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挺厚，许多地方都用笔勾画着，扉页上印着两个大字《故乡》。
  他翻开第一页，见上面写着：
  “冬天。离旧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天上落着零星小雪。在一个小型火车站，唐朝阳和宋金明正物色他们的下一个点子。点子是他们的行话，指的是合适的活人。他们一旦把点子物色好了，就把点子带到地处偏远的小煤窑办掉，然后以点子亲人的名义，拿人命和窑主换钱。这项生意他们已经做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可以说做一项成功一项。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搭档，互相配合默契，从未出过什么纰漏……”
  语句朴实平淡，但王大伦却感到后脖颈一阵凉意。上辈子他也是打工的，也曾听工友聊起那些黑心工厂，或者黑砖窑的事情。但这种把人命当成赚钱工具，他是闻所未闻，更有种毛骨悚然。
  他一下子就看进去了，随着故事内容一点点显现，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刘勇红会在电话里跟自己这么说，这远比《海鲜》还要冰冷刺骨。
  如果说当初他看到《海鲜》的剧本让他压抑，警察邓建国的角色让他心跳加快的话，那现在他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第一次因为剧本中的几个角色感到莫大的悲哀。
  “这本子是你写的？”
  他摸出烟盒，递给李阳一根，点上，用力吸了一口，试图用尼古丁的刺激来平复自己的心情。
  “是根据刘青邦老师的小说《神木》改编的。”
  “这是真事？”王大伦依旧不大相信。
  李阳苦笑道：“刘青邦老师年轻的时候就在这种小煤窑里挖过煤，后来长期在煤炭系统工作。其实有些事情比这里写的还要残酷。”
  他看了看王大伦的神情，接着道：“也许你可能不相信，当初我也有这种感觉。但后来我和一个跑煤矿的记者，到山西、内蒙、宁夏的煤矿待了四个多月，整天和矿工一起下井、吃饭、聊天……”
  李阳眼神迷离，似在回忆当初的情形，而后语气明显有些激动道：“记得我第一次下井的时候，就好象走进地狱，感觉生命和身体分离了，死神时刻紧盯着你。你知道吗？我接触的几乎每个矿工都能说出一个或几个熟悉的亲人或朋友，被埋在井下的故事。
  后来我又查了些资料，全国每年都有六千多人遭遇矿难，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矿难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仅仅还是公开的数字，被掩盖的死亡人数有多少？这谁也说不清。”
  这种近乎用生命做赌注的工作方式，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去挖煤呢？王大伦想起当年拍《站台》时，三明去小煤窑上工签的那张生死状，那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为的就是生存，这还需要理由吗？
  他吸着烟，看着烟头火星子忽明忽暗的闪动，没有说话，只是心里的悲哀正在默默地放大。
  李阳似乎彻底打开了话匣子，真诚而又激动道：“我拍这个片子，没什么大道理，就是想拍。其实这几年很多人想拍矿工。以前当然有过很多矿工题材的作品。我老家是陕西的，父亲那时是省里有名的演员，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好看的歌舞，比如一堆舞蹈演员表演矿山来了更先进的设备，奋力掘进过程中，塌方了，而后他们用自己的肩膀和双手顶住了塌方，继续钻煤，终于夺得又一个高产日。
  当时搞文艺的学习各种材料报告，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这样的场面本以为是创作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表演又那么生动，所以至今我还记得。
  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动听的谎言。一个美丽的场面，但只是文艺工作者拿来骗人的。那些文艺工作者骗人之后，还可能振振有辞，是上级让他这么做的、是先进工作者编造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允许夸大现实等等。反正没有人会对弥天大谎负责任。以后会不会有年轻的愚蠢矿工到塌方的时候真用肩膀去顶住，跟这些文艺工作者也没有关系。活该！
  现在你如果想拍，肯定会有人首先尝试阻止你，原因很简单，太危险！既有具体的井下的危险，又有意*识*形*态上的危险：你拍出来想放给谁看？你想干什么？”
  “哼！”李阳的脸上挂着一丝冷笑，或者说是嘲笑，道：“现在我们能看到什么？这几年煤矿的各种灾害报道中，有井下的照片吗？我只记得大部分新闻照片或者视频都是一群人围在井口正在抢救。哦，有时候倒是有井下的照片，那是领导过节的时候下去慰问……”
  “……曾经美国记者在他们那里发布非洲的饥民照片时，有很多人反对，那些照片被认为粗暴、窥视、暴露丑陋等，反对者居然大部分都是黑人，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侮辱。可是，灾情并不因为某些人看不到就不存在，不会为了让所谓社会主流更舒服而自动消失。就象我们矿井之下的生活，确实是所有人不应当看见的吗？……”
  王大伦听着李阳絮絮叨叨的感慨也好，牢骚也罢，他也不认为自己比李阳伟大多少，但就是有种冲动，哪怕不要片酬也演的冲动。
  当然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重新又点了根烟，看着一脸期待地李阳道：“具体分成怎么算？”
  “呃，我这边投了一百万，你的片酬就……就算五十万吧，一共一百五十万，你占三成怎么样？”
  不得不说导演都是人精，哪怕一脸真诚且儒雅的李阳，在计算王大伦片酬的时候也难免耍了个滑头，硬是扣掉十万，让他的分成比例少一点。
  王大伦没有计较，其实他们这一代的导演之所以个个是人精，完全是因为这个时代，想想老贾拍《小武》时的苦逼；朱纹在筹备《海鲜》时的无奈；楼烨在拍《苏州河》时拍到最后没钱了，只能先停下来，等凑到钱了再拍等等。
  你让张大导或者陈大导这样试试？他们能这样拍出电影吗？所以不精，你就拍不了电影，这完全是被这个时代逼的。
  “成！”
  其实李阳还算是不错的，至少四十多岁，眼睛依旧清澈，甚至还是个“老愤青”！就冲这点，王大伦对他就很有好感。
  直到很久以后，王大伦才知道李阳这种近乎偏执地讨厌“高大全”式的人物，总是在自己电影中刻画人性的矛盾，是和他早年的不愉快有关系。
  他小时候家境优越，就读于西安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保姆专门料理。但特殊时期开始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至社会最底层。社会上的人群被截然划为“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身为著名演员的父亲被划入了“坏人”阵营，后被昔日好友出卖含冤死去。
  为逃避同学的歧视和羞辱，这个黑五类的儿子曾经三次转学。在他记忆中，整个童年都是在逃避歧视和羞辱中度过的。所以，长大后任何一点歧视和羞辱，都会激起他强烈的反抗。
  有一次酒后，李阳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1990年，他曾作为导游兼翻译，带一个德国旅游团飞赴桂林。在桂林机场办理手续时，安检口顺利放行每一个德国游客，惟独把他拦下要求验血。他坚决不从，大声抗议这一歧视性规定。随团的德国游客，也纷纷以回国要挟，声援他。但机场人员以“执行制度”为由，表示不能通融。他毫不妥协：宁可丢掉工作，我也决不验血！僵持到最后，机场人员才终于让步。这次以游子身份回国，在家门口遭遇的“制度性羞辱”，让他刻骨铭心。
  口头上达成协议之后，李阳很高兴，双方就拍摄事宜商量了一下。李阳这边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王大伦现在手头的戏一杀青，他那边就能开机，而且他已经在山西一个偏远地区联系好了一家小煤窑作为拍摄地点。
  倒是王大伦这边有些困难，他早就跟女朋友约好圣诞节去香港游玩，而且还通知了雅各布帮忙订好了12月21日到27日的来回机票和在香港的酒店。
  最后双方约定，李阳带着剧组先行赶往山西拍摄，到时候王大伦直接过去和剧组会合。
  和李阳的合作公司那边倒好说，只要打声招呼就行，之前《海鲜》就是先例，而且双方的合作本来就属于松散型的，只要不影响明年的新戏《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啥都好说。
  但是范子怡却跳了起来。中午老公说是去跟人聊聊，回来的时候居然又接了新戏，她原本只是为了年底这段时间又不能在一起感到有些不高兴。但在男朋友做晚饭时，她无意中翻了翻剧本，吓了一跳。
  太危险了！剧本里有大量井下拍摄。这年头煤矿的事故实在是太多，没见中央台新闻隔三差五就报道哪里的煤矿瓦斯爆炸了，哪里透水了，哪里又冒顶，被困矿工多少多少。然后各类领导第一时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各种求援，到最后极少有人生还……
  范子怡真的担心，谁特么知道会不会掉下一块大石头，咣的一下，她就成小寡妇了。所以她非常不愿意老公接这部戏，而且现在还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正式合同还没签呢，吵着闹着要他回了这部戏。
  王大伦没办法，只得掰开来分析给她听。首先宋金明这个角色极其难得，人性矛盾的冲突，饱受善恶撕裂的煎熬，要远比《海鲜》里警察邓建国更具有挑战意义，要是演好了说不定还能得个影帝。
  其次，李阳下午跟他谈的时候也透露了，他在德国时跟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那边有点关系，明年二月份肯定是赶不上了，等再下一届送过去参展。以王大伦多次参加电影节的经验，按剧本的精彩程度，要是不失手，入围某个单元估计不成问题，弄不好还能入围主竞赛单元，角逐一下金熊也不是没有可能。国外保准有市场。
  最后他还跟女朋友稍稍透露了一下《海鲜》的前景，他没敢往多里说，打了一半的埋伏也是相当惊人的。
  没想到范子怡听到数字只是稍稍震撼了一下，用她的话说，要是人没了，他说的这些理由全都不成立。
  没办法王大伦只有发誓赌咒，保证须发无损地回来。晚上又不惜透支体力和宝贵的肾脏，连着两天当了两回“四次郎”，才换得娘娘很勉为其难的恩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