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叭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法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做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省。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里能量。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得和体会，于1997年12月，出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回不是犯了小错误，而是犯了大错误，犯了罪。
  还能够有救吗？还能够像过去那样顺利过关，步步高升吗？
  他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抓起来了。马向东开始是他的人，他反对辽宁省委确定的常务副市长的人选，坚持让马向东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让他分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但是二人后来又发生了矛盾，权力互相碰撞，马向东爱搞“小圈子”，老慕却不搞这个。现在马向东先落马了，是因为在境外赌博的问题，追查赌资是哪里来的。
  但是马向东没有缴械投降，他在沈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有许多关系。他通过妻子章亚非花费130多万元，上边找人，买通看守，收买记者，为其鸣冤叫屈，并且积极与慕绥新靠拢，想抱成团，对付调查。
  马向东等3人私分12万美元的问题是个关键。章亚非找到慕绥新，说向东托梦给我，只有慕大哥才能救他。只要慕大哥说知道12万美元奖金的事就行了。在这里章亚非让慕绥新证明12万美元是给马向东等3人发奖金了，市长代表市政府给他们发了奖金，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这是一个任何办案人员也攻不破的铁证，只要慕市长说一句话就妥了。
  她以为慕绥新一定会答应她。马向东毕竟是他提拔的，二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马向东办的事有的他清楚，而他办的事有的马向东也掌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那时候慕绥新的真正想法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了，他始终没有暴露过。不过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在对待马向东的问题上，他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对自己更为有利。
  那是1999年7　月2日，中央纪委来人，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两规”（党内纪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马向东。时间定在了这一天晚上的8点。这之前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要求市政府通知马向东晚上8　点来开会。
  慕绥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掀起震荡，自己的副手被“两规”这意味着什么？
  法庭上的慕绥新
  还没容他想好自己该怎么办，马向东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连着秘书的办公室，秘书的办公室又连着一个小会议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平时就是这种格局，这一连串的房间都是慕绥新的天下。但今晚不同了，不再是慕绥新的天下了，被别人控制了。
  马向东到他这里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只是站一站，过渡一下，就会被人依次带下去，先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后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待问题去了。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进来时是什么表情，他的心思不在马向东身上而在自己身上，只听到马在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着：“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他却有些害怕了。中央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呢？马向东会不会把他也带出来？
  但是“两规”马向东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便恢复了自信心。以往的成功者的经历又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想，党是信任他的，他跟马向东是不同的。他必须跟马向东划清界限，他们决不是一个团伙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向党表示忠诚的大好机会，他必须站在中央纪委一边。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告了马向东，是中纪委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面自己交待的。我对12万美元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方话不入圆耳朵。章亚非万万没有想到慕绥新是这么一个态度。好吧，咱们走着瞧。在高人的指点下，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企图“打慕保马”。一时间，专案组收到了许多对慕绥新的举报信，慕绥新的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
  “5号不错”
  转眼到了2000年的夏天，马向东的案子仍然处在艰难突破的阶段，但是老百姓看到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纷纷举报慕绥新和马向东的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真切地感到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可是他实在不愿意马上结束自己辉煌的事业和幸福的爱情。
  他跟梅花才刚刚结婚一年。1999年4月与贾桂娥离婚，5月8日就跟梅花结了婚，前后只隔20多天。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梅花比慕绥新小24岁。她那种活泼、可爱、天真的样子实在让老慕着迷。但老慕更看中她的文化素养。她也喜欢音乐，二人一起欣赏名曲，她给老慕轻轻地唱歌。老慕下了班就回到她的身旁，抚摸着她那一头长长的秀发。
  贾桂娥就像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一样被他甩掉了。
  他不想再失去这位娇妻。
  梅花是一点心计也没有的，她就是爱老慕，崇拜老慕，不具体地图他的钱、图他的官，而是图他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她不知道老慕还有没有钱。她也不问这个。她猜想他是没有钱了。她是被贾桂娥“扫地出门”的。
  老慕就喜欢她这一点。他实在是被贾桂娥攫取金钱的大胆和疯狂吓坏了，她到处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摇撞骗。现在梅花根本就不跟他周围的人来往，除了个别的几个人，她谁也不认识。她在一个单位当工会主席，本本分分，下班就回家里呆着，等着老公。
  老慕陪她去转商场。她喜欢上了一个样式新颖的皮鞋，围着转了好几圈。老慕说，喜欢就买吧！她说哪儿有钱啊！我只是欣赏欣赏，说完赶快拉着老公走开了。
  老慕立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幸福感，那就是没有钱的安宁和轻松，以及在没有钱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的珍贵。
  难道现在就要大祸临头，把这新的生活一笔勾销了吗？
  从本质上讲，他不应该走到贪官这一步。他有理想，有抱负，聪明能干，人品也不错。
  他只是没有解决好腐败的问题。
  他在努力创造政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婚姻之外，为自己寻求一个感情的避风港。这也不能认为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放纵，他很克制，他特别尊重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他跟梅花相识多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关系。有梅花的诗为证：“你我相恋十四载，九年之后才有爱。”
  他第一次见到梅花是在他当海城市长的时候。电视台选拔节目主持人，请慕市长去做评委。他一眼就看上了5号，年龄不大，但气度不凡。当台长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5号不错。5号就被选上了。
  5号是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她就是梅花。
  以后二人便有了许多工作上的接触，市长进行公务活动，梅花去采访。当二人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慕市长才说，小梅，你是我选的，咱们是一见钟情，枣木棒槌，一对儿！
  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经常到鞍山去看她。二人在咖啡馆里听着音乐，很有情调地坐上几个小时，便依依惜别。他从来不住下。后来就把梅花调到沈阳工作，两人的关系才进一步升温。
  婚外恋，算个问题，但比起有些贪官的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来，还要算好一些。他的堕落主要是受贿和纵容家属子女打着他的旗号捞钱。
  当他离开梅花坐着小车回沈阳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越靠近沈阳，他的愉快的心情便越减弱，许多不好办的事情在等着他处理，一个复杂的官场在等着他去面对，疯狂的贾桂娥又不知给他招揽了多少事情！
  好像是为了逃避这一切似的，他跟刘宝印说起话来。
  每次去看梅花他都不用自己的车和司机，而是用刘宝印的车。
  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靠修车、倒卖走私汽车发了起来。许多周围的干部向老慕介绍，说刘宝印不错，就认识了。他其貌不扬，但老实厚道，对老慕忠心耿耿，老慕稍加关照，便感激涕零。出手特别大方。他从国外给老慕买来名牌西装、衬衫、领带、裤带和皮鞋。慕市长穿着满身名牌出现在电视上时，他便眉飞色舞地对人宣扬，这全是我给买的！影响十分不好，但老慕并不知道。在老慕面前他非常懂规矩，处处加小心。
  就这样开车送慕市长去会梅花，前后已有好几年，但他愣是没见过梅花是什么样子，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直到老慕结婚时，他才一睹市长夫人的风采，果然美人一个。
  可是梅花很不喜欢刘宝印，认为他形象猥琐，档次太低，今后不想再见到他了。
  果然刘宝印就再也见不到慕市长了，打电话市长夫人接自然没戏，秘书接也说不在，市长从地球上消失了。
  总不见真有点想。后听说得了重病住进北京某大医院，便带领妻子小袁去看，提着一书包钱。
  梅花开门一看是刘宝印，坚决不让进。
  他就跟妻子在楼道里蹲了一天。
  第二天小袁说我再去试试，就去敲门。梅花一开门，见是一位漂亮少妇，从心里特别喜欢，一把拉进去。
  从此二人成了好朋友，经常通电话，谈论电视广告上哪儿的化妆品好，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共同去买，一般都是乘上飞机去香港或北京。
  慕绥新也很高兴，说这不是宝印爱人吗？
  因为喜欢小袁，梅花就准许刘宝印进了病房。
  刘宝印见了市长唏嘘不已，市长也很感动。临走时放下书包，抖抖地拿出一张纸，求市长在上面签了字。这时候你
  还能说什么？钱权交易？对，是钱权交易，一点也不错，但很有人情味，也很真诚，也很感动。这时候慕绥新如果严肃起来，把钱隔着窗户甩出去，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无例不兴，有例不灭。大家对此已经非常习惯，非常认可，好像在游乐园里，一同坐在一个大转盘上转，转得特别舒服，即使有个别感到不舒服的想停下来，他也达不到目的。
  慕绥新对记者说：“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慢慢地就把钱权交易的概念淡化了，就把这作为一种人情往来，过年过节不送土特产了，送个卡，卡也不送了，送两个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把这条路铺开了。”
  前妻的摇钱树
  与刘宝印说些话还是比较开心的。他很会顺着市长的意思说，让他高兴。但到家之后他就不高兴了，贾桂娥最会给他出难题。
  贾桂娥仗着市长的势力又收钱又做生意。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向夫人投资，向丈夫要效益。你不给提官，不给办事也行，但你欠了我一笔人情，今后得想着我，关照我，起码不会批评我、整我了，你再看不上我，也奈何我不得了。我胜利了，慕绥新失败了。
  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掂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正想批评他，教育他，训斥他呢，正想免了他的职呢，怎么能收他的钱？那不是让自己被动吗？不是让自己当孙子吗？他是一个脾气很大，说一不二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他的这个特点，贾桂娥虽然也知道，但凭她的智商，怎么能衡量得出什么人的钱该收，什么人的钱不该收？所以她就收了记了一大笔糊涂账。
  慕绥新说：“我不是全部都收的，有许多都推辞掉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关系不是很亲密，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道理，也没有什么理由。有的是印象不好，当然也就推辞掉了。但是关系比较亲密一些的，谈得比较投机的，一般是不推辞的。”
  这是慕绥新的原则。
  贾桂娥盲目收钱，破坏了他的原则，弄得他老需要做补救工作，有的实在补救不了，他也只得认了。
  这无疑就增加了收钱的数额和出问题的可能性。
  他不认识周伟，但一笔收了周伟20万元。
  这是由贾桂娥这条线上来的。他最终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贾桂娥只告诉他收了人家钱了，你就给办了吧！
  周伟本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想调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去发展。沈阳是副省级市，差着级别呢，应该是特别不好办的一件事。他知道慕绥新权力大，但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是绝对高攀不上，很难直接对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也送不上去。
  于是想到了夫人路线。辗转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贾桂娥的妹妹，请求帮忙。妹妹找姐姐贾桂娥商量后，对周伟说自己想买台车，能不能给凑点钱。周伟就给她“凑”了20万。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
  妹妹给了姐姐10万，自己要了10万。贾桂娥真是胆子不小，这事能不能办根本没向老慕透过，就先收了人家的钱。她很有主意，只要慕绥新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慕绥新一听就火了，周伟是谁？沈阳烟草局是个人就能进吗？
  但是没有办法，她说收了钱，而且收得还不少，反正是退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把周伟招到家里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看印象非常一般。但他已经通知组织部了，已经开始起动了，着手去办了，停不下来了。
  自然是一办就成功了。周伟当上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又赶上局长就要退休了，周伟到“贾姨”家跑得更勤，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穿c着送。断火不蒸馒，蒸馒不断火。于是当上了局长。从过去的副处级一跃而为副厅级，时间只用了几个月！
  周伟哪儿有这么多的钱向外送？他说是借的。那么现在局长当上了，就赶快搂吧！果不其然，他开始收获了。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索贿9次，共得100万元，给贩卖走私烟的货主返还50万元，得回扣20万元。
  这只是贾桂娥“参政”的一件事，还有很多。她不仅收钱，还“挣钱”。
  她说：“在不懂法的情况下，有人情送的钱，还有我跟着挣的一点钱。”
  她很会使用语言，“跟着”，也就是依仗慕绥新的权力经商捞钱。
  为了得到某项工程，她对一位局长说，你赶快向市政府打个报告，让老慕给你批。报告打上去，果然就批了：“这个项目好，抓紧上！”她经常给各部门打电话，要求办事，人家问你是谁呀？她就说我是慕绥新的爱人！
  她成了慕绥新的“二传手”。
  她说：“有的人直接找慕绥新的机会没有，他就得通过我。有的一开始找到慕，慕比较忙，有官腔的时候，他不死心，千方百计地说服我，让我帮他说一说。”
  她一说，一般都能成功。有些事情虽然不是慕绥新的初衷，不想办的，但二人的利益毕竟是一致的，还是得给办。如果说老慕在以权谋私方面还多少有点分寸，有点原则性的话，那么这分寸、这原则性也让贾桂娥完全出卖了。老慕实在是搪不了她。
  以为离了婚就能摆脱掉她了，非也。老慕出国回来，梅花是不能去机场接着的，因为当时还处于秘密结婚阶段，贾桂娥便乘虚而入了，到机场去接着“丈夫”，献上大把的鲜花。还共同出席公众集会。给人的印象，他们还是夫妻。
  原来这都是贾桂娥向老慕提出的条件，老慕必须答应她这么做：在外人面前还说是夫妻，并且一个星期还得“回家”住几次。晚上有人来家串门，贾桂娥便很张扬地把老慕从书房里叫出来，跟来人见面。大家就有点纳闷，听说老慕离婚了，怎么还住在一起？也许离婚是传言，不是真的。
  除了这些，贾桂娥还提出，老慕在多长多长的时间里，还得允许她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办事，并且他还得诚心帮着贾桂娥办成几件事等等。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贾桂娥就把慕绥新骗取离婚和秘密结婚的事给抖落出去。所以慕市长还要受制于前妻一段时间。
  慕绥新是贾桂娥的摇钱树，她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她说：“我主要是考虑经济上的东西太多了。当时他当官挣的不多，他也不能赚钱，我自己放松思想改造，对这个钱的重视太多了，总觉得帮人办事收点钱是人情，没有觉得是受贿、犯法。只要慕不张口说，不去告诉别人，这事怎么办他有个意思就行，我自己去办，偷偷求人去办，觉得托人、帮人说情不是违法的。现在认识到，慕虽然没有讲过话，但他的权力在那儿，人家是看慕的面子才给我办事的。反过来我和慕离婚以后我再去做也就不好使了。”
  准确地说，是在离婚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伪装，直到慕绥新把跟梅花结婚的事公开，她的“权力”才不好使了。这个非常傲气的女人也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她说：“我们离婚以后，很明显地有变化，没有离婚前，人家一听说这个事，一般都想给办，但人家也得想法让慕知道，问问慕。有些事我不想让慕知道，他们也要让慕知道，想瞒他也瞒不住。但事情还是给办的。离婚之后，就变了。他们是看着慕的权力，慕和我不在一起生活了，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就不是市长夫人的地位了。我在市长面前说话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理我了，我再求他们办事，不好说不办，搪塞了。”
  自从马向东的问题暴露后，慕绥新一直是不安宁的，他不知道中央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中央纪委根据群众来信举报，结合调查马向东的问题，也对他的问题做了核实，他早已进入了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视野。
  2000年1　月20日，办案人员得知慕绥新让前妻贾桂娥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便立即由领导出面找慕绥新谈话，让他动员贾交出机票。开始他说已经离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再干涉。后来答应说服，但做不通贾的工作。看来他是不可能做通的，贾到美国去本来就是他们二人的计划，因为女儿、女婿已经先期到了美国，贾再一跑，慕绥新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跑不了和尚，但庙已经跑了。
  领导们就到贾桂娥家亲自做她的工作，说马向东事件后，这是非常时期，不要出国。她不听，又哭，又闹。好说歹说，做了6个多小时工作，才把护照和机票要出来。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两规”的，当时她正在北京开会。她已于一年前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正处级调研员退休，但又被聘为沈阳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长，所以还能开会。经过艰难开导，她终于承认了一些问题，移交检察机关立案，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鹌鹑嗉里寻豌豆，肯定不会落空。果然搜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款，共1000多万元人民币！
  “老板，你好！”
  慕绥新反思说：“这是一笔债。简单说，对送钱人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嘛，所以关系要进一层。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在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
  记者问：“刚才你也讲了，在市长任期的4年中，你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始终在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不对的。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来自心里的这种声音，是它太微弱了吗？”
  慕绥新回答：“是外面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又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这个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当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他并不喜欢钱，更不需要钱。作为一个市长他需要很多东西，荣誉，地位，信任，赏识，拥护，爱戴，威信，权力，爱情，鲜花……但就不需要钱。他收了那么多钱，只能一笔一笔存起来，作为罪证，等着最后的清算。
  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使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
  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
  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
  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当时给不给周伟办调动，他只有20万元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如果欲望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话。但是，周伟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就要大得多了，到他被宣判罪行的时候，已经在新的岗位上索贿受贿190万元。
  真的，他追求的不是这个，不是钱。他还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比如要把沈阳建设得更美丽，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他还有许多美好的憧憬，比如对梅花的爱情，希望过上一种高雅的生活。他更不认为他所亲近的人，给他送钱的人都是罪不容诛的恶人，而是自己带坏了他们，害了他们。他们都很聪明而有本领，很能干一番事业的，这也是当初他所以能看上他们的前提。但现在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他很惋惜。
  刘宝印已经进去了。他没有说慕绥新跟自己的事，他知道拘留他是冲着慕叔来的。早在他进来之前，他就感到了风声不对，与马向东有牵连的政府官员已经抓起好几个了，能不能捅出老慕来？慕叔有没有问题他是最清楚不过了，谁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捅出去。乱捅，那还不乱了套？从各方面着想，他也得保老慕。他认为老慕对他有恩，所以他不往外捅老慕。专案组那么攻他，他就是不说。他后悔没有继续在外面躲着了，因为他感到风声不对的时候，就到外面躲起来了，后来看到慕市长还在电视里露面，就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回来了。回来就被弄到专案组里来了。电视真是个骗人的东西！
  但电视也帮他过足了自我表现的瘾。电视新闻里经常播放本市的领导人物，他一个个体户是上不了电视的，但是他可以借着电视上的慕绥新来表现自己。慕绥新的穿戴全是他给买的，慕市长的镜头一出现，他就开始从头到脚报价。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几千几万地从嘴里往外蹦，好像电视上的慕市长是他花钱买的，是他的模特和化身。这么一白话，感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他的自尊心便得到巨大满足。
  他现在虽然也是个民营企业高明集团的董事长了，也可以跟某些官员搭上个关系了，但总觉得人家是看上了他手中的钱，感情上总是有些别扭。而慕叔是真心看得起他，不把他当外人，交的是人，而不是钱。当然他也送钱了，但送多送少，慕叔全不在乎，看得出来，他给你办事是出于一种人情。所以算总账他给老慕的钱并不多，共计才24万元，但慕市长给他办的事可是太多了，太重大了。
  他倒卖走私汽车被扣了，老慕一出面，放车。刘宝印的走私车销不出去，老慕让让市政府接待办买了6辆奔驰和2辆丰田。他承揽工程，老慕批示，减免税费400万元。
  更使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歌厅打架，老慕看到他脸上的伤痕，说打个报告上来。刘宝印是省政协委员，这个报告就由政协口打了上来。慕市长批道：“沈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投资环境安定，建设好一支保卫环境的队伍，要认真查处这件事。”歌厅老板吓跑了，回来后被拘留。
  当歌厅老板向他赔礼道歉的时候，他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比面前这个小老板高级得多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刚从部队复员之后，打零工，住车站，饥寒交迫的小人物。是慕叔帮他打了这个暴不平，只有慕叔才真正心疼他这种人。
  慕绥新很像个黑社会老大，虽然有时候思想很超前，很现代，但有时候很老旧，很义气。所以像刘宝印这样的一些大款特别服他。
  但刘宝印最后还是说了。
  专案组抓住了刘宝印偷税的问题，然后亮明政策，让他争取从宽处理。
  他打电话跟妻子商量说，反正咱也救不了他啦，专案组也知道咱们干的事了，我看还是说了吧。
  大连一民营企业老板杨某也交待了向慕绥新送钱85万元的问题。杨某心情很沉重。他不愿意看到老慕会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下场。他们曾经合作得很愉快。是的，有的人你就是行贿850万也不见得能合作得很愉快。
  他一开始卖服装，又搞长途贩运，但赔光了。贷款一千万搞房地产，成了青年企业家，成了“十佳”什么的，名气就很大，派头也就来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哥儿们开着一队小轿车为他送行，他下了车，不是道别和感谢，而是全部骂跑。轮船上的会议代表们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以为他上了船还不知会摆什么派头。但是他上了船，立刻脱下名牌大衣，卷巴卷巴当拖把，为全体代表擦起地板来。
  慕绥新欣赏这样的人。
  当时他正当副省长，吃饭坐在一起，欢迎他到沈阳来投资。
  1997年慕绥新当了沈阳市长后，杨某果然就来了，说要建设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支持，建吧。建成后，又要建一个森林动物园。这很符合老慕的思路，列为重点工程支持，资金不足时批了3000万元的贷款。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作为回报或感谢，杨某为慕绥新的母亲在大连装修房子买家具，之后又为慕出国送费用，为上中央党校送零花钱，为住院送保养费。
  跟他来往的个体企业老板人数不是很多，但少而精。他不是任何一个大款的钱都收，他选那些能干事的。主观上收钱不是目的，他更看重自己的政绩。民营企业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要发展经济，必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跟创造政绩不矛盾。想打咚咚鼓，总得二三人。而支持他们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到大量的钱。还用去主动地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吗？那就太低档了。
  他对能干事的老板从来都是热情支持，不讲代价的，但客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态，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正是这些能干事的老板也才最能赚钱，给慕绥新的回报也便十分丰厚。专案组做过一项统计，在向他行贿的人员名单中，老板人数不足20％，金额却高达60％。收了这么多的钱，却又毫不生硬，水到渠成，温情脉脉，绝无尴尬，真是一个大手笔。难怪他没有一点犯罪感了。难怪他家的那只八哥最爱叫：“老板，你好！”
  “两面性”
  送钱的人中也有大手笔。
  他叫夏任凡。不高的个儿，胖胖的，特别健谈。他很看好慕市长，认为这是个能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是人才。
  他是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辽宁大学毕业，80年代初期，当电车公司经理，大搞改革，名燥一时，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到北京大学做报告，上下交流，全场轰动。
  他的外号叫“夏大胆”。特别敢干。
  这应该很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开始老慕愣是不喜欢他，开会时看到他在下面松松垮垮地一坐，不像个干事的样子。
  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很是着急。
  他决定给“慕大哥”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