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自治会的同仁都将是积极代表商界参加政治斗争，比如帮助大小商人免受外国人或官吏的欺负，挽救商人的损失，及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听着黄景棠的介绍，陈文强模棱两可地点着头，并没有轻易发表意见。.黄景棠的想法不错，但成立粤商自治会无疑是向广州总商会发出挑战，保守派绅商岂能容忍
  而且，这个粤商自治会的章程中明确地表示了强烈的参与政治的要求，并规定该会有监督官吏之权而不必听命于官府，可谓是一反传统社会商人对官吏、官府毕恭毕敬的驯顺态度，官府又岂能坐视不理
  当然，如果粤商自治会的主张及行动能获得广大商民的热烈支持，能到抗议反对，我倒觉得象抵美运动那样，来场抵英运动的话，似乎更有声势。只凭英国人贩卖鸦片，就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不光是国人深受其害，连国际上，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再有去年朝廷颁布的禁烟上谕，不仅是名正言顺，还可能会得到官府的支持。”
  鸦片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得国人健康状况恶化、意志衰退，有的甚至严重丧失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白银外流，国贫民弱。对此，当时的中外日报刊文指出：鸦片之毒为中国亘古未有之奇祸；禁烟之举，亦为亘古未有之大事，中国之前途荣辱系于禁烟之举。
  随着各方禁烟意识的不断增强，光绪于一九零六年正式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上谕，开始清王朝二十世纪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禁烟运动。
  而鸦片在远东地区大量的倾销也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陈文强所说的国际同情，并不是随口乱说。
  黄景棠其实并没有这么大的设想，但他对鸦片之害是深恶痛绝的，何况抵制英货，或者说抵制所有洋货。对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实业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毕竟在工商业的竞争领域，民族资本还处于弱势地位。
  对于陈文强来说，禁绝鸦片是他所希望的，抵制洋货也是有利可图的，拉德抑英更是他一直禀持的战略。
  “我想”黄景棠还是比较谨慎。沉吟着说道：“抵英运动未必要大张旗鼓，商界同仁私下串联，先付诸实施，再慢慢扩大，也能达到实际的效果吧”
  “这也是万全之道。”陈文强笑着表示赞同，“在这方面，兄弟倒是有些经验，或许可指点一二。”
  “在上海，确实搞得不错。”黄景棠笑得畅快。拱手道：“那就有劳陈兄了。”
  “客气了。”陈文强还礼，与黄景棠又谈了一些细节问题，便告辞而走。
  影响、吸引、拉拢、聚集陈文强的实力越来越强，辐射的能量也越来越广。这未必是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势力，而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编织起来的能尽量按照他的意图发挥作用的大网络。
  陈文强在广州呆了一周的时间，按照他之前的电报通知，粤汉铁路湖南、湖北分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工厂企业都派来了经理或副经理。携带着资料前来汇报。而陈文强这个粤汉铁路巡警总办所保举、推荐的三个省的巡警坐办也赶来向他报告。
  这就是摊子铺得太大的弊端，陈文强不可能事必躬亲。更不可能每次都要亲自去检查工作。抓大放小，作为一个领导，陈文强已经掌握了一些诀窍。再加上他的特殊能力，只要人在眼前，想有所欺瞒是很困难的。
  从汇报上看，粤汉铁路要在五年内贯通是非常把握的。三年内就有很大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武长段武汉至长沙已经修筑过半，再有至多半年便能通车；长株线长沙至株州的勘测基本完成，设计确定后便要开工修筑。
  统筹施工、
  分段包干、轮班倒换、人海战术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陈文强又从德国采购了先进的开山、筑路等机械，速度还能大幅提升。虽然前期投资巨大。但早修完早收益，而且工程进度的不断提升，也为招资募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全面改造完毕后汉阳铁厂，不仅钢铁质量稳定可靠，产量也大幅提升，产铁突破十万吨大关，产钢达到五万吨，除了供应国内各大铁路所需的钢轨和零件，以及湖北枪炮厂的原料外，上海厂矿、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南洋诸岛也纷纷来汉订货。
  大冶铁厂的基础建设接近尾声，作为德国方投资的高炉已经运抵，预计两个月后便要投料试车，前景看好。
  对这两个钢铁厂，陈文强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不仅是炼钢炼铁，还应该大力培养技术人才，并向机器制造业发展。他已经与德国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向更深层的工业化进军。
  湖北枪炮厂的毛瑟步枪的生产制造已经平稳，日产百枝，子弹万余粒。如果实行昼夜两班倒，产量还可提升三分之二。陈文强指示枪枝生产照旧，子弹加班制造并囤积不售，剩余生产能力则投入到制造火炮及炮弹上。
  三省的铁路巡警分局设立完成，巡警也基本招募完毕，这或许是唯一不能产生效益的产业。嗯，说产业还不准确。但陈文强将其归入各铁路公司，作为各铁路公司可恃的武力，他能够只拿一半资金来供养。
  对此，各公司的董事、股东倒也没有太大的怨言，毕竟有铁路巡警在，他们就不太担心官府的刁难和压榨，不太害怕地方愚民对修筑铁路的阻挠和破坏。
  从整体上看，各项产业的运行还是让陈文强很满意的。这与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照顾支持分不开，陈文强的知人善任也很重要，而与清廷的新政倒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当时清廷的财政紧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实业论者如张骞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制定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所幸这种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商部的成立，也可谓是清廷经济政策转轨的重要标志。
  商部当时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而位居第二，这也显示了清廷对振兴工商、发展实业的重视和期待。商部的宗旨，以保护和开通工商实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公开扮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的先后颁布实施，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等等。但清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从而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而各地商会的成立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使商人越来越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还有武装商团可以凭恃。这在清国地方守卫空虚的情况下，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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