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1 部分
作者:未知      更新:2022-04-20 12:06      字数:13015
  功能 和 功能!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r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
  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
  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于农民阶层者,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者,是并不多的。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
  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唐末食人考(4)
  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张开大嘴食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道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食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
  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子黄巢头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这样经不起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领袖,又岂止黄巢一人。其实,据史书有关黄巢的行状,这位“革命领袖”,可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物。
  姚雪垠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拔高这位明末的类似黄巢的“革命领袖”,不管是为了迎合讨好,还是胡诌八咧,竟然有了一点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合拍的游击战略。这位私盐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内也取得过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龙椅的日子多得多。应该懂得,“流”,是他们这支起义军的生命线,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统治者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空间。最后,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陈州搞开了阵地战,壁垒战,围城战,不是存心找绳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吗!
  因此,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终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围三百日食人无算拿不下陈州;三、想被招安,讨价还价总谈不拢条件;四、想当皇帝,进了长安连板凳也未坐热,又卷铺盖去当“流寇”。是一个基本没有做成什么,或从来没有做好什么的,让人无法讲出特点和长处的半吊子。
  不过,也许他可算是一个诗人。
  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录有他的诗作三首。因为在中国,不光唐朝,历代之君,都有爱写诗的雅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很p。黄巢的诗,属于后者。《全唐诗》,书名有个“全”字,自然要收黄巢的诗,不过占总量的万分之几,说得过去。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编的,收诗六百三十首的《唐诗选》,对他破格相待,与王勃、宋之问、王之焕、贺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选两首的规格,很显然,编委们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于阶级感情之抬举了。在中国诗史上,从来没有黄巢的份,直到解放后,才获得革命诗人这顶桂冠。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性了,喜欢倾斜,一倾斜,臭狗屎也能变成香饽饽,何况黄巢的诗,总还算得上合辙押韵,四平八稳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更像打卦问卜的弧剩扔性ぱ缘纳衩馗校灿胁坏谛悴诺奶谔谏9唬α苏馐资内哐裕谝淮谓ぐ玻拐媸鞘裁椿u肌吧薄保栈t病吧薄惫獾亩臁?br /
  我估计这首《菊花》诗,应该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进中原,直奔洛阳,西岳在望,临潼不远,都城长安已成为他囊中之物时写出来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是一个应考的举子;如今,第二次进长安,就是等着当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号“冲天大将军”,以及这首诗中“冲天”词语,现在他可以踌躇满志地说,那个不让他科举及第的唐朝之天,马上就被他冲破了。
  唐末食人考(5)
  黄巢能有这一天,第一,他得感谢唐王朝进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众基础;第二,他得感谢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涣散,失控,无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间。黄巢揭竿以后,先投奔王仙芝,王兵败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就这样,渐渐壮大起来,成了气候。
  黄巢的人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称之为“流寇”,这个“流”字,倒颇为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各个节度使的夹缝中,从中原“流”到岭南,又从广州“流”到洛阳的征战过程。
  公元879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管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公元880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詗知诸道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
  同一年:“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璩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s,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s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r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
  。。
  唐末食人考(6)
  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
  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r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p话。
  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唐末食人考(7)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
  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
  891年:“[孙懦]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
  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r,斤值钱百,犬r值五百。”
  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
  重新翻阅一过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唐末食人考(8)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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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后主之死(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能背得出的。尤其心绪不佳,一脑门官司的时候,尤其倒霉的事情,总缠在p股后边的时候,读这两句诗,能起到一点舒缓的作用。因为你发现,世界上有麻烦的人,非你一个。
  记得当右派的晦暗岁月里,有时候,人之不被当人对待,挺憋闷,闷到无以复加,就常常于无人处,将李后主这两句,啸出来。山,很高,很陡,声音撞回来,也颇壮观,顿觉痛快。虽然此举很阿q,但消解一下心头那股鸟气,也能得到片刻的轻松。这也是中国许多帝王中尚能记住李后主的原因,就由于他的诗,其他凶的、坏的、王八蛋的,应该千刀万剐的,死了也就死了,谁记得住他们。
  李煜要是始终只做诗人,不做皇帝,或许最后的结局,不至于那么悲惨;那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不上中国第一,举世无双,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数量,能与本土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西方的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编辑的《全唐五代词》,只存其词40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作为皇帝,他输得很惨,作为文人,他死得很惨,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
  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其歹毒,其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使,谁都能干,“黥髡盗贩,衮冕峨巍”,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
  可惜,他死时才四十二岁,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后”一代作家。
  在中国,皇帝写诗者,颇多,不过都是当上皇帝以后,附庸风雅,才做诗。李煜不然,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先后的颠倒,差别却是很大,先做皇帝,尔后做诗人,属客串性质,不过游戏而已;先做诗人,接着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游戏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游戏,当专业诗人,做业余皇帝,最后只有亡国灭命一途。
  他全部的错,就错在这里。
  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写诗,皇帝,是当不得的。凡诗人,其感情特点有三,一,沸点低,容易冲动;二,脆度低,容易沮丧;三,耐力低,容易泄气,把国家交到他手里,非砸锅不可。曹c就非常明智,他的诗写得绝棒,在皇帝诗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皇帝,孙权蛊惑他,老兄干吧,他说,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所以,他虽然比皇帝还皇帝,硬是不上轿。李煜受命之初,也晓得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可他实在无可推托,同时,我估计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托,怎么说,皇帝也是个美差,于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宋?蔡涤《西清诗话》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
  赵匡胤的事后诸葛,看似有理,其实,这位大兵,还是不甚懂诗,不甚懂得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头到脚,从皮到骨,甚至到骨头缝,到骨髓,都是诗人气质。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所说的那个“真”,他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所以,即使按艺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国,不做诗,不做诗人,可他只要血y中诗人的“真”去不掉,就当不好南唐国主。
  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篡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饮,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李后主之死(2)
  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y逸,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
  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
  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j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下面几段,以作佐证: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
  “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因牵连,“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
  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娇,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摹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立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r,顷刻都尽。
  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
  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
  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
  饱暖思y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性虐待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出格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
  李后主之死(3)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尔“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中国人习惯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p,臣民就是五雷轰顶,诚惶诚恐。要是这位情圣兼诗人,不当这个国主,没有这份最高权力,会弄成举国皆小脚娘子,蔚然可观的盛况来吗?所谓群众运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如果李煜仅仅是一位诗人,有这种变态心理,顶多骗骗几个没头脑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发出史无前例的缠足号召,马p精跟着起哄,御用文人跟着鼓吹,可怜的老百姓敢不雷厉风行么?
  所以,权力这东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恶,释放出来。释小恶,则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释中恶,则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释大恶,则恬不知耻,倒行逆施。这公式就是:“权力+诱惑=邪恶”。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也就产生越大的邪恶。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萌发到了极点,最后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转移扩散,不可救药。
  李煜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时,顶多是优哉游哉的公子哥儿,石头城中的第一情种;可一当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皇帝,权力使他往昏君方向发展。提倡缠足,就是他的恶的一次释放。
  老实讲,手中握有权力,是了不起的,神气活现,吆五喝六,前呼后拥,p股冒烟;对有些人来讲,是祸,是福,还得两说着呢?这些年,冷眼旁观周遭的文人,当官当得###不离十者,固然有,而当官当得声名狼藉,顶风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永无厌足,在权力催化下引发的人性畸变,哪里还有什么文人品味,一张r脸上活生生写着名利二字,令人惨不忍睹。
  继而一想,这班人写不出东西,不捞名谋利,又能干什么呢?
  王国维所说的“真”诗人,那是有“真”本事的。治国为其短,写诗为其长,打仗是其短,作画是其长。《珍席放谈》一书说:“江南李后主善词章,能书画,尽皆臻妙绝。”作者高晦叟,为宋代人,距李后主不远,有这个评价,足见诗人风流绝世,才华绝代,并非溢美之词。
  公元962年(宋建隆二年),李煜继位之时,给赵匡胤打了个报告,他对他自己不适宜当皇帝,更适宜当诗人,很清楚地表明了内心的苦衷。“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宋史》)本来,李煜毫无继位的可能,其父皇李璟之后,说好了的接班人,有两个“兄终弟及”的叔叔,还有一个立为太子的哥哥,怎么也轮不着他,注定要当一辈子闲云野鹤,所以,他思想上没有一点点储位的准备,也不存有丝毫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一天到晚,美女,醇酒,吟诗,作画……享受生活,徜徉在诗歌和美学的王国里。
  他排行老五,那龙椅根本轮不着他坐,他就成了金陵城内的王孙公子,风流情圣,桂冠诗人,快活神仙。但是,上帝爱给人开个玩笑什么的,很快,将其接位途程上的障碍物,一一请到了天国。阁下,你就等待着加冕吧!一个写长短句的闲散之人,偏要他去日理万机,“一种心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只好硬着头皮,在金陵登上帝位。
  他喜欢南京,不愿意到他父王的都城南昌去。宁可在南京向赵匡胤称臣十五年,也不到南昌去当更独立一点的皇帝,这就是诗人的抉择,也许石头城钟灵毓秀,能给他更多诗的灵感。
  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去过一次。那时,张弦还健在,作为热情的东道主,定要陪着逛逛六朝故都,都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朋友,也就无须礼让的了。出发前,他说,客随主便,我不让你们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的那些名胜风景,何况你们也都去过,我想领你们看大家几乎不到的一个地方,如何?
  我们说,反正也已经上了车,只好悉听君便了。
  李后主之死(4)
  车子出城,往栖霞山方向驶去。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柳枝摇曳,菜花吐黄,身后为巍巍钟山,眼前乃滚滚长江,真是好一派江南风光。我每到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总能感受到一种生发出思古幽情的“场”,令我怦然心动。只要站在江水拍岸的土地上,只要稍稍掀起古老历史文化的一角,就会涌出“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的悲怅感。
  忽然,张弦招呼停车,说到了到了。
  在一片秧田中间,我们看到了一尊石马,孤零零地兀立在那里。
  这是一尊南唐的石刻,张弦要我们注意,这匹马的秀美姿态,妩媚神情,以及清俊宛约的丰采,和行云流水般的动感,他若不说出来,也就一眼掠过,经他一煽情,果然有与常见的石翁仲截然不同。这尊骏马,通体洋溢出浪漫而又多情的南人气韵。
  有人问,确实是李后主那时代的石刻吗?张弦说,这是经过文物专家鉴定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有茕茕独立,形单影只的一匹,也许是一篇只写了开头,而没有写到结束的文章。
  清人沈德符在其《敝帚斋余谈》中,为李煜抱不平:“南唐李昪,固吴王恪之后也,据有江淮,垂四十年,史家何以不以正统与之?”正统不正统,由史家推敲去,姑置勿论。营造帝王家的山陵,其工程之浩伟;往往要穷毕生之力。但即位后只坐了十五年江山的李煜,活着都难,遑顾死者?也就只能是这种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结局。
  事隔多年,旧事重提,难免有时光无情之叹,张弦早已作古,同行者也都垂垂老矣,但嫩绿秧苗中的那匹石马,也许就是《玉楼春》中:“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的那一匹吧?却会永远兀立在那里。
  远游归来,夜色朦胧,挂在女墙之上那一弯浅月,犹历历在目,真是“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也许,往事总是不堪回首的,回忆那匹孤独的马,回忆那位被牵机药毒死的不幸诗人,总是禁不住对于这块土地上文人命运的思索。
  从历史版图来看,充满浪漫色彩的南人。与信奉现实精神的北人交手,从来没占过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