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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曹c（3）
  心灵不解放，文学之鸟是飞翔不起来的。
  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c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c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也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c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j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c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c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c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c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c手下的。还有一个刘桢，被曹c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c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c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c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c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第已成为反曹c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c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c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馊主意，都被曹c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c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c，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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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曹c（4）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c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c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c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我想，这是对曹c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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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龙袍的丑角（1）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
  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c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
  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
  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若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只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想其他，像工蚁工蜂那样，捧着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在这样毫无竞争，没有比赛，不求长短，无所角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任何不安于分的想法、做法，在自己是追求，是理想，是奋斗目标，而在别的利害相关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视作野心的。
  所以，野心不可怕，而是在于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狂妄愚蠢，便只有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了。若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如同失控的汽车，在下坡路上滑行，最后除车毁人亡一途，焉有他哉？懂得节制，掌握分寸，步步为营，进退有度，那就是谁也莫奈你何的另外一回事了。曹c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
  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s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
  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
  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这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争霸战中，不堪一击的袁术，第一，输得很快；第二，输得很惨。看起来，名门之后，只是牌子响亮，不动正格的话，端起个架子，还可以唬一唬人，真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就要大出洋相了。后将军南阳太守袁公路，在各路诸侯的争斗中，表现得最为草包。要是在京剧舞台上，他的鼻子大概应该抹一块白粉的。
  袁术据寿春时，户口数百万，本可以干一番事业。可他“奢y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与其兄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僭号称帝以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罗，余粱r，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陈寿：《三国志》）。
  穿上龙袍的丑角（2）
  《资治通鉴》说：“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对这两兄弟，尤其是后一位，对于百姓的摧残，是不以为然的。
  每个时代，在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之际，总有一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野心家、失意政客、无耻文人，和一些压根儿就是低能儿、白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痞子之类，因缘际会，于潮流中被推到了峰顶，居然人模狗样地也神气起来。所谓“沐猴而冠”，就指的是这些一下子站在舞台脚灯前的新贵们。
  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误会了。
  有的人连句整话也说不好，智商甚低，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有的人做一名衙役，鸣锣开道，也许称职，却位居三司，封疆一方，吆五喝六。还有的，灾荒之年，让没粮吃的老百姓“何不食r糜”的白痴，居然做了皇帝。因此，在这些昏庸之辈的统治下，可想而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好日子了。
  但是也别小看袁术之类，干正经事绝对没有能耐，搞个鬼，捣个乱，下个绊，背后捅谁一刀，却是十分在行。###董卓的联军司令部组成以后，袁绍推荐他负责后勤保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先头部队的粮草，结果弄得孙坚大败而归，差点丢了脑袋。第二件事，华雄搦战，关羽请缨时，他听说只不过一个马弓手，马上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所谓好事不成，坏事做绝，就是这类人的基本德性。国家有这种人，那就是“庆父不死”的局面，社会有这种人，休想有安定平和的日子，一个单位，一个团体，有这种人，那必然是一块臭r坏了一锅汤。
  但要让他真刀真枪上阵的话，那可就洋相百出了。
  就看他和吕布交手出场的样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那阵势，完全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觉得他这身打扮好笑，讽刺为“形容呆腔甚好”。刀吊在手腕上，是武器还是装饰？这不三不四的样子，当然只有挨打的份。结果，战不三合，术军大乱，中途又碰上了关羽，只好败退回淮南去了。
  自古至今，越是这种狗p不是的家伙，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机，还越是容易得意。正因为汉末大乱，袁术所以才能够牧领一方，称王称霸。但这类货色的通病，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以为手里有孙策抵押的传国玉玺，便是九五之尊了，而且三宫六院像煞有介事地立了个小朝廷，这玩笑不免开得太过分了。
  然而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了高位，最容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除了吕布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相信袁术会成为天子，还把女儿许嫁给他的儿子，攀个儿女亲家外，无人不认为袁术称帝之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董卓权倾一朝，也只敢自封相国，曹c位极人臣，一辈子也没奢望做皇帝。袁术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角色，赖祖宗余荫的世家子弟罢了。曹c对他的评价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一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死尸一样的人，竟过了几天自封的皇帝瘾，可见其头脑膨胀到何等地步！
  也就两年不到光景，袁术终于混不下去了，只好把玉玺和帝号送给他那位宝贝老兄袁绍。曹c哪里肯放过他，派刘备、朱灵围堵追击，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千把人，坐以待毙。“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
  这些趁历史留下的短暂缝隙，突然挤出来头角峥嵘的人，以草包起，以草包终，除了为后世增添笑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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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你不长胡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
  曹c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袁绍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陈琳才这样羞辱曹c的。
  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能影响国策，左右大政，甚至还能挟持皇帝，为所欲为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几十个皇帝中间，英明者少，昏庸者多；才智者少，暴虐者多；正派者少，荒y者多；有为者少，嬉乱者多。这样，太监就成为那些昏君暴君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得力帮凶。
  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涓结党，把握宫闱阻塞贤路秽乱朝政的结果。《三国演义》的第二回，就有“何国舅谋诛宦竖”的情节。而这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也不过沾他妹妹的光，得权重任。他与十常侍的矛盾，狗咬狗，一嘴毛，都想独吞最高利益，实际还是后宫的权力之争。
  但何进掌握兵权，这些太监们很忌讳他，设了一计，把他诓进宫内。这个武夫也太自信了，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长乐宫，结果被砍成两段。何的部属袁绍、袁术在青琐门外等候，忽见何进的脑袋从宫墙里扔出来，遂引兵进入内廷，大肆屠杀。凡阉官，不论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要杀，统统地杀，要整，统统地整，非无一幸免不可，这才罢手，而且，从来不怕矫枉过正的。这种极端的结果，到了后来，便必然是冤假错案，是随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但在汉末，对不起，杀也就杀了。太监是无须，但不等于无须者都是太监，这本是正常之理，完全应区别对待。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挺爱绝对化的，既然太监无须，那么无须者则皆是太监无疑。如果有人跳出来申辩，本人并非太监，也要砍头的。哪怕明知砍错了，也不会认错的。袁氏两兄弟肯定振振有词地反问：“谁让你不长胡子呢？”
  虽然这一朝的太监被杀得干干净净，但不等于从此就断了太监的根。只要有皇帝，就必然还会有太监。只要有太监，宫廷里秽乱现象，便仍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因为，凡割掉了“那话儿”的人，不男不女，不y不阳，必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由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全部地歇斯底里，就表现在对于所有正常人的仇恨上。有些嬖幸的近侍宠臣，虽然“那话儿”还在，可能由于和这班阉人接触太多的缘故，也会熏染出可怕的太监心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干政，弄臣作乱，阉竖擅权，指鹿为马的丑恶政治现象，从来没有绝迹，时不时地，看到这种历史沉渣的泛起。大凡只要有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和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以及对权力的无法监督与制约，这种太监或类似太监的近幸，窃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不会绝迹。
  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y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r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
  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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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褒贬吕布
  《三国志》评吕布说：“有狮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从历史的角度，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罗贯中笔下的吕布，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就不仅仅是个褒贬，也不必存在褒贬的问题了。因为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只有信与不信的两种选择。而对于文学人物，经读者的再创造，便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绝非简单的褒和贬可以概括的。每个读者眼中的文学人物，都盖有读者本人的印记。
  所以，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以后，不大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读者自己脑海里的人物形象，和银幕屏幕上的编导所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差距的缘故。
  吕布在历史中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然而在文学中，在读者头脑中，却又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人物。这也许是文学的力量吧？在所有吕布戏中，那白铠白袍的小生一出场，甚至成了后世无数观众心目中的英武潇洒的明星。所以说，吕布是这部小说起首部分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
  为什么吕布能得到读者的这份宽宥呢？
  第一，他骁勇善战，几乎无人能打败他；第二，他和貂蝉，英雄美人，而且还是一个至死不渝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第三，无论如何，是他杀掉了恶贯满盈的董卓，为民除害；第四，辕门s戟，是吕布一生中的峰巅之作，救了刘备一命。包括他不杀刘备家小，包括他怜妻惜女，都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是太坏的一面。
  加之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极易上当，陈登几句话一说，主意就变了。甚至为曹c把他视作“饥则为用，饱则荡去”的鹰犬，沾沾自喜。大概中国人害怕莫测高深，就比较喜欢这个单线条的吕布了。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记述了他辕门s戟的过程，这是正史，而非演义。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毫无心术的人，也会用计的。而此计之荒诞，很带有吕布的性格色彩，以一箭而定和战，旷古未闻，而此儿戏一般的主意，居然成功，说明吕布是有把握为刘备解除厄难的。但想不到刘备在白门楼上，“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一句话，却断送了吕布的命。
  按老百姓的看法，刘备就很不够意思的了。他临死前目视刘备曰：“是儿最无信者！”“大耳儿，不记辕门s戟时耶？”这番斥责在读者心里，便把两人的分量称出来了。
  其实，从去除眼前的劲敌看，借刀杀人，提醒曹c记取丁原、董卓的教训，这句话够毒的，也起到作用。但从长远的战略目标看，让曹c养虎遗患，对刘备可能更有利些。可见这一时期的刘备，还不是十分地具有雄图大略，远见卓识。给吕布留一条命，将来倒霉麻烦的，必是曹而不是刘，何必劝曹杀吕呢？太短见了。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甘心居下的心态。说明刘备固有知曹的一面，也有畏曹的一面，更有不敢与曹角力的一面。
  同样，那个陈宫也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因为捉放曹后，曹c杀了吕伯奢一家，说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便对曹c恨之入骨，毫无圆通的可能。若是能够从长计议，权且劝吕布献城，难保曹c将来，不会成为董卓第二？因为对吕布来讲，背叛主子不过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难的。如果那样，汉末的争霸局面，则未可预料了。
  所以在读者印象里，吕布对于刘备，对于陈宫，并不太欠什么的，但确实是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因此，后世人对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画戟的将军，多一点同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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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c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洽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c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c、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c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c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c，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j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