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 和 功能！不似人君（1）
  “不似人君，何见所畏。”这话出自《孟子》，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
  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猝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用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
  “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
  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又上门来了，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你跟他说得嘴出血，他只当耳旁风。虽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绝非白痴，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统，南辕而北辙，那怎么行？如司马迁所说：“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当然不很开心。
  此时此刻，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冷眼在一边看着，不禁莞尔。在《秋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对这位“不似人君”的家伙，苦口婆心，大费唾沫吗？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
  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不似人君（2）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n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
  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务实，更功利的人君，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不讲道义公正的，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家”统治术。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时抬举的那些名公，他们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连网及，不论无辜，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连p也不敢放一个。人君（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觉睡得安稳，立刻赏给他们“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史记》）的优厚待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这些，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所以，砖画像上的孟夫子，脸很长，像犯了痔疮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不似人君”的论断，这等于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够不够格？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气，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话说回来，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有这点勇气，或者，没有这点勇气，能改变“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吗？
  这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为例了。
  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龙椅，就不是那东西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这个“不似人君”的后唐庄宗，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二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在中国，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别看坐在龙椅上，像模像样，人五人六。一下朝，晋惠帝是个白痴，隋炀帝是个色鬼，东昏侯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而刘宋苍梧王，齐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则是制造灾难的祸乱之源，但在扮演皇帝这个角色的时候，都是很尽职的演员，该念该唱，一点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说，不具备戏子的本领，是当不了皇帝的。
  不似人君（3）
  然而，铁定了要当一个专业戏子，把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献艺舞台，真正下海，定为自己终极目标者，恐怕就只有李存勖一位。旧时，梨园行供祖师爷牌位，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其实，李存勖才是最适当的人选。他是真正的皇帝级演员，惟一能与他媲美的，也许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罗纳德？里根那位总统级的演员了。但是，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就跟好莱坞一刀两断，很不乐意别人说他曾经当过戏子。李存勖进了洛阳，却把戏台子搭到了皇宫里来，以做一名戏子而感到无上光荣。
  这国家可就够糟了。
  应该说，他确有表演才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客串的欲望。“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最为滑稽突梯的，一次，“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
  “李天下”，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就是抓住“李”“理”同音的误会，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而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真是可笑透顶。
  这样的二百五，当上最高统治者，能“似人君”吗？
  “然时诸伶，独新磨最善俳，其语最着，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殿，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最后，戏子当政，国事日非，胡作非为，大势已去，“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优刀下。他的尸体，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聚乐器而焚之”。
  欧阳修总结道：“《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
  如果，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
  所以，无独有偶，明代后期，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肯定不成问题，冲他这份专长，倘不是模型工程师，也该是水利工程师，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
  “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c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李逊之《三朝野记》）。
  “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
  “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
  这样一个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却绝对是一流的，据说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识多少，那么，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
  让一个最擅长，也最投入，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来治理偌大的帝国，要不被他整得稀里哗啦才怪？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盖，应该是经这个“不似人君”的家伙合拢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检，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宣布彻底灭亡而已。
  不似人君（4）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似人君”者之列中，一个优秀杂技演员皇帝，也是不能忘怀的。齐东昏侯萧宝卷：“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会无愧色。”他若活到现在，肯定是哪家杂技团的团长，凭他铁嘴钢牙这一项绝活，谁也盖不了他，他要参加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献艺的话，金小丑奖非他莫属。
  而那位“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亲自c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的汉灵帝刘宏，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说实在的，他应该是在秀水街大显身手的个体商贩，或者在郊区找块地方，开一个游乐园，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坐在那儿收钞票。是一位绝对的赚钱能手，让他当皇帝，真是委屈了他。
  至于“上好骑s，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j，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毯，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毯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的唐僖宗李儇，就更“不似人君”了。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上海话里的“白相人”，或者到足球俱乐部里当个老大，吹吹黑哨什么的，准比让他去治理国家强得多多。（以上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
  而宋徽宗赵佶的蹴鞠，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儇又瞠乎其后了。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球王贝利，不算夸张。当他最后成为俘虏，押解北上，还被胜利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传授诀窍。这场面使我想起德国法西斯从集中营里，组织死亡足球比赛一样的残酷和痛苦。然而由此也可见他的鞠技，必有高明之处。读《水浒传》，我们看到那个高俅，“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功夫，凭这一手，这个混混，混到政权中枢，获得太尉高位，那么赏识他的赵佶，必定技压群芳，球艺高超，才能与他沆瀣一气。所以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宋史》的《徽宗记》后，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谈》）
  赵佶，做皇帝，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诗、词、书法、绘画，无不出色。2002年4月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昆仑饭店，宋徽宗的一幅《写生珍禽图》长卷，以23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中国画拍卖的最高值。然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北宋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中。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高唐云雨之际，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
  所以，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坐上了王位，当上了皇帝，但是，摊上这样“不似人君”的戏子、木匠、杂技演员、小商贩、球星……可想而知，中国人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中国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而从来不敢对那些“不似人君”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孟子见了梁襄王后，深感其不是一个东西后，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遗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不似人君”了，你还要那个“所畏”干什么？这大概也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遗憾和无奈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孟夫子，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他在齐宣王那里，被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商汤流放了桀，武王姬发###了纣，发生过这样以下犯上的事情吗？）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在历史的传记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
  曰：“臣弑其君可乎？”（难道臣下可以做出杀掉君王这种大不敬的举动吗？）
  不似人君（5）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伤仁害义的人，叫做残贼。残贼的人，就是独夫。我们只是听说把那个独夫民贼的纣王杀掉了，没有人认为那是弑君，那是大不敬。）
  孟子的说法，很清楚，皇帝不怎么样
  ，他就不是皇帝了，杀掉他，是可以的。
  今天，这是一句脱口而出，不用顾忌的话。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要这样说出来，大有掉脑袋的可能。于是，那个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居然敢具有这等见解，倒令我从心眼里对他多了些敬意。
  文人遭遇皇帝（1）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好厉害，好厉害。秦始皇这样大规模、大范围地收拾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便基本上不怎么好过了。
  秦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记载有些语焉不详，那时的那些统治者对付文人，是不是全面整肃过，是不是大开杀戒过，已不得而知。但估计，未必会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去，谁在台上，照样，都是拿文人不当一回事的。
  说到底，有史以来的文人，在帝王眼里，不过是一贴膏药。用得着，拿来贴上，用不着，揭下扔掉。跳汨罗江的屈原，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有点呆气，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他爱楚国，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而且很烦他。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硬往上糊。谁知郑袖、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也算是文人的人联手起来，不给他糊的机会。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同行是冤家，如果这位同行胜他一筹，那就更是冤家。
  屈原在都城很郁闷，他看人家不顺眼，人家看他更不顺眼。于是，“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绝望到了极点，最终，只有赴水一途。
  不过，应该看到，楚怀王，虽昏而并不甚暴，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虽苛而并不甚虐，算是屈原摊上的一份好福气。遭遇这类混账帝王，顶多不吃香，顶多不走运，顶多顶多将他放逐，也则罢了。不杀头，不要命，甚至不打p股，不坐班房，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太值得谢天谢地了。如果屈原碰上嬴政的话，估计，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
  死，怎么样的死，由朕来决定。
  如果屈原落在秦始皇的手里，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想投汨罗江？没门，在骊山挖个坑将他活埋，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位暴君，喜欢坑人。秦赵长平之战，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坑顺了手，他要来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说什么废话，不费什么口舌，挖个坑，推进去，覆上土，掩埋了，简单麻利，多快好省。免去收尸装棺，连坟墓也现成的，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处决文人，是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从此，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
  自打秦始皇坑儒，进行批量化屠杀知识分子，有了这个先例，中国文人的日子，便基本上不大好过了。因此，按规矩，可以想像当时在首都咸阳，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简称为“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
  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生，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
  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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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遭遇皇帝（2）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地，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地，家喻户晓地，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所谓的“盛世说”，所谓的“英主说”，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p说”，“扯淡说”。
  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底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分要大些，偶发成分要大些，找碴儿寻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拨一拨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p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1724—1805年），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年），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n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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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遭遇皇帝（3）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地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y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炸刺，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捯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作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沈德潜（1673—1769年），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毁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收归己有，统统物归原主地“咸录焉”。
  这样赖账，当然不像话，太不讲信义，太不够朋友了。你卖他买，一手付款，一手交货，那些代作的诗，版权已经属于皇帝大人的了。
  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病。为什么老文人总是做出些令人诟病的行止来呢？很大程度是生理原因。第一，脑浆子变稠了，第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便堂而皇之地下作，而且还不知耻。
  他想得也有他的道理，横竖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这位背时的，昏聩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y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糊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炷楼集》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
  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仆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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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遭遇皇帝（4）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y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s“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这两个文人的案例，祖孙二帝，同出一辙。因为戴名世为南明小朝廷张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的报复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终跟清廷不那么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文人其实挺软骨头的，但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也有仁人志士，铁骨铮铮，敢跳出来反抗，敢以生命，以热血，显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年），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j给猴看，而是杀猴给j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