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古乡是湘南地区最闭塞的地区，向南与陈州接壤，向西与雍州相邻，向东是江西地界，向北是县城春山。东西南北任何一条路，都是泥沙路，石板桥，最远的县城相隔一百五十多里，而且全是山路。农古乡是春山县最后没通电的乡，据电力部门测算，单是架设电杆一项，基本就可耗空农古乡三年的全部收入。
  乡政府坐落在一条极目辽阔的陇上，由几栋五十年代的建筑组成，红砖红瓦，树影疏离。正对着陇中的一条小溪筑起一块高台，约三五亩地，靠山的一边建着一栋三层红砖楼，长约百米，气势有着山里很少看到的恢弘，是主楼，乡政府的行政中心即在此。左边是礼堂，能坐千人，门头上和两边还刻着伟大导师的训导。礼堂年久失修，已显破败，有杂草在红瓦的空隙里生长了出来。右边是乡政府的食堂，食堂楼上是乡财政所，食堂后边有一口约摸三十米的深井，每日都能看到老王提着水桶在井里哼哼呲呲的打水。
  高台上种着树，都有几十年的树龄，树影婆娑，遮天蔽地。树下边种着一些简单的月季，用红砖围起来一个个小小的花坛。
  我的宿舍在主楼的后边，一栋两层小楼，楼板是木的，走起来吱吱呀呀作响。
  乡政府左边半里地，是乡中学，右边半里地，是村小学。
  小溪上一座石桥，桥头有家供销社，买些廉价的香烟火柴和肥皂，最大的买卖就是煤油和蜡烛，兼营一些布匹，以白布和红布两色为主。供销社还有一个营生，就是化肥和尿素的经营。卖东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满脸的皱褶，却喜欢穿着大红大绿，走路喜欢扭着水桶一样的腰，说话喜欢用一些普通话的尾巴，这些让乡民们很不耻。
  有人告诉我说，老妇人的老公原来是供销社的一个主任，供销社里原来还有一个面相姣好的女销货员，老妇人的老公在某个夜里摸到了女售货员的床上，老妇人大怒，拿着菜刀追了半条陇，结果把老公和女售货员追得无影无踪，从此就失去了消息。
  供销社旁边有间小屋，是乡邮政所，一个老得快走不动路的老邮政员，每三天收发一次县城发来的报刊杂志和信件。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农古乡的全部，简单、简朴，却有着政府的威严。
  我的宿舍下边有一条小路，蜿蜒着伸向山里。打开窗户，我就能看到沉寂的大山和小路上蜿蜒的人。
  山里没电，睡得早。这个习惯让我习惯了很久。
  睡得早，起得就早。每日天刚泛白，我窗户下的小路上就开始有着咭咭哝哝的声音。我的乡民们或牵着牛，或荷着锄，轻声说着天气，慢条斯理地去做一天的营生。
  也有乡中学走读的学生，带着一罐饭，早起去上学。
  最后来的就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他们打闹着从我的窗户底下走过，有顽皮的小子还会冲着我的窗户撒泡尿。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依在窗户边，微笑着看他们如同鸟儿一样的欢畅。
  小路上人静了，我就会洗脸漱口，有时候我会打开煤油炉，煮一碗面条做早餐，更多的时候我是空着肚子去办公室，等着中午食堂老王开饭的钟声。
  日子就这样安静地过，我的社教工作几乎没有展开。柳汉书记曾经给我说，社教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再搞，好像有回到历史的感觉。
  早晨，农古！
  关于社教，同我来春山县的一共有四个人，三个在城关镇，只有我，来到遥远的农古乡。我一来以后，上头就好像忘记了我，再也没有一个人来给我工作指示，我也没接到任何文件。在城关镇的三个我见过一次，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两个小伙子一个姑娘，据说他们来自市委机关，身上有着大机关人的优越与自豪。我与他们比起来，从心里就会滋生一种强烈的自卑。
  首先我是小机关出来的，我出来之前连身份都没改变过。我所谓的身份，是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人员，唯一的能让我来农古，就是领导答应只要我来，我的另一个身份就可以解决，即我马上就成为正式在编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是仰人鼻息的二等公民。
  所以我来了！
  城关镇的三个社教干部打电话让我去聚会，我兴致勃勃地去了。
  他们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我，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席间他们大谈人生理想和抱负，他们都是年轻的党员，有一个在学校里就成了党员。他们的资历都比我好，毕业后就直接进了市委机关，我是毕业后两年才进的小局，而且还不是干部。尽管按照政策，大学生都有干部身份，可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干部的待遇。
  我只好微笑，看他们指点江山。
  三个同仁，一个毕业于北京人大，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他叫郭伟。一个毕业于我毕业的那个城市。我们的学校比邻而居，叫廖文友。只有那个女干部，毕业于我生长城市的师范学院。但是她的背景最雄厚，据说她的父亲是我们市组织部的副部长黄奇善，是下一届部长的热门人选。她叫黄微微。
  饭后我们都留了电话，他们三个在饭后都要离开，说是工作紧张，现在都是居村的干部，要下到村里农民家里去。对于我的工作，他们都艳慕不得了，说我一张报纸一杯茶，两腿一翘乐无涯。都说有空一定去拜访我。其中廖文友好奇地打听我的父亲是谁。
  我笑着告诉他，我的父亲是个南下的干部，只是很小，小到可以忽略。
  我没有骗他。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南下的干部。只是他在后来的岁月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因此他一生就只能呆在一个小小的企业里，做了一辈子的党务委员。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我，临分别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嘱咐我说，大家都是同一路人，能提携的一定要互相关照。
  我连笑的意思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