笑着说：“老板，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我首先把你当作是男人，其次是当作朋友，然后才是县长。”
  郑天良说：“你要知道，我们接受异性按摩是什么处分吗？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赵全福说：“我就不相信领导干部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连克林顿都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郑天良说：“克林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那位小姐给我按摩了一会儿，也没什么感觉，我就让她走了。”
  赵全福在黑暗中笑了，他说：“老板，要是没什么感觉，下次我就给你安排到位，怎么样？”
  郑天良说：“你给我少来这一套，你要是再趁着我酒喝多了胡来，我不会放过你。”
  赵全福说：“如果你非要承认自己接受小姐按摩了一会儿，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没安排小姐，我这里也没有小姐，我只是让你去洗个澡而已。你承认，我不会承认。”
  郑天良听了赵全福这话，心里就有些感动。他觉得赵全福这个人不仅讲义气，而且讲策略。赵全福暗示郑天良，如果要是有人将这件事捅出来，那就是郑天良自己，赵全福绝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生意人以诚信为本，不然在江湖上是没法混下去的。郑天良心里就像当年坐木头椅子一样踏实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有点庸人自扰。
  赵全福一直等到郑天良用钥匙打开自家的门后才离开，他将两条烟塞到郑天良手里，郑天良说：“你这么客气干吗？”
  赵全福说：“我们俩谁跟谁呀，说这些话你不觉得见外吗？”说着就将郑天良推进了门里。
  夜已经很深了，县政府宿舍大院里静寂无声，只有一些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似乎发泄着对闷热天气的不满。
  周玉英摇着扇子在等郑天良，她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上的一些无聊的电视剧，见郑天良进门就倒了一杯水送来，她打着哈欠说：“你酒量不行，以后就少喝一点，喝酒会误事的的。”
  郑天良看着皮肤粗糙面色苍茫的妻子，心里就滋生起一层愧疚，然而王月玲精细而光滑的胴体不可抗拒地又在他的眼前呈现了出来，他有些烦燥，于是就点了一支烟，让烟雾将王月玲的身体从视线里淹没。
  周玉英问：“这烟是谁给的？”
  郑天良说：“赵全福非要送给我，我真拿他没办法。”
  周玉英说：“现在上面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属，争做贤内助。看来要我这个家属管一管你这个领导干部了。”
  郑天良说：“我会注意的，别人的烟我肯定是不会要的，赵全福是我的老部下，关系不一样。”
  周玉英说：“你别忘了，赵全福是在你手里被撤职的，你要防着他一手。”
  郑天良说：“我不撤他的职，他能有今天？没有我的合和品牌，他能发得了财？这一点赵全福比谁都清楚。”
  周玉英睡觉前对郑天良说：“今天建群来了，他给你带了两条玉溪烟，还给我带了两盒‘太太口服y’。”
  郑天良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回来？”
  周玉英说：“建群说你工作忙，就不打扰你了，这孩子很懂规矩。”
  郑天良问：“清扬对建群什么态度呀？”
  周玉英说：“清扬跟他打了一个招呼，就说晚上要去自来水厂加班，这孩子好像对建群没什么意思。”
  郑天良说：“既然钱萍和你都有结儿女亲家的意思，两个孩子又是青梅竹马，你就要多做一些工作，总不能让我这个当爸爸的跟女儿谈这种事吧。”
  周玉英叹口气说：“建群三天两头从市里打电话来找清扬，可清扬这丫头总是很冷淡，有一句没一句地敷衍着，最近他跟吴成业家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得很，吴颢在电子原件厂倒闭后下岗了，清扬就迷他。要是实在不行，就算了，儿大不由娘了。”
  郑天良很生气地说了一句：“女大要由娘。”
  黄以恒的儿子黄建群没考上大学，花钱上了个市电大，算是有了大专文凭，毕业后分到了市工商银行，二十三岁就已经当上了信贷部主任，权力很大；郑天良的女儿郑清扬考上了市轻工学校，毕业后回到合安县，进自来水厂当技术员；吴成业儿子考上了省机电学院本科，毕业后分回合安县电子原件厂当工程师，可电子原件厂已经几乎倒闭，所以也就下岗了，据说他正准备到南方去找工作。郑清扬长得像郑天良，个子高挑，身材苗条，有男孩的自信却又不乏女孩的温柔，她和黄建群、吴颢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关系也很近，而同住一个院子的郑清扬跟黄建群从小玩得很要好，到市里上中专后，每到星期天，黄以恒爱人钱萍都要接郑清扬到家里加餐，所以清扬跟市电大读书的建群来往就多，建群对长得青春靓丽的清扬情有独钟，可清扬长大后却对建群没了感觉，急得钱萍经常跟周玉英通电话，她在电话里总是说清扬贤慧懂事，我家建群要是能高攀上真是前世修的福份。女人们在电话里总是唠叨不休，可孩子们已经长大了，黄以恒郑天良根本不管孩子和女人们的事，他们都在干公家的大事，当然顾不了自己家的小事。不过，最近半年，郑天良开始重视起两家结儿女亲家的事，他想找机会跟郑清扬谈谈这件事，当然最好能由周玉英做通工作。可女儿郑清扬现在居然跟吴成业的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吴颢虽说是本科毕业，可人已经下岗，吴成业这几年更是越混越差，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几年前被调到了县纪委当上了副科级督察员，不仅没提拨，还从一个实职变成了一个虚职，是“三梯队”干部培养中的一个败笔，吴成业在政治上基本上已经彻底没戏了，他就像一棵风化的枯树，慢慢地在变成一块化石。这些年，郑天良跟吴成业也没有了什么来往，因为郑天良已经不习惯再听吴成业那些怪话。
  这一段日子，郑天良很想找一个机会去老家看看，也想拨一些钱将玄慧寺修一修，乡亲们意见太大了，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拜会一下悟能法师。
  合安县工业区在夏天的阳光下依然呈现出气势磅礴和恢弘夺目的轮廓，连绵成片的厂房和旗杆一样笔直高大的烟囱错落有致地书写着合安县经济建设的历史，只是工业区的厂房里再也听不到机器轰鸣的声音，烟囱里也不再冒出工业的灰烟，偶尔有一两辆汽车在厂区里经过，每个人都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味道，许多企业的金字招牌已经生锈，门前几面颜色暗淡的旗子已经放弃了对艳丽色彩的记忆，它们在残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低下了脸面。电子原件厂、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早已停机，除非有来料加工，厂房的机器才偶尔启动，机器开动的一刹那，车间里的麻雀们惊恐万状，像弹片一样在屋顶上乱飞，因为麻雀将自己占领车间合法化了，开动机器反而侵犯了它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他们在县城摆地摊、卖小吃、卖y，你要想整顿市容，没门，想收税，就掏下岗证，好像下岗了就是天王老子一样，该尽的义务不尽，该交的钱不交，冲击政府办公机关还不敢铐他们，所以一些领导干部讲我们现在讲人权有点过分了，美国的公民谁敢冲击政府。像吴颢这样的年轻人准备背井离乡到南方闯天下，而一些国营企业的老职工们就三天两头到县政府闹事，静坐示威，冲击县政府，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口号：“一生交给共产党，老来反而没人养，本来指望靠儿女，儿女如今全下岗。”县政府拆东墙补西墙，凑钱发每月128　块钱的下岗生活补助，由于当初建工业区招了三千多国营职工，这样每月发下岗最低生活保障金全县就要多支出近四百万。欠银行的四个多亿按县委赵根苗书记的话说就是：“要钱没有，要命全县有四十二万条。”银行说能不能先付一些利息，赵书记说我要是能付得起利息就能还得起钱。至于建通往省市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贷的款，农民有钱也不愿还，说这是政府让他们建的，现在房子结构又旧，又不实用，甚至有人说要政府倒赔钱，气得赵根苗牙疼。
  赵根苗书记说他自从来合安当县长起就没过过好日子，还有两年就要退了，所以他自从宣中阳来任县长后，就经常生病，经常往市里跑，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合安县也就靠宣中阳一个人撑着，宣中阳当然无话可说，他是黄以恒市长的秘书，他咬碎牙齿也得往肚里咽，不能往地上吐。
  投资超过一个亿的啤酒厂，号称合安经济的“航空母舰”，虽说最高产量从没达到过五万吨，但还是有过年产三万八千吨记录的，九二年前后人们喝啤酒喝疯了，啤酒厂曾出现过连夜排队等着拉啤酒的车辆，曾有两年创造过近千万元利税的。但好景也只有两年，最近这几年，由于外国啤酒渗透，以及合资啤酒企业的大面积扩张，加上消费者口味越来越挑剔，合安啤酒厂的“碧源”牌啤酒再也喝不出德国口味了，德国设备却不产德国口味的啤酒，许多人很是想不通，后来知道了要想有德国口味，得有德国技术，而德国技术要钱去买，当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时候，交通不便的合安想合资也没门。这世道变化太快。
  合安的工业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扭亏解困的战略目标，合安工业区势必也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抓大放小的前提下，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股份制改造在政府的拉郎配下，出现了许多乱点鸳鸯谱的尴尬，国企股东之间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昼夜不息，各股东心怀鬼胎相互拆台，结果许多好企业被坏企业拖垮了，导致下水救人的人也被水淹死了。因此政府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资产重组多元化，股份制公司除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外完全可以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控股，要盘活资产，而不要盘死。这前后许多种药方对合安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合安这地方偏安一隅，许多政策还没来得及掌握，又有新政策出台了，所以他们只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然而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形势越来越严峻，县里挺不住了，县乡财政已经陷于崩溃，拖欠工资报不了医药费的老干部们毫不客气地冲进县长书记办公室要他们下台，甚至骂出了“滚蛋”这样的字眼。
  于是，黄以恒市长来到了合安县进行国企改革调研。
  黄以恒带着秘书和市政府秘书长市经委主任等一行在合安调研了两天，市县电视台的记者们准确无误地将黄市长调研的细节记录在镜头上，其中还看望了部分特困职工家庭，黄以恒将两百元红纸包着的慰问金一一送到特困职工的手上，每户还有一桶色拉油和两袋面粉，这些特困职工是精心挑选过的，所以他们在电视上都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并纷纷对着电视镜头表态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自谋出路，为党分忧，与政府共渡难关。”
  可电视新闻播出后，第二天就有两三百人到县政府静坐示威，他们打出了标语：“给我们油和面粉，还有红纸包慰问金，我们愿意为党分忧”。宣中阳急得找财政局江局长：“你赶紧想办法给他们补齐这两个月的下岗生活费，黄市长在这里调研，这么多人闹事，像话吗？”江局长说：“县直的工资都发不下去，我到哪儿弄钱去？”宣中阳说：“我不管你到哪儿弄钱去，中午黄市长从乡下回县城前你发不出钱，我就撤了你！”江局长说：“除非动用上半年的准备报销的老干部医药费。”宣中阳说：“你看着办吧。”说完扭头就走。
  郑天良当然没有陪同黄以恒调研，但他作为常委参加了合安经济形势分析会，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