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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边县官员对记者解释说：这次违法进京抓人行为并强行拘禁“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如果这位定边县的官员没有撒谎，那么，陕西省、榆林市官方就和定边县官方一样，涉嫌共同违法。
  如果定边县官方乃至陕西省、榆林市官方的这次违法进京抓人并强行拘禁的行为没有得到制止并且最后没有承担违法的责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霍小丽。
  定边县官员转述县长杨志先的话，把霍小丽进京上访定义为“无理由上访”，真是颠倒黑白。如果一个人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到自己国家的首都找自己国家的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却被地方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莫名被抓起来关进黑监狱并遭受凌辱，这种悲惨的遭遇还被定义为“无理由”，那么我真想问这位定边县长杨志先，如果你被更高一级的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拘禁并凌辱，逃出黑监狱之后，你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吗？如果你主张自己的权利，别人却说你“无理由”主张权利，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以为自己是个县长，就不会受到非法侵犯，那么你真的错了。别说你这个芝麻小官，如果宪法和法律被肆意践踏，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安全。
  四十五年前，中国的国家主席举起一本宪法，试图用以抵抗侵犯他的非法暴力行为，却最终归于失败，命丧黄泉。四十五年前的国家主席和今天的霍小丽所需要的，都是要切实保障国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拿手中的公权力公然对抗国家宪法，这个国家还有宪法的地位吗？国家宪法可以被肆意践踏，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附：
  陕西女子进京指证黑监狱　已被家乡警方抓走
  2011年08月20日　04：02
  来源：新京报
  去年9月，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到北京上访被榆林市驻京办关进“黑监狱”并遭凌辱；今年8月她到现场指证“黑监狱”。
  本报讯（记者涂重航）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遭“黑监狱”凌辱后，坚持讨要说法，为此，她已多次被警方拘留。16日，定边警方再次将霍小丽强行从北京带走，截至发稿，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72小时。
  “5名警察拳打脚踢”
  17日，霍小丽女儿杨帆说，她从16日开始，与母亲失去联系，随后她打听到，目前母亲被警方带回定边。17日，杨帆在定边县看守所看到母亲，当时霍小丽手臂上有乌青伤，头发、衣衫凌乱。
  此前，霍小丽来京向朝阳区公安分局询问她去年举报的“非法拘禁”案。8月5日，朝阳公安分局答复她说，办案人员不在，让其先回去等待消息。此后，霍小丽一直在北京招待所和榆林市驻京办居住。
  18日晚，霍小丽在定边县人民医院偷偷向记者打来电话称，16日，定边县公安局民警卯学军找到自己说有领导和她座谈。霍小丽称，她刚从榆林驻京办下楼，就上来5名警察将她控制。霍小丽说，她当时奋力挣扎，头向墙上车上撞，但5名警察将其头发抓住，拳打脚踢，强行将她按进车，直接从北京开到陕西定边县看守所。
  “无理由上访不支持”
  霍小丽称，她被押回定边后，因头疼，身体不适，定边公安局将其送往定边人民医院，并派警察24小时看管。从16日截至记者发稿，霍小丽已被控制超过72小时，当地公安部门没有任何说法。
  昨日，记者致电定边县县长杨志先，他说，将妥善解决此事。随后即不再接听电话。定边县公安局长苏志强则称，押送霍小丽的是由副县级调研员钟玉铮负责，他不清楚。钟玉铮昨日以家事繁忙为由，不予回应此事。
  昨日下午，定边县一信访官员自称接到县长指示，给记者打电话称，霍小丽属“无理由上访”，定边县不予支持。此次派公安将霍小丽从北京接回定边县的行为，“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针对霍小丽称公安人员有殴打行为的指控，该信访官员称，警方只是进行劝服。
  ■　回放
  进京上访被关“黑监狱”
  去年9月7日，霍小丽替姐姐来京反映当地拆迁问题。在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外，霍小丽与其他4名上访男子被榆林市驻京办送到朝阳区十八里店横街子村的“黑监狱”。今年8月5日，榆林市驻京办负责信访的乔永军承认此事。
  去年9月24日，霍小丽与王梅、贺志荣一同到朝阳区小武基派出所举报“黑监狱”“非法拘禁”，派出所接警后捣毁这所“黑监狱”。举报“黑监狱”成功的霍小丽并未讨回说法，反而被榆林市驻京办押回定边。去年10月1日，定边县公安局以其“非法上访”实施行政拘留十日。
  今年3月，霍小丽准备来京反映公安机关办案不力，在路上她就遭到定边县公安人员拦截，并在她身上搜走“起诉定边县公安局和榆林市驻京办的材料”。随即，定边县公安局以霍小丽涉嫌“诬告”罪，将其刑拘31天。“诬告”案至今未有说法，霍小丽被其在派出所工作的女婿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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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2011年08月21日　13：29
  来源：财新《新世纪》 　作者：刘瑜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无知可以带来利益或者安全；无知可以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领导”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认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四成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打开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同理，美国右翼又有几个愿意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3。75美元。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r，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大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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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鸣：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2011年09月19日07：39　南方都市报　我要参与（0）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传统的中国人，每个人家都供一个灶王爷，说是一家之主。但查查神仙谱，这个灶王爷其实是玉帝派到各家各户做监察的，看看下界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因此，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一次，跟玉帝做汇报。虽然说，每个灶王爷像前都有一副对子：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人们还是担心这位王爷上去之后，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因此，每逢腊月二十三前后，都会给灶王爷供一种糖，很黏的饴糖，让他吃个满嘴，上天去，咿哩唔噜什么也说不清，时辰一到，就回来了。
  其实，作为平头百姓，哪有神仙有这个耐烦挨家挨户地监管？这样的说法，无非是老百姓对官家的一种模仿或者戏谑。古代的官家体制，各级政府官员，都有监察官监视。有中央一贯到底的，也有各级层层监管的。《三国演义》上张飞一怒之下鞭打的那个督邮，就是郡里专门负责监察县级官员的监察官。每次下来巡视，县里都要毕恭毕敬地接待，稍有不周，自家的乌纱帽就悬了。给了督邮一顿鞭子，刘玄德的县尉就只好挂冠了。这样的故事，还是小说，但后来的陶渊明，在做桃源令的时候，就真的因为不乐意低三下四接待督邮，只好事先挂冠而去，回家种地了。
  在实际的官场生活中，刘备和陶潜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凡是来巡视的官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基本上都能受到热情接待，连吃带拿是必须的。是封口，也是填嘴。如果人家是专门针对某一项控告来的，那需要孝敬的银子一定少不了。这样才能回去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下界保平安。唐代和明代，皇帝喜欢派宦官下去做监督，监这个，督那个。凡是被派了监督的地方，事先就准备好一份大大的好处，让监督者分肥。所以，凡是上面派下来监督巡视的，就一定可以得到分肥的好处。从来如此，没有例外。
  这几天湖北省巡视组在秭归县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巡视组是否20天花了80万，是否只是花了11万，还有待最后调查。但网民们心知肚明，政府管接待的人，恐怕也心知肚明。至于说这80万里有没有秭归县的人浑水摸鱼，估计也差不多。接待费用，从来都是这样一笔糊涂账。只是湖北的官人可能会喊冤，到处都这样，怎么单盯住我们不放？就像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说的那样，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盯我一个？其实，只要权力的来源在上面，奖惩的权力也在上面，什么时候，上面来的巡视和检查，监督，或者评比什么的，下面只能好好接待，好好伺候，同时这厢有礼。官员需要监督，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即使在每个巡视的人后面再派一个人，最后也一样会被收买。大不了分肥的名单上再添一人便是。
  （责任编辑：张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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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9…21　01：35：01　浏览　151875　次　｜　评论　240　条
  “特供”造就地沟油
  2011…9…20　ft
  食品安全频频触及底线，是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监管制度形同虚设的强烈信号。
  中国可能五分之一的食用油用地沟油充数。有推算称，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这个推算的数字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据了解，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我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
  地沟油经历十年屡屡占据新闻头条的历史，现状仍未改变。反省的原因不出所料，食用油标准失当，各部门边界不清，卫生、质量监督、工商管理、环保、市政、城管、公安等诸多部门相互推诿，都成为地沟油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在反省中被遗忘。
  包括地沟油在内的食品安全，到人人恐慌的程度，与市场的权贵属性官不可分。
  监管部门不作为，使民众失去区分安全食品与不安全食品的信心，只能把所有的食品都打上安全问号。
  这时，市场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在民众督责下，使监管部门厘清责任边界，重新设定标准，严格执法，换取民众对食品安全与政府监管部门的信心。有关方面在做，公安部门对地沟油的打击就是案例，但相比泛滥的“化学食品”，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的作为少得令人绝望。二是恢复权贵特供经济，与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
  权贵特供经济，是将官员食品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运用权力使官员成为低价绿色菜的受惠者。官员利用权力把自己排除在有毒食品的受害群体之外，从青菜、j蛋到牛奶，可能都存在特供体系。《洛杉矶时报》9月16日的报道说，在北京顺义的一座农场，1。8米高的铸铁栅栏环绕周围，农场的滑动铁门有保安把守，只对特定的一些轿车敞开，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场。据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座农场只向官员们提供产品，它种植的有机蔬菜并不向公众出售。特供菜的有限产出被供应给了政府官员、以及顶级运动员、驻华外交人员和其他精英阶层的餐厅。
  特供范围可能下移，每一级官员都会如法炮制，让自己成为有毒食品中的安全孤岛。9月16日，新华视点报道，浙江丽水遂昌县的绿色农产品基地保障了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内部供应，因而变成“特供”农场。报道指出，遂昌高坪乡高坪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厅以及上海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都是这里的定点用户。当地农业局进行了反驳，但网络上依然群情汹涌，这片深山里的绿色桃源，被贴上权贵的标签。
  腐败的特供机制，是封建时代“御用”思维的当下投s。在特供思维中，没有市场意识，缺乏现代管理理念，有的只是权贵权力在食品领域弥漫的一股腐烂之气。如果市场权贵难以制止，假以时日，中国将回归低价而质优的特供体系，御用菜、御用茶、御用陶瓷等层出不穷。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御用体系从未停止，特供陶瓷等均已曝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之后，却依然要靠特供体制保障食品的绿色与安全，是对市场经济的讽刺，说明缺乏对市场规则的驾驭能力，而只能保一己之安全。最终，这一方净土必然阻挠公平市场的进程，成为中国市场建设中的最大拦路虎。
  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相比权贵的特供经济少些腐败之气，多了暴富的骄矜之气。许多有钱人在市郊农场中租几分地，包几个菜农，关起门来“直供”绿色食品。
  绿色蔬菜农家乐，本可以成为前景光明的产业，却在泛滥有毒食品的衬托下，沦为暴发的盛宴。城市中人可以到农村种菜消除疲劳，可以将自种的绿色蔬菜发展成庞大的市场，但这一美妙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旦离开熟人社会的信任感，消费者对贴上绿色标签的食品照样不信任。
  大多数时候，在食品恐慌倒之下，绿色蔬菜的小规模种植，成为小农经济的复归。诚信的缺失，使人们认为其他行业的人都是投毒者，人们对改变体制感到悲观，宁愿回到自己动用、丰衣足食的小农经济时代，导致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直线上升。
  运动式的食品安全执法是常态管理手段，但运动执法无法建立起市场规则的根基。如同以往历次执
  法，没有人因为大范围的有毒食品泛滥被问责，有关部门官员施施然互相指责，群情激愤之时社会信任感再次后退。
  可怕的食品安全显示出社会道德无底线，诚信彻底缺失，公平市场规则的沦丧，最重要的是，统一的安全的内需市场无法建立，中国在外需动力减弱之后，不得不面对千疮百孔、权贵横行的内需经济。
  附录1
  相册报栏左邻右舍留言
  ＇青年中国说＇闾丘露薇：拿别人的标准来规划人生就会不开心　2011…10…22　16：47：23　归档在　活动　｜　浏览　23759　次　｜　评论条
  李亚：80年代，柏杨提到中国大学生没有理想，总是关注自己的未来，说大学生就应该在象牙塔里谈谈恋爱，您的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
  闾丘露薇：我的大学就是这么度过的。我从来没有那么沉重过，现在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我们做事情，而不想背着很沉重的责任，这样去做事情，反而可以做更多。刚才笑蜀老师所说的恐惧，但是我想除了恐惧，对我们来说，每天面对的还有欲望，这是可以有个人选择的，而且时时刻刻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比如说要大一点的房子，大一点的车子，我要更有名，为了这些欲望，会牺牲底线，这是生活中，要找到好的工作，要不要送礼给我的老师，要不要拉关系，这都是小事情，但会涉及到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李亚：刚才闾丘老师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自己的欲望和心态，刚才笑蜀老师也谈到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话题，因为我们总说社会太浮躁，前进的步伐太快。但说实话，要求我们青年人能够有这样的修行，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灵，像周国平讲的，在社会上寻求自己最合宜的位置，是不是挺难的，难免被自己的丈母娘也好，自己的同学也好，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没有办法建立自己心态的平衡，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如果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心态。
  笑蜀：我觉得的确难度很大。
  闾丘露薇：我有一个经验分享，我会自己跟自己比较，我从来不跟别人比较，我每一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跟自己做一个比较。举一个例子，我年底的时候出了两本书，我就觉得今年不错，应该很满足了，到了明年之后，有可能，我本来想做的事情，我做成了，我会觉得我有进步了，就会很高兴了。如果跟身边的人进行比较，拿别人的标准来规划你的人生，欲望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就会觉得很不开心，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经验，但我想告诉大家，任何一个人的种经验或是方法，都未必适合你。其实每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太完美，没有挫折过，这样人生会很没有意思，经历过笑蜀老师所说的无序或是无组织，它会是你人生的一个阶段，如果让它持续十年、二十年，那就无药可救了，人生回过头来看，看到自己有改变，就不怕在这样享受的过程中，慢慢去修正自己。
  青年中国说＇笑蜀：从自己身上寻求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　2011…10…22　16：37：07　归档在　活动　｜　浏览　60611　次　｜　评论条
  人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怎样才完整
  李亚：笑蜀的职责重批判的精神，而闾丘是记者出身，她的立场更多的是客观、冷静。我接下来会先向两位老师提问题，再把提问题的权力交给同学们。首先请教闾丘几个问题。笑蜀一开始提到这个时代有非常大的特征，就是青年人的无助感和无力感，这一句话在过去一两年中听到很多感慨。当年我们毕业时，感觉中国是野蛮的时代，所以身份并不决定一切，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青年人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感慨，特别是毕业几年的青年人，在《老男孩》的歌里面听到心声，所以想问一下闾丘老师，青年人的无助感和无力感是否来源于权力的张狂？
  闾丘露薇：其实无助感是全球很普遍的状态，看看西班牙，看看欧洲，看看美国，也可以看看香港。在十几年前就流行一种说法，比我们年长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当年是从公屋里面奋斗起来的，他们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从国外留学之后回到香港，会从一个阶层改变到另外一个阶层，有一点过程要接受这个状态。就是我跟你，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我们有现在，是因为那个时代是快速变化的时代，可以让我们掌握很多机会，经济快速发展，职业生涯等等。
  经济发展到一定状态，社会发展到一定状态，会慢慢停下来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比较焦虑，是从小的教育，或是社会给在座很多年轻人不可能实现的许诺，就像你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大家要随时去接受它。当然，如果里面有不公平的东西，你要去改变，这点我们可以看看香港。在2005年、2006年，中环天星码头运动时，这些年轻人的运动没有什么人关注，从主流媒体到社会各界都没有什么人关注，但现在反高铁、反房价高企，年轻人呼吁的声音那么热烈，迫使有话语权的人去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哪里出错了，这是相对理想的状态，就像笑蜀老师所说的，在这里产生一个互动和回应，要比较难，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不过要用更大的耐心，不断地努力，不要以为一次两次努力马上就看到改变。
  但要意识到，如果你不说，这个改变是不会来的，你不做，这个改变也不会来，但如果你做，可能不来，也可能会来。比如说，现在占领华尔街，我觉得蛮高兴的，确实是过去这几年，价值观有一点扭曲了，某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这种改变要求改变的心声，同样也是从年轻人这里发出的。我们再回顾60年代的美国，也是有这样的呼声，我觉得从中东再到欧洲，现在到美国，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对这种改变的呼吁，未必是意识形态上，但是至少有一种价值观的东西，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这个社会，什么才是成功的标准，什么样才是一个公平，他们有自己年轻人的观点和标准，这一点，我觉得同样发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乐观，虽然笑蜀老师看到大家焦虑的一面，我反而会看到年轻人身上有我们这个年纪不具备的，忽略的对人性、个体、权利的尊重，因为时代是随着大家的教育、资讯，大家文明的标准向上提升，每一个个体标准的提升，对于这个社会、权利、政府肯定会新的要求，会不断地出现，这种不断出现的要求就是社会的构成，就像笑蜀老师所说的，他会迫使做出一些回应，我从来没有焦虑过，就像笑蜀老师所讲的，我们总是去想未来有什么样的结果，才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功利的。你自己要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你觉得是对的，就会很轻松、自然地去做的，不要想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想几十年，我等不到，会很痛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你的生活总是要过的，总是要让我的生活，自己这个人变得完整，让生活过得很好，而生活怎么样才是好，人怎么样才是完整的，这是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的事情。
  以牺牲人心道德秩序为代价的发展是可怕的
  李亚：闾丘讲到现在的青年对现实的不满，不光是五千年的古国存在的，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有60年代抗争的重演，从欧洲到美洲，相关的问题。下面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笑蜀老师，我和闾丘曾经在美国求学或是工作，我们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由心里面也会充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d察和不满，我们同时也认为看看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存在的不同问题。我们发现经济的发展，似乎中国是最给人信心的地方，一个指标就是资本的流向，资金的流向，因为市场是公平的，如果经济的发展或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是我们朝向一个文明迈进的必须经历的阶段，现在所经历的一些代价，包括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些是不是可以在未来自动地修复，社会是不是有更多的包容，让这样艰难的转轨，能够在一个减少愤怒，更充满理想的条件下去进行？
  笑蜀：这事实上跟怎么对待自然环境是一样的，社会上某些观点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必然的代价，经济发展要伴随着一些东西，但没有关系，将来经济发展好了，回过头这些都可以改变的。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自然生态被破坏了，一些破坏是永久性的，永远都不能修复，所以我觉得，社会生态的破坏和自然生态的破坏很多地方逻辑上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并不认为可以用经济发展来代表的。92年之后，中国有了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认为市场经济的发生，市场秩序本身，我们引进对外开放，引进国际体制，可以导致规范的体系出来，但现在来看这个梦想已经破裂了。从92年到现在，我认为是市场经济走了一个抛物线的过程，一个从低点到高点，再从高点到低点，从高点到低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面国进民退的过程，我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秩序，不至于会带来社会自然生态的破坏，而经济的发展是跟人心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可以带动社会或是人心的发展，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发展，如果一种经济的发展必然以牺牲人心、道德、社会秩序为代价，那么我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负面、可怕的。
  闾丘露薇：我想补充一点，道德这个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如果大家都在谈论道德缺失，这就证明我们在警醒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人谈论，越来越人不满和愤怒，是因为会唤起越来越多人的崛起，我希望对不好的事情，如果没人管，由着它去，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多，以前不好的事情，好像农民工等等，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现在中产阶级觉得生活不安全，为什么我的权利天天受到影响，我的孩子找一个幼儿园也找不到，到幼儿园，不知道孩子安不安全，教什么东西，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好的事情与我有关系。但是我从乐观的角度，觉得这是好的，会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不好，我再不做点什么，再不说点什么，这个不好会让我在这个地方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讨论道德，讨论这些问题，我倒不是那么悲观。
  李亚：我们看到了希望　　围观可以改变现实
  李亚：在现场感受到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笑蜀老师的观点，还有比较平和心态的闾丘的观点，这是挺难得的，这是社会需要的包容不同的观点。我以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这个大学在80年代末期是中国自由化的大本营，当时有一位副校长不能在学校里讲话，但是有一位老师给青年学生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我觉得记得非常深刻，送给青年学习三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刚才笑蜀老师说社会的成长，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力感，也让我们看到希望，并且围观可以改变现实。请两位给青年学生简单总结一下，如果送给青年学生几句话，几句忠告和建议，是什么样的。
  闾丘露薇：我突然觉得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骗自己的，把座右铭放在自己的旁边，那么自己的人生一切都是好无障碍了，现在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了，总有一些习惯，会影响你的一生，比如思考、独立思考的内勤，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受教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笑蜀：三句话，前面两句话已经讲到，第一句话〃这是我的祖国〃，第二句话〃反求诸己〃，第三句话，〃从自己身上寻求明亮和温暖，用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
  中山大学学生：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有南方周报的记者因为采访一个违规的停车场而被当地的街道办管理人员殴打了，而街道办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样是不是说明公众的舆论权力在逐渐丧失吗？
  闾丘露薇：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又得出结论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果，如果你只是关心这一点的话，我想可能公权力也好，或是民众发生冲突，这都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很多人说战地记者很危险，但全球的统计，死去的记者最大量是政治暗杀，是报道所在的国家政治上的党派斗争，因为有民主选举，所以媒体的报道，挖对方的黑幕，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那么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最理想的状态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如果是我的话，很简单，就报警，如果警察不介入或是记录出警的时间，都可以后续报道的，这都是可以舆论监督的。不过这一位同学提问的问题，那么从中国的法理上，斗殴要负法律责任的，法律的角度让公众有关注，让他有一个比较可能正面推进的效果，因为你的还手，也有可能丧失了。
  中山大学学生：据有关媒体报道，说卡扎菲被捕，那么我们作为公众，我们自己如何参与到这些报道当中？
  闾丘露薇：　闾丘露薇：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讨论关于利比亚，我根本不关心卡扎菲死了或是被抓了，就像我们在讨论伊拉克的时候，萨达姆到最后，没有多少人关心他的下落，我们更关心利比亚新的国家建立时，《宪法》是怎么样的，选举程序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民众参与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对国际形势有关心，从过渡政府到的黎巴嫩，卡扎菲就不是一个话题，不需要我们关心了。
  华南理工学生：虽然我不是学新闻专业的，我个人有一个困惑，你自己一个记者或是一个媒体人，尤其是战地记者，是一个有冒险和理想主义的职业，你怎么样梳理激情和生活中的关系，让你的事业成为生活中中一部分，让这两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闾丘露薇：很难回答，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生大目标，我今年可能会想想后年会做什么事情，战地记者是充满风险的，在广州采访都可能被人打的，因为记者这一行是危险的，但是不单单是看到战地，本身各种场合的风险都会产生，而且更多的风险是来自于内心的恐惧，因为你的一篇报道，你就失去了一份工作，笑蜀最有经历了，他有切身体会，这就是媒体在中国的现状，因为这样的现状，但我觉得媒体工作我非常愿意坚持下去。我比较幸运的，媒体是我从小的理想，而且我各种长处都比较适合它，所以这一点是我比较幸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能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广州大学学生：我不是中大的学生，我是广大的，我一直很努力朝着我的人生目标在前进，在大学四年期间，我参加了灯塔计划，灯塔计划是一个义教组织，在我去之前，我以为我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我去到以后，再回来之前，其实在短短一个月之间，我并不能做到什么事情，那里的孩子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很肯定地是我可以回来，但现在两年了，我发现我没有时间，我一直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我觉得我之前做的事情是不了了之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的理想是那么蓬勃，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在面对社会为了生计奔波时，已经发现我的梦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冲突，我今年大四，在找工作，很害怕回到现实中，我会慢慢忘记我自己的梦想。今天这一个标题“你可以改编世界”，是在提醒青年对社会的责任。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当我们的梦想和现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保持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
  笑蜀：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对自己责备太多，因为你心中还有一种牵挂在，如果有这种牵挂，遇到机会，你会尽心的，只是现在遇不到这个机会，但是以后一定会遇到。如果你毕业之后，面对的理想和现实不一致的时候，只有解决一个问题，让自己做得更职业，更忠于自己的职业伦理，如果你是记者，忠于记者伦理，如果是教师，忠于教师伦理。无论多艰难，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如果没有自己的梦想在，生活就没有指望，无论有多少的财富，无论有多大的成功，没有梦想，你的生活都是庸俗的生活，不管多艰难，不要忘记你的梦想，我想你没有放弃你的梦想，我想这就好。
  闾丘露薇：我补充一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的梦想，所以梦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轰动的词，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并不是代表我个人没有坚持，因为现实和梦想是两回事，你还很年轻。我想这件事会给你一个教训，做人不要让对方有一个承诺，在未来会实现，然后等着等着，这些小朋友、亲人来说，等着等着，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件事情你觉得亏欠的话，如果你有一些反省，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你的愿望，就可以真正做到，就可以轻易地承诺别人的，对别人诚实就是对自己诚实。我们的题目叫做“你可以改变世界”，你改变自己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对世界一个改变，一个好人、坏人、贪婪的人，就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
  中山大学学生：闾丘露薇老师刚刚提到小悦悦事件，我想问一下如何避免小悦悦事件的再次发生？有人提出去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北大的教授不赞同，说中国的诚信还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还有人提到彭宇案，另外我想问一下，去年亚运会众多高校志愿者加分的看法，还有今年大运会志愿者加分的看法。
  闾丘露薇：小悦悦的事件改变的方法就在于大家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断问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不要说别人，而是你怎么办，你想清楚，做了决定之后，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18个人减到9个人，再减到6个人。立法这个问题，因为法律某一种程度是鼓励这个社会善的机制上的建立，而现在在立法或执法的层面，需要好好去探究，立法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要看的现有法律是不是有执行？如果执行层面有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纠正，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在立法方面，没有鼓励遏制恶化的条文，社会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因为法律是关注到公众的生活，需要法律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