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只是防守，怕是过于被动。若是在防御中也有进攻，就是在总的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在战术上进行外线的战役或战斗
  其实，陈文强并没有这样精僻的军事见解，但他基于财政支撑的困难，提出了“自力更生、就地因粮、以战养战”。而要达到这些目的，革命军的战略战术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却正是暗合了上面的军事理论。
  当然，从军事造诣上，吴禄贞比陈文强高出太多，但他经历的是正统的军事教育，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换句话说，他对游击战是有所涉猎的，但却更喜欢打正规仗，或是打大仗、硬仗。随着革命军实力的迅速扩充，这种思维在不知不觉地占据主导。
  这倒也不能说陈文强就是对的，吴禄贞犯了错误，只能说两人的思想和侧重点有差异。陈文强对于打仗，有更多的功利性，这也是资金紧张所造成的。同时呢，他对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远没有那些革命者强烈。
  所以，在他潜意识里便不会奢望通过一两场大仗便取f，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不自觉地把时间放宽，把战线拉长。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吧陈文强并不能绝对地确定，所以总是觉得时机还不到，还要耐下心来隐忍发展，要使实力更加强悍，要使资金积累得更多。
  当陈文强重新启程，赶到广州的时候，革命军也接到了琼州总参谋部的命令。
  “以不少于两千的部队转进滇西、滇西南。与挺进支队会合，趁敌空虚光复大片地区，或迫敌分兵再择机歼灭。争取在雨季之前稳固据有以保山中心的数县之地，就地因粮，自力更生”
  “另以陆支队主力转进滇黔交界地区，在东面形成对昆明或曲靖的威胁。并伺机向黔省发展，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断之虞，迫敌分兵”
  “当面之清军若南攻，可倚险据坚节节防御，亦可扰袭不断削弱其实力，滇南光复区可守可弃，西南战区参谋部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总部支援不会断，但西南战区要坚决贯彻就地因粮，以战养战的原则。积极行动起来，军政两大工作要齐头并进，不可放松”
  战略战术转变了听完传达，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听明出了总部面临的困难，再三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粮，要以战养战。
  “与法人的交涉还没有最后结果。虽然最低的要求是达到的，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资流入。总部要支撑革命军越来越多的人马，还是力有未逮。”军政府政务总长张继知道得更为详细，说得也更明白，“从两三千人，到现在的一万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无论如何难以长久的。现在清军主力尽在北面。在昆明周边，滇西、滇西南极为空虚。而且，巡防队的战斗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调两千人马，再加上已经派出的三支挺进支队。三千多人枪足以纵横滇西南、滇西。敌人若分兵，那正合我们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们就稳固占领，收粮收税，自给自足。还要攻城掠地，利用缴获来扩充人马。”总参谋长葛智初得到张继的示意，便接着说道：“以一隅敌全国，便要有长远的打算，不可能通过一两场决战便打垮清廷。”
  “从起事到现在，军政府的名号是叫出去了，但却并没有什么政府的样子。”张继苦笑了一下，说道：“虽然是形势使然，可咱们也很不重视。从现在开始，从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据地开始，便要象政府那样去运作。不光要有作战部队，还要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备军。县要有县政府，乡要有乡委会，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权牢牢控制住，老百姓才会意识到这天是真变了，才不会把革命军作匆匆过客。葛参谋长，你公布总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点了点头，朗声念道：“滇西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龙济光，副司令秋竞侠、杨文恺；参谋长宗少华，副参谋长陶雄；辖三个野战团，一个军分区警卫营”
  “滇黔桂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陆荣廷，副司令”
  “西南军区本部，司令刘永福，副司令”
  更加细致的任命，意味着军队大幅扩充后的重新调整，西南战区在地域上被划成三块，但却不是独立作战。王支队留少部人马继续依托十万大山牵制骚扰清军，主力则调回本部，加强本部的力量。
  而两个军分区各领三四千人马，本部则有五六千之多，以尽量确保作为两个军分区联系的中间钮带，并能继续对法人形成压力。大量政务人员则随军分配，跟着作战部队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开展工作。
  总部命令下达得突然，部队展开行动也很迅速，猬集于滇南与清军对峙的革命军东分西分，只剩下了本部两千多人马。王支队主力正在奉命转回，很快便会使本部人马充实起来。而清军，却暂时对革命军的行动没有觉察。
  历史证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或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并为他们所拥护。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
  ，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骚乱便可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
  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显然，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声更多。
  对此，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到达广州，他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查看工程进度，召集董事会议。虽然他在外期间，电报联系也没有间断，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
  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对于最近的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大家的评价不高，甚至对官兵能够平息暴乱而感到高兴。
  仔细想想也很正常，粤路“全系商股”，这些大股东、董事全是大商人，他们或许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宣传激励而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抵制行动。但毕竟有身家，对社会动乱是恐惧的。而同盟会发动会党、绿林举行起义，商界可能对革命党人虽有一定同情，但无不惧怕会党、绿林，更不会同这些扰乱秩序的群体建立联络。
  现在，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为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经修筑完成。也就是说，全长二百多公里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几乎已经修完了三分之一还多。
  从整个粤汉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来看，广东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难度很大，而最困难的应该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关这四百多公里。穿山越岭，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头痛。
  “资金的筹集很令人欣慰呀”陈文强暂时还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后勘测、设计结果，而广州分公司的筹款数量确实令他松了一口气。
  广东商人、百姓踊跃附股，已经筹集到修路资金的半数，正拟开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简单，获利的希望源自于工程进度的不断刷新。广东商界对修筑粤路则既有爱国热情，也有筹集路款的实力与能力。
  之前广东铁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公司，如何聘请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管理层和股东关系，如何组织管理施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被陈文强给解决了，可以说，修筑铁路的困难已经所剩不多。至于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自然有专业人员去处理，股东只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这收益的希望，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大，越为越近了。
  “资金不是大问题，只要铁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广东商民必踊跃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黄景棠行事比较激进，但却是与广东的铁路事业大有关系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铁路便有投资，对于陈文强的乐观，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恐官府朝令夕改，时局动荡不安，股金顿成泡影啊”
  “黄兄有何高见”陈文强觉得黄景棠话里有话，方才从有关铁路的资料中挣出头绪，用心地审视、探悉。
  “是这样”
  黄景棠既是铁路公司董事，又是广州商会的坐办即办理商会内部事务的负责人。他起初很积极协助正副会长主持会务，但后来觉得总商会被一些思想守旧的大绅商把持，依附官府权势，忽视商界利益，从中谋私利。因此，他便想独树一帜，自己广泛联系一些具有学识、有新思想、办事公正的商人，重新组织成立一个粤商自治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