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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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更新:2022-03-26 11:14 字数:13067
及审判过程中的若干细节和疑点被逐一提出来广加讨论,比如赫普曼的英语不行,但法庭没有为他配备合适的翻译,使他在证人席上常常答非所问。再如陪审团成员没有与外界严格隔离,他们在一日三餐和住宿的旅馆里常常能听到人们对本案的议论。又如在纽约的中央银行分行兑换了2980美元赎金金圆券的j·j·福克纳,为什么警方没有将他的笔迹与赫普曼的比较?等等。 赫普曼被送上电椅后,人们不断地获悉有关本案的新发现,比如有的证人是被花钱买来的,而另一些证人则遭到了威胁恐吓;又如有的证据是人为安置的,而原始的物证却无端消失;再如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庭审期间经常在午饭时喝酒,以致他下午在法庭上的表现明显地受到影响,等等。关于本案最重要的进展当属2000年2月,由来自联邦经济情报局和美国陆军部的笔迹及文件鉴定专家们组成的联合小组正式确认,布鲁诺·赫普曼不是那些赎金索取信的作者。但总的来讲,真正对案情有价值有突破的线索却一直没有出现。 被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被告方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在本案开庭之前,一家当时很大的报纸《纽约日报》与赫普曼做了一笔交易,由该报买断媒体对安娜·赫普曼的采访权,并用这笔钱支付爱德华·雷立的律师费。当时赫普曼夫妇同意《纽约日报》预付雷立的全部费用。后来有专家认为,因为钱已到手,所以爱德华·雷立作为首席辩护律师在赫普曼一案的审判中没有尽到他所应尽的职责。整个办案过程中,他与委托人布鲁诺·赫普曼谈话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不到40分钟,比州长豪诺得·霍夫曼探监的时间还短。两年后,雷立因患精神分裂症而长期住院治疗。不少人相信他还患有三期梅毒。据说他在佛明顿期间,每晚必有妓女到他的旅馆房间。 在布鲁诺·赫普曼临被处死之前,他曾对州长豪诺得·霍夫曼说:“他们以为只要我一死,这桩案子就会了结,就像一本书被合上了。但是这本书,它将永远不会合上。” 事实应验了他的预言。70多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本案的研究和调查,许多人因此而成为林勃…赫普曼案专家。 也许布鲁诺·赫普曼只是绑匪中的一员,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辜的。无论事实的真相如何,正如著名律师、法学教授亚伦·德肖威兹所说:“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否认对赫普曼的审判是不公正的——无论是用现在的标准,还是用30年代的标准。” 最近,一些著名的法医学专家们重新查阅了本案。以下是他们列举的林勃…赫普曼一案的要点与疑点: 1。林勃家的狗平日见到生人就叫,可为什么在绑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却一声未吭? 2。案发现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警方人员、记者,甚至围观者任意出入查看,致使许多宝贵的证据和线索毁于一旦。 3。现场未发现任何指纹。用现代的激光和新化学法可能会帮助鉴定出潜指纹。 4。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对现场脚印的勘查,也没有任何人将这些脚印与赫普曼的作比较。 5。木梯第16级踏板和赫普曼家阁楼的楼板是否取自同一棵树?现代的dna鉴定法可以帮助确定这一点。 6。林勃府上整幢楼里只有一扇窗户的窗闩是坏的,绑匪怎么会碰巧就找到了那一扇? 7。折叠式木梯是绑匪自制的。他(们)如何得知林勃家二楼窗户离地面的高度?木梯有多重?一个人能扛得动吗? 8。一名警察把木梯底下的两只脚重新c入绑匪留在地面上的两个坑里,这不仅破坏了木梯上的证据,而且改变了两个坑的形状与大小。 9。庭审之前,被告方没有看到警方的调查报告和公诉方将要提交法庭的证据。被告方的专家证人也没有机会亲自检验那些物证。 10。那具婴儿尸体被发现后很快就火化了。没有正规的验尸报告,没有准确详尽的死因说明,也没有重新开棺验尸的可能。 。。
赫普曼有罪(14)
11。在那块楼板被取下之前,警方不允许被告方查看赫普曼家的阁楼并作相应的调查和记录。 12。被告方曾获取案发当日赫普曼的工作时间卡。卡上显示赫普曼那天在纽约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不可能开车去新泽西州中部。 13。关于那具树林里发现的婴儿尸体,没有请正式的法医验尸,甚至连身高和年龄也没有作明确的交代。为什么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不在法庭上就这些问题质疑公诉方的证人?他的这一举动甚至激怒了其他被告律师。 14。没有人对小林迪房间的泥水脚印拍照或做其他鉴定,也没有人将这些脚印与屋外地上的脚印做比较。 15。作案现场有没有发现使用工具的痕迹?如有,是那把凿子留下的吗? 16。窗户下的黏土墙上只有两个坑,说明作案人事先已经知道哪扇窗户没有关上。 17。没有人就窗台上发现的第一封赎金索取信的信封和信纸作任何调查或说明。 18。没有人调查第一封赎金索取信所使用的墨水(红色和蓝色),追查它们的出处。警方是否在赫普曼家或林勃家里查找过笔? 19。是否有人调查过赎金信上作为标记的3个孔是用什么工具打的,以及工具的来源? 20。小林迪房间那个窗闩坏了的印记是新的还是旧的? 年,茚三酮指纹鉴定法已经问世。为什么没有用这种当时的新方法检验木梯、凿子、信封和信纸上的潜指纹? 22。有人比较过第一封赎金索取信和后来其他绑匪字条上的笔迹、墨水和纸张吗?有人试图查找过这些墨水和纸张的来源吗? 23。包裹小尸体的布毯并非林勃家中之物。在随尸体一起火化以前,警方或那位验尸的医生是否曾试图从那块布毯上查寻线索?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24。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那只装赎金钞票的鞋盒上有指纹吗?是否有人调查过鞋盒的来源? 查尔斯与安妮·林勃夫妇后来又有了一共五个孩子。他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几乎从不在家里提起小林迪。林勃上校因淋巴癌晚期于1974年8月25日在夏威夷逝世。 安娜·赫普曼在丈夫被处死后一直生活于贫困之中。她毕生都在为赫普曼的平冤昭雪而多方奔走,并得到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的帮助。安娜在1981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要求新泽西州有关当局重新立案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安娜于1994年10月10日去世。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本案的当事人、证人、办案人或者作案人尚在人世,也已经是百岁老人。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也许这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永远的谜。但不管怎么样,林勃…赫普曼案已经作为一桩冤案载入了某些美国历史书册。
瓦拉奇备忘录(1)
笔者第一次读到约瑟夫·迈可·瓦拉奇这个名字,是在一本关于美国意大利黑手党的书中,一段题为“瓦拉奇的合同”的章节。作者在那本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书里并没有提到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瓦拉奇备忘录,只说这是一起被美国司法界人士和研究黑手党的专家们认为是该组织刺杀行动的经典范例,还被选入了某些警官学校的教科书,云云。 约瑟夫·瓦拉奇是当时纽约黑手党露其亚诺家族的成员。不消说,露其亚诺是老板查理的姓氏。在黑手党的老巢纽约市,这样的家族一共有五个,共计2000余名成员,占全美黑手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6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从约瑟夫·瓦拉奇的口中第一次确证了这个被外界称为“黑手党”的犯罪集团的真实存在。该组织问世于20世纪初叶,其意大利名称为“科沙·诺斯卓”,用英语直译就是“我们的事业”或“我们的行动”。“科沙·诺斯卓”下分若干家族(family),亦称集团(group),每一家族掌管一片区域。按英文字母的顺序,一些重要家族所在的区域依次为:波士顿、巴菲罗、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丹佛、堪萨斯城、洛杉矶、诺瓦克、新奥尔良、纽约、费城、匹茨堡、旧金山等等。另外还有几块“开放区域”: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和1959年古巴革命前的首都哈瓦那。所谓“开放”,即任何家族都可以在这些区域拥有人马或开设生意。 家族的首领称“老板”,“老板”之后还有“二老板”,往下便是数目不等的“纵队长”。每个“纵队长”统领一支“纵队”,“纵队”的成员叫“兵士”。兵士中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兵士可以直接由老板调遣,有的兵士可以自己接单做买卖。所有“科沙·诺斯卓”的成员,无论老板或兵士,都必须是纯正血统的意大利人。但其外围组织中可以有其他族裔——犹太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法兰西人、英国人等等。 自1931年以来,“科沙·诺斯卓”不再设“大老板”或“老板们的老板”(bossall bosses)一职,尽管不少人都在梦想着为自己加封一个类似的头衔。一个由9至12名老板组成的“委员会”或“董事会”统筹全国性的运作并协调各家族之间的事务。 “瓦拉奇的合同”是约瑟夫·瓦拉奇在其30余年的黑手党生涯中曾参与过的数十起人命案之一。“科沙·诺斯卓”内部把分派给属下的刺杀任务称作“合同”。 1952年9月初,约瑟夫·瓦拉奇的纵队长安东尼·本德尔约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罗科斯餐厅一起吃晚饭。几句寒暄之后,安东尼便直切主题。据新近获知的消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尤金尼奥·契亚尼尼是联邦毒品局的“线人”。 “这家伙给毒品局通风报信,”安东尼告诉瓦拉奇,“老头子已经得到了查理·露其亚诺的口谕。查理说,契亚尼尼非常聪明,他和毒品局勾搭已经不是三年五载了。我们必须把他和他周围的人做掉。” 老头子叫维克多·靳诺万斯,是当时露其亚诺家族门面上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在1936年被捕后判刑50年,并于1946年被放逐回意大利老家拿玻里。 尤金尼奥·契亚尼尼确实是联邦毒品局的眼线。1942年他因贩运海洛因被捕,收监15个月。之后,他一边继续黑社会的活动,一边在必要的时候有选择地向毒品局举报一些同伙,通常是其他家族的成员。但这些“情报”都只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毒品局一直不知道“科沙·诺斯卓”的存在,以为契亚尼尼不过是在跟几个贩毒团伙打交道。每当契亚尼尼犯在了警方手里,他便会亮出自己的线人身份。警方有时很难权衡,这些线人提供的情报是否值得他们对其犯罪活动睁只眼闭只眼。 1950年,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了一趟欧洲。他此行负有两项使命:从美国带去战后欧洲市场紧俏的药品和美金现钞,再从法国贩回海洛因。当时中东地区盛产鸦片,鸦片膏子运到法国马赛,经加工制成海洛因后售价为每公斤3500美元,而走私到美国的海洛因的平均终极售价,或人们常说的“街头价”则高达每公斤225万美元。据当时的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带给美国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的纯收入为35亿美元。如此高的利润后来也吸引了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如黑人帮、波多黎各帮和古巴帮,但黑手党出让的部分只是那些高风险的街头销售。 在拿玻里逗留期间,契亚尼尼几次主动与流放中的查理·露其亚诺接触。与此同时,联邦毒品局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契亚尼尼欧洲之行的真正目的,但为了从他那里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而一直没有惊动他。 然而,不明就里的意大利警方却以走私药品美元的罪名逮捕了契亚尼尼。契亚尼尼在等待审判期间设法带出了一封信,交给联邦毒品局的欧洲部。但毒品局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的意大利同行交涉,因为他们获悉,契亚尼尼在狱中还安排了将10公斤海洛因成功地偷运到美国。他们想让契亚尼尼再多吃点苦头。 契亚尼尼又带出第二封信,为了争取官方的救援,他在信中向毒品局报告了查理·露其亚诺的情况。 约瑟夫·瓦拉奇后来说,他不知道查理是如何得知这条消息的,但他确信“科沙·诺斯卓”拥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瓦拉奇备忘录(2)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指认契亚尼尼的关键证人突然翻供,药品美元走私案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契亚尼尼回到纽约后自感性命难保,遂请求联邦毒品局予以保护。 安东尼·本德尔对瓦拉奇说,按照惯例,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由路琪赛家族自行处置。但是,一、契亚尼尼几乎从未出卖过本家族成员;二、由于这一层关系,反倒使毒品局不时地对路琪赛家族网开一面。路琪赛家族当时是纽约五大家族中走私毒品最猖獗的。 “这次既然欺负到了我们头上,那就算是给了我们开杀戒的口实。”安东尼说。 瓦拉奇认识契亚尼尼,事实上,就在契亚尼尼去欧洲之前,他还问瓦拉奇借了钱。如果契亚尼尼做了枪下鬼,瓦拉奇跟谁去讨还这份饥荒? 瓦拉奇于是说:“可是,他欠了我两千块钱。” “是的。”安东尼说,“我听说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瓦拉奇,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这样我才约你来吃这顿饭。 瓦拉奇明白,这件事他是脱不掉干系了。如果让上峰派了别人去“做”契亚尼尼,一旦失手,自己就会被怀疑向契亚尼尼走漏了消息。 见瓦拉奇不吭气,安东尼又说:“你知道,契亚尼尼刚从意大利回来,但是他东躲西藏,我们一直找不到他。如果你有他的消息,告诉我一声。”说罢便起身要走。 瓦拉奇没有别的选择了,他赶紧硬着头皮自告奋勇道:“好吧,我会找到他的。”“找到”的意思当然就是“做掉”。 “不急,等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老头子。”安东尼·本德尔不冷不热地丢下一句,兀自扬长而去,只留下神情沮丧的约瑟夫·瓦拉奇。 第二天安东尼·本德尔通知他,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同意让瓦拉奇接“合同”。 瓦拉奇很容易就找到了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他在晚上10点左右往契亚尼尼家里挂电话,说你从欧洲回来也有些日子了,咱们是不是该把账结结。瓦拉奇并没有自报姓名,他只是在言谈中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黑道中人的基本联络技巧,为防电话被警方监听。 瓦拉奇最后说:“咱们街角见。”这也是一句让外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但契亚尼尼却心知肚明。瓦拉奇指的是布郎克斯的城堡山庄和西彻斯特路交叉口,瓦拉奇在那里有一间“丽都夜总会”。 契亚尼尼说:“我20分钟到。” 约瑟夫·瓦拉奇黑着灯站在丽都夜总会他的办公室窗前,他看见契亚尼尼开车过来,另一辆车也相跟着停在了不远处的路旁。契亚尼尼一见到瓦拉奇便开始说他手头真的有点掰不开,等谁谁谁的货款到了立马连本带利送过来。瓦拉奇用手势叫他打住,带他到了一个角落,说:“咱们先不谈钱。我想你被人跟踪了。你知道是谁吗?毒品局还是警察?” “老天爷!他们是冲你来的吧。”契亚尼尼一脸惊异。 “也许是吧。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我过两天给你打电话。” 契亚尼尼原路返回。果然,等他的车一启动,另一辆车也尾随而去。 说瓦拉奇着手的是一桩黑手党经典刺杀案,是因为所有真正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在案发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刺杀指令来自查理·露其亚诺,他本人却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意大利拿玻里。警方也休想在犯罪现场查找到“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和安东尼·本德尔的踪迹,就连“合同”的具体执行者约瑟夫·瓦拉奇,也不会在自己身上溅上一滴血。 瓦拉奇接了“合同”,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至于他如何c作,这就不是他的上司们想关心或打听的事了。瓦拉奇可以把案子交给本家族或其他家族成员,也可以找组织以外的人。顺便说一句,按规定,黑手党成员执行“合同”是没有报酬的,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不得报销执行过程中的任何开支,包括雇用职业杀手的费用。但如果“活儿”干得漂亮,今后自然少不了从老板那里得到诸多的照顾和好处。 这一次,瓦拉奇采用了最经济的办法。他找来三个哈伦东区的“毛孩子”——他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三个正在排队等候,急巴巴地想被接纳进入露其亚诺家族的“候选人”。其中两人是亲兄弟,约瑟夫和派特·帕咖诺,还有一个是瓦拉奇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 执行这样的“合同”,无论如何小心都不算过分,更何况“目标”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被跟踪。两天后,约瑟夫·瓦拉奇把契亚尼尼约到“丽都”附近的卡斯吧酒家,这次他带来了约瑟夫·帕咖诺。瓦拉奇说这叫一箭双雕,既让“毛孩子”认准“目标”,又使他们彼此熟识,所以下一次契亚尼尼再见到帕咖诺们时才不会心存戒备。其实还有第三个目的,瓦拉奇没有把约会地点定在“丽都”,是想进一步查证契亚尼尼被跟踪的情况。 根据约瑟夫·瓦拉奇后来的回忆,交谈过程中契亚尼尼突然说:“昨天晚上我不知怎么地,老是觉得特别恐惧。” “你什么意思?”瓦拉奇问。 “我也搞不懂,就是感觉有人可能要对我下手。” “你干吗说这些话?别胡思乱想了。”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契亚尼尼喋喋不休。
瓦拉奇备忘录(3)
这不是一个好话题。瓦拉
奇赶紧叫来一位曾经在“丽都”工作过的小姐,付给她一张百元美钞,说是务必请她让他的“哥儿们”契亚尼尼快活起来。 事后小姐向瓦拉奇汇报说,契亚尼尼提到要去哈伦赶一个什么牌局。 三个“毛孩子”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查到,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的是2街和东112道交叉口附近,一种叫做“掷骰定点”的地下赌场。每天开局之前,由庄家掷骰子确定赌博地点。玩牌的人先到达某指定处,经验证没有问题后,再由专人护送到某某旅馆的某某房间,一般有半个街区之遥。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牌客们在散场时一个一个单独离开,每两个人之间间隔几分钟。 “有人跟踪他吗?”瓦拉奇问。 “我们没发现。”“毛孩子”们答。 “好,就是它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瓦拉奇很快得知,那个地下赌场的主人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为防范可能引起的家族间的纠纷,瓦拉奇觉得有必要向上级报告。 安东尼·本德尔在曼哈顿中城区开了一家“金钥匙夜总会”,但据说这家店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常有便衣在四周转悠。瓦拉奇把车停在距离两个街区的地方,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过去。他不希望被警方抄下牌照。 没容得瓦拉奇开口,安东尼便开始发难:“你怎么一直按兵不动?这件事早该了结了。难不成还在琢磨着要回你那几个钱?” “安东尼,你听我说,这家伙总有尾巴跟着……” 等瓦拉奇讲完来龙去脉,安东尼承认他的考虑不无道理,答应替他到老头子那里讨一句话。 很快,安东尼传回话来,说老头子ok了约瑟夫·瓦拉奇的行动方案。 1952年9月19日晚,三个“毛孩子”到达预定的埋伏点,那是在东112道上的一栋大楼附近。这栋破旧而巨大的居民楼横贯整个街区,楼里有一个通往111道的后门。居民楼的前门从不上锁,后门的门闩可以从里面打开。这绝对是一条非常理想的撤退路线。瓦拉奇事前亲临现场反复察看,以保证所有的细节都万无一失。 按照瓦拉奇制定的计划,接应的车停在东111道那栋居民楼的后门外,司机留在车里,两名枪手则埋伏在契亚尼尼的必经之地。虽然赌博的地点经常换,但契亚尼尼的泊车处和牌客们的接头点却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有专人接应契亚尼尼进赌场,所以他们要在那里一直等到“目标”单独离开时再动手。 瓦拉奇临走时对他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交代说,他将在2街和东114道交界处的一家餐馆里等候他们的消息,并讲定在电话中称契亚尼尼为“女孩”。瓦拉奇还关照他们,完事后开车经过3街的东河桥时,务必记住把手枪扔进河里。 为了给自己编派好不在现场的证明,瓦拉奇请来了三位朋友一起在那家餐馆吃晚饭。 半夜12点左右,费奥利来电话说:“那女孩没来。” “知道了,”瓦拉奇说,“我先回去。”他回到丽都夜总会。 凌晨4点,第二通电话。费奥利说:“我们看见她了。”意思是,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经被做掉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度假。” “好。”瓦拉奇挂断电话。他想,我现在回家还不算太晚。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2年9月20日凌晨6点左右,东107道221号的一位居民在门前路旁的水沟里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经查证,死者为尤金尼奥·契亚尼尼,42岁,家庭住址:西234道282号。死因:头部数处枪伤。作案人:不详。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案发地点实为2街和东112道交叉口。死者生前曾多次被捕。有可靠消息来源证实,此人乃联邦毒品局线人。) 后来,约瑟夫·瓦拉奇听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地下赌场的黑帮成员们说,他们在离赌场不远处的人行道上发现已被击毙的契亚尼尼,为了不至于招来警方在附近搜查,他们把尸体转移到了东107道。但赌场里的另外两名年轻人说,他们看到契亚尼尼的时候以为他还有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发现契亚尼尼已经断气,就把尸体扔了出去。 联邦毒品局始终不承认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之死与他的线人身份有关。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契亚尼尼从意大利偷运出的10公斤海洛因到达美国后,因分赃不均而导致了同伙间的争斗,契亚尼尼于是派他的妻弟悄悄去意大利,又带回了6公斤海洛因。他的妻弟在契亚尼尼遇刺前一个月被捕。所以毒品局认定契亚尼尼死于贩毒团伙之间的内讧。 笔者后来知道,以上的一大段便是出自瓦拉奇备忘录,亦称瓦拉奇档案,或瓦拉奇文件。 何为瓦拉奇备忘录?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约瑟夫·瓦拉奇黑手党生涯的综合资料,包括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毒品局的审讯记录、瓦拉奇本人的交代和在参议院作证时的证词,以及后来在美国司法部的敦促下撰写的回忆录。 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对瓦拉奇备忘录的评价是,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与国内黑社会恶势力的战斗中最重大的情报突破”。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执法机关看到的是一个个孤立的,表面上互不相干,却又层出不穷的谋杀案、绑架案、失踪案、毒品案、纵火案、爆炸案……瓦拉奇备忘录将所有这些零星案件,连同它们的作案人和幕后c纵者一起,摆放在了一张巨大的,精心编织的恶势力网络图上。书包 网 。 想百~万\小!说来
瓦拉奇备忘录(4)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举一个例子,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的办公大楼里,“黑帮处”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和一间办公室,而“共产党处”却有400多人,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瓦拉奇备忘录之后,“黑帮处”人数激增,并在60年代末跃升为那里最庞大的部门之一。 瓦拉奇备忘录问世后十年左右,70年代初期,在美利坚大地上生殖繁衍了70余年的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土崩瓦解。尽管纽约五大家族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残部或散兵游勇仍在继续负隅顽抗,但曾盘踞于各大都市中的20多个家族从此不复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瓦拉奇备忘录并非这位黑手党“老兵”——30余年来,约瑟夫·瓦拉奇在“科沙·诺斯卓”中的级别一直没有超过“兵士”——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结果。事情的起因纯属偶然,皆因其当事人犯下了一个在正常状况下不可能犯的错误。 1962年6月22日早晨7点半,正是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早饭后放风的时间。最近,监狱里的几座房子需要维修,工人们把拆下来的垃圾废料等物堆放在c场的角落。狱方并不是特别在意那些可能被用作武器的砖瓦g棒,因为这座监狱里关押的都是非暴力犯人。 忽然,第82811号囚犯,因涉嫌贩毒而被收监的57岁的约瑟夫·瓦拉奇从地上c起一根两英尺来长的铁管,朝一位背对着他的犯人冲过去。只眨眼的工夫,那人便血流如注,颓然倒地。 瓦拉奇马上被带进了禁闭室,俗称“蹲小号”。当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砰然关闭后,他居然由衷地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安全,接着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他已经好几天不敢吃东西了,总害怕有人会在他的饭菜里下毒。 瓦拉奇的好心情很快便荡然无存。看守过来告诉他,医生说,那个被他用铁管撂倒的约翰·约瑟夫·绍普生命垂危。 瓦拉奇倒并不在乎那个人是不是生命垂危。但是,“约翰·约瑟夫·绍普?”瓦拉奇一下子懵了,他记得他那一杠子明明是砸在了约瑟夫·狄坡勒摩的头上。 在此之前几个星期,瓦拉奇已经预感到了将有大祸临头。另一名和瓦拉奇因同一案子被捕的囚犯指控他向联邦毒品局告密。也就不过一夜之间,瓦拉奇发现他成了他自己曾成功地实施多次的黑手党暗杀计划的目标。 瓦拉奇的一生中先后12次被捕,为了换取较轻的惩罚,他确曾向有关当局通报过一些毒品走私方面的消息,但和死在他手中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一样,瓦拉奇从来没敢透露过半点有关“科沙·诺斯卓”的情报。 进入6月以来,瓦拉奇已侥幸逃脱了三次险些让他丧命的袭击。第一次是有人给他送放了毒的食物。第二次是一帮狱中的黑手党分子把他赤身l体地堵在了澡堂子的角落。第三次是故意让他卷入到一场殴斗之中,再趁乱朝他捅刀子。 当时,“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也在这里。50年代初期,因查理·露其亚诺返美无望,老头子便遂心如愿地登上了老板的宝座。按规定,他们的家族应更名为靳诺万斯,但人们背地里还是称露其亚诺家族。1959年4月,维克多·靳诺万斯因“策划贩毒y谋罪”被捕,判刑15年。 约瑟夫·瓦拉奇是在1962年3月来到亚特兰大联邦监狱的,老头子不仅盛情邀请他搬入他的房间——那间8个人的牢房里只住了5个人——而且亲自出面找看守通融。多年前,维克多还做过瓦拉奇婚礼上的男傧相。就在那场殴斗后几天,据瓦拉奇备忘录所述: 一天晚上在我们的牢房里,维克多开始对我说什么,你到市场上去买了一筐苹果,里面有一个烂的,你怎么办呢?当然要把烂苹果拿掉,不然到后来整筐苹果都会烂掉。 我一直想打断他的话,但他摆摆手要我住口。我实在忍不住了,说:“如果我真是做错了什么你就明说,然后给我一粒药丸,”指氰化钾,“我当你的面马上吞下去。” 他说:“谁说你做错什么了?” 我没话可说。 他又说,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要送你一个吻,为了我们过去在一起的那些好日子。 我心说,ok,我也送你一个吻,就回吻了他。 他问我:“你有几个孙子?” 我说:“三个。你呢?”我记得他说六个,我说:“你挺有福的。”我的意思是让他知道,如果他对我的孙子感兴趣,我也会对他的孙子感兴趣。 我上床睡觉,听见邻床的绕夫·瓦格纳轻轻地嘟囔了一句:“死亡之吻。”我明白他是在警告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可是,谁睡得着呵? 我不相信什么“死亡之吻”的鬼话,但是我知道,每次要“做”掉某人之前,就会对那个人特别友好,这样他就不会防备。按老早的习惯,当你见到另一位成员时要相互在脸上亲一下。后来查理·露其亚诺当了老板就改成了握手。“但是,”查理说,“在外面,比如餐馆里见了面,还是要打kiss的。” 6月16日,约瑟夫·瓦拉奇走出了自卫的最后一步,他要求看守把他关进禁闭室里。问其理由,瓦拉奇说:“有人要杀了我,或者被我杀掉。这个理由够充分吧?”瓦拉奇在禁闭室里指名道姓要见联邦毒品局的乔治·伽弗尼,此人原为毒品局纽约办公室的负责人,现任毒品局总部执行主任,是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最大的政府官员。瓦拉奇带给他的口信是:“我打算都告诉你。”
瓦拉奇备忘录(5)
然而,远在纽约的乔治·伽弗尼却迟迟没有回音,瓦拉奇又不愿意“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们,“你们不懂。”他对他们说。后来,在瓦拉奇备忘录里,他承认他当时并没有真正打算交代什么,只是想再和乔治·伽弗尼做一笔交易,用几条情报买一张去别的监狱的路条。几天后,瓦拉奇被送回了和老头子同住的牢房。 瓦拉奇只能背水一战了。他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只是琢磨着如何拉上几个垫背的。他在心里圈定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约瑟夫·狄坡勒摩。6月初的一天,一向和他没有什么交往的狄坡勒摩突然递给他一份很不错的牛r三明治,说是从厨房为老头子开的小灶里偷出来的。瓦拉奇没有接,因为他觉得蹊跷,也因为他从来就讨厌这个成天鞍前马后围着老头子瞎转悠的小喽。果然,瓦拉奇后来发现约瑟夫·狄坡勒摩悄悄地把三明治扔进了垃圾桶里。 瓦拉奇不打算干掉老头子,他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他知道老头子在家族内部的种种劣迹,特别在查理·露其亚诺远走拿玻里后。维克多做掉过不知多少与自己不和的下属,尔后又栽赃他们是警方的线人。瓦拉奇知道不少家族成员都对老头子恨得咬牙切齿,也知道若要在“科沙·诺斯卓”内部处置一位老板级的人物是必须经过审判的。瓦拉奇相信迟早会有这样一个对维克多·靳诺万斯进行公开清算的机会。 然后就到了6月22日早上。自打从“小号”里出来后,瓦拉奇只能以他能搞到手的寥寥几只食品罐头充饥。厨房里有黑手党囚犯,他刚来时就听说了。他们不仅敢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给老头子开小灶,也敢明目张胆地往饭盒里搁砒霜。瓦拉奇甚至不敢去洗澡,连上厕所也是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又是差不多一宿没合眼,瓦拉奇觉得头重脚轻,走起路来就像一个机器人,因为饥饿,因为没睡觉,更因为紧张。他尽可能远离人群,但又不敢靠角落太近。就在他神经兮兮的时候,据瓦拉奇备忘录的叙述: 我忽然看见三个人正盯着我交头接耳,他们离我大约50码,然后开始向我这边走来。 我慢慢地后退,一边看了看身后。那堆垃圾旁边的地上有一根铁管。我弯腰去捡铁管,听见有人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说:“哈罗,约瑟夫。”我抬眼看时,那人已经转过身,好像正在和那三个人打什么手势。他的背影太像约瑟夫·狄坡勒摩了。 ………… 典狱长在禁闭室门上的小窗口亮出一张照片,问:“你认识他吗?”我说:“不。”他说:“是吗?他就是你打伤的人。” 我一下子堕进了云雾山中。 两天后,那个被瓦拉奇误伤的名叫约翰·约瑟夫·绍普的倒霉蛋死在了医院里。他犯的是盗窃邮件和伪造文件罪,与黑手党全无关系。 联邦调查局特派员詹姆斯·福林后来认为,这起“误杀事件”促成了瓦拉奇一生的转折。“瓦拉奇对他所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只除了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错杀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多年的信念、意志,可能还有自尊和自信。倘若那天他杀掉的确实是一个企图袭击他的黑手党人,就像他真正打算做的那样,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瓦拉奇备忘录了。”在联邦调查局负责审讯的官员中,詹姆斯·福林和瓦拉奇相处的时间最长,他深得瓦拉奇的信任,成了他无话不说的“知己”。 瓦拉奇终于离开了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在等待约翰·绍普凶杀案审判的同时,他通过法庭为他指定的律师们再次与纽约方面联系。7月17日,亚特兰###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瓦拉奇终身监禁。同日,联邦毒品局出面将他秘密递解回纽约,用“约瑟夫·迪马可”的化名关押在西彻斯特地区监狱的隔离区。 约瑟夫·瓦拉奇是铁了心要和“科沙·诺斯卓”作对了。其实在他的心目中,那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已经被具体化为“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仇人。在他的言谈中常常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我反正已经活腻了。但凡我在这个世界上多混一天,就要给维克多那个老小子多添一分堵。”或者,“我这可不是在出卖谁,是维克多不仁不义,是他先背叛了我。”或者,“你不是一直都对那些老板们不服气吗?现在你就可以毁了他们。”很明显,瓦拉奇“决定与联邦政府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报复他原先的主子们。 但他有的时候又很消极悲观:“我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卒子。谁会听我的?谁会相信我?”“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有什么用?‘科沙·诺斯卓’太庞大了,它的地盘远远超出了美国,它整个就是一个‘第二政府’。” 不管怎么说,在瓦拉奇不间断地喷云吐雾的过程中——在被提审期间,他每天要抽掉3包骆驼牌香烟——联邦毒品局从瓦拉奇嘴里获得了比他们所预料的多得多的情报。一旦审讯和交代的内容超出了毒品走私的范围,早有风闻的联邦调查局便迫不及待地c手进来。到1962年9月底,瓦拉奇已经被完完全全地置于联邦调查局的“监护”之下。詹姆斯·福林和他的同事们每周四次到西彻斯特监狱提审瓦拉奇,每次三至四个小时。 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官员们都说,瓦拉奇有着惊人的、摄像机般的记忆力,他对许许多多往事的印象堪称“记忆犹新”,他在述说过程中几乎从未弄错过诸如姓名、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等等细节。根据瓦拉奇备忘录所提供的第一手——瓦拉奇本人亲历的——和第二手——“那小子告诉我的”——材料,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先后澄清了几十件悬置多年的冷案。
瓦拉奇备忘录(6)
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审讯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这期间,瓦拉奇“叛变”的消息传到了“科沙·诺斯卓”内部,几个家族为瓦拉奇的人头联合标出10万美元的价格。追究起来,皆因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案子一手遮天,联邦毒品局惟恐他们的功绩被无端抹杀,于是故意透出口风,着意强调是他们发现了瓦拉奇这颗重磅炸弹。不久,黑手党得知瓦拉奇已经被转移到了纽约,但他们以为他是在曼哈顿的某一个旅馆里,于是派出大批人马在那一带搜寻数月。 经美国司法部批准,联邦调查局决定将计就计,让约瑟夫·瓦拉奇到国会公开作证。按照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的要求,国会专门成立了以参议员约翰·麦克列兰为主席的“集团犯罪及毒品走私调查委员会”,也叫“麦克列兰委员会”。 1963年9月9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由军事警察押送,乘专用直升机到达华盛顿特区监狱。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