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将家里清扫干净后才将母亲的骨灰盒抱进堂屋，然后我将母亲放在堂屋正中间的台柜上，母亲没有遗像，她活在我心里。
  母亲埋在外婆的坟旁边，安葬那天舅舅来了，他将母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没有理睬舅舅，我觉得他的眼泪相当虚伪，既没有悲伤的真情，也没有真实的忏悔，我觉得舅舅不属于我们的亲人，他是一个政治木偶。
  他跟我们一同到了墓地，所有的人都跪在了坟头，我们这里的风俗是“死者为大”，无论是长辈平辈下辈都要向死者的坟三跪九叩，而我舅舅一个人例外，在黑压压跪倒的一大片人群中，我舅舅却站着，他只是对着我母亲的坟头三鞠躬。我将舅舅理解成一种物质。
  那天的风很大，天空的黑云像破棉絮一样在翻卷着，纸钱烧出的灰飘向空中在风中漫天飞舞。埋下母亲后，天就开始下雪了，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大雪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我母亲在地下非常的冷，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舅舅在母亲安葬那天，悄悄地塞给我父亲一千块钱。我要将钱送回去，父亲对我说：“你舅舅也有他的难处，一个乡下穷孩子当到了副县长，靠的就是小心做人，谨慎办事。你妈得的是绝症，我们对得起她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怀疑我母亲那天夜里死于自杀，她已经感觉到了我舅舅并没有真正帮忙，所以也没凑齐做手术的钱，她是在极度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的。这一点我后来在省城曾向一位名医详细询问过这件事，他说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么多年来，我认为母亲的自杀就是因为舅舅的见死不救，这种判断非常顽固地成为我的一种意志，所以我不会原谅我舅舅的，不管他当初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和伟大的理想，我只能从生命和亲情的本身来理解这件事，这使我在精神的幻灭中十几年如一日地持续失眠。
  那一年春节过后，父亲瞒着我去县城找过一次舅舅，他带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无礼向舅舅道歉，然后求舅舅给我调换一个能拿到工资的单位，父亲说家里因母亲看病和办丧事欠了上万的债务，农药厂一分钱也拿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皮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庭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干部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口无言。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眼已是十二年过去了。
  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舅舅，也不想再见到他。
  耿伟强是个预言家，我舅舅郑天良在副县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还到三省交界的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当了两年副县级的管委会主任，这足以说明他确实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连性命也被淘汰了，这让我很是糊涂，他怎么能和腐败挂上钩呢，受贿索贿的钱比胡长青还多一百多万，而且还有七八个情妇。
  我不相信。
  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合安县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为素材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混点钱买口饭吃。
  长途公共汽车汽车开进合安县城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
  县城变阔了，楼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阳光下，楼面墙壁上贴满了瓷砖和一些广告宣传画，宽敞的马路两边不切实际地栽种着美人蕉和郁金香等名贵花木，一些带有县城特色的j和狗还有拉着车进城的毛驴很轻松地在名贵花木中乱窜，这种感觉颇有点像一个跛子穿一件时装在t　型台上很自负地扭着p股走“一”字步。我舅舅的声音和形象已经从这座繁荣而夸张的县城里彻底消失了，农药厂也早已被人们遗忘，也许还有一些残留的农药味还保存在县志的某一页里供后人们凭吊，就像人们需要缅怀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来还我母亲看病借的债，老谢死于车祸，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回到了乡下已是下落不明，耿伟强的公司也转移到了市里，没见着几个熟人。此后，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都是坐车在县城下车后立即转车去乡下，我和这座县城之间像两个相互厌恶的仇人，除了乡土情结外实际上已没有任何联系。
  这么多年，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所以也从来没有衣锦还乡的体验，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种小偷在夜深人静时溜回家拿一两件御寒棉袄一样的别扭。
  这种感觉在今天变本加厉。我对了解舅舅郑天良被枪毙的全部真相信心严重不足。于是，我决定先回到老家看看老父亲，先了解一些舅舅在乡下的经历。
  天气预报说从北方来的一股冷空气提前抵达江淮之间，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乡村公路两边的大叶杨的叶子在风中纷纷飘落，田野里的水稻已经全部收割干净，于是满目枯黄的色调一直铺陈到我视线的尽头。
  一个在生活中倍尝失败的人是无法在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报纸电视上手舞足蹈的，当他连自己的晚餐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他肯定拒绝一切的脂粉和口红。我眼中的秋天一败涂地。
  父亲的腰已经彻底弯了，他佝偻着腰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在晒太阳，秋天的阳光落在父亲枯萎的脸上，折s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惨淡。母亲死后，父亲的精神和身体都垮掉了，每年靠我寄一些钱回来买油盐和劣质烟卷。我看着苟延残喘的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腿脚残废的木椅子上眯着眼睛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心里像被一把刀子捅了进去，我听到我心脏里鲜血哗哗的声音。我给父亲买了一件过冬的棉袄和一条“天堂”烟，父亲迟钝地伸出了青筋暴跳的手接了过去，没有一丝激动，他似乎已经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跟他说起舅舅被枪毙的事，他好像听到一百多年前被枪毙了一只蚂蚁一样无动于衷。我问起他舅舅当年在乡下的情况，父亲抬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鼻涕，然后用沙哑的嗓子有气无力地说：“你舅舅二十六年前是村里的一个兽医。”
  隔壁的林福海见我回来了，就过来串门。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健谈的五十多岁的汉子，他知道我要了解舅舅郑天良，眉飞色舞指手划脚地说了整整一下午和一个晚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我递给他的香烟，在叙述过程中多次说到：“你舅舅要是在乡下当个兽医，肯定早就盖起了楼房。”他颇为自豪地说，“乖乖，郑天良那兽医的手艺还了得，什么瘟猪瘟j到他手里打两针全活蹦乱跳了，骟牛卵子更是一绝，他人不知鬼不觉地往牛p股后面一站，突然手往牛腿裆里一伸，两个牛蛋就骟掉到手掌心了，真神了。牛蛋一跳一跳的，滚烫的，炒了下酒，过瘾！”
  林福海说当年他跟我舅舅还是拜过把子的干弟兄，两人关系可好了，只是舅舅当了官后，才慢慢地少了来往，林福海说：“不过，我每次去县城，只要遇到他，肯定请我到他家喝酒。郑天良可是个规矩人，从小就很本分，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贪官。肯定是有人陷害他。说老实话，当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都有人陷害，陷害一个副县长还不容易。二十多年前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当官，骟牛卵子是个好手艺，他不听，这不把命都给搭上了。”林福海长长地叹了口气，烟雾在他的脸上破碎。
  林福海漫长的叙述逻辑比较混乱，而且掺杂了许多个人情感，为了使故事流畅，我决定以我自己的叙述方式客观地再现我舅舅在乡下的生活经历。
  先说村西头伏牛岗上的玄慧寺。
  玄慧寺始建于唐天宝九年，据《合安县志》记载，修寺庙的是一个唐天宝年间的合安县令周纯法，周县令因利用职权私贩食盐败露而遭朝廷革职为民，做了老百姓的周县令就利用关系公开做起了贩盐的生意，还在县城经营了典当、茶叶、竹器等生意，聚万贯家财，娶了四房姨太太，五年后又花钱捐了一个州官，卷土重来重返政坛自是春风得意，县志中说：“忽一日，纯法酒酣，醉卧藏春阁，一梦幽帘，见佳丽如云，但无血r之躯，形影缥缈若气之浮光。即时绯幔徐起，见一老者衣衫褴褛，执其手腾云驾雾，数万里江山，指点迷津，曰，‘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纯法梦醒，顿悟，遂倾其家产馈予贫民，留其余择城东三十里伏牛岗，建玄慧寺设坛诵经拜佛，四十余年不出山门，无疾而终，圆寂入瓮，焚身见舍利子百二十余粒，为世所罕见。”
  玄慧寺曾在明景泰、清道光年间两次毁于战乱和天火，洪秀全太平军路过合安时天王在玄慧寺驻扎月余，当年曾有九十九间半庙宇矗立在树木葱茏的伏牛岗上，到解放大军作为渡江指挥部的时候，玄慧寺只剩下二十四间，文革时，生产队拆了寺庙的砖头木梁建猪圈，在族公郑九爷等几个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拼命保护下，玄慧寺也只剩下四间破烂不堪的正殿，漏风漏雨，行将倒闭。那副千年绝对“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也下落不明了。
  之所以我要花如此多的笔墨叙述玄慧寺，是因为玄慧寺千百年来是村里人们祈福避祸的祭坛，是一种生命延续的象征，是冥冥之中主宰历史和决定命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志。我舅舅就是在玄慧寺出生的，他被枪毙后村里许多老人认为这与我舅舅多年来不支持不拨款重修寺庙有关。林福海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确实，我是死活也不相信你舅舅是个罪人，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外婆由于难产在家里疼了两天两夜，四乡十八里来了六个接生婆都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这是孽障胎，赶紧准备后事，三十八岁的我外公哭着连夜请人来割棺材。林福海父亲说伏牛岗上玄慧寺里刚来了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好像会接生，还有纱布和红药水。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将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难来的年轻女人细皮嫩r，凄艳而美丽，她看了看我外婆，问我外公：“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哭着说：“我两个都要！”年轻的外乡女人很为难地说：“大哥，如果两个都保，可能一个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当场晕了过去。郑氏家族的人连夜开会，经家族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留小孩！”因为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续下来了。外乡女人让人立即将我外婆抬进禅房，郑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里面对着观音菩萨像烧香念经。j叫三遍的时候，禅房里传来了婴儿尖锐的哭声，太阳在我舅舅的哭声中升起，我二十九岁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如纸。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庙外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玄慧寺香烟缭绕，外公家大办酒席，流水席开了三天，族里的人都说菩萨显灵了。而我外婆却在当天一个见不得人的夜里被悄悄地埋了，门头上还c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里来，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郑九爷在随同的陪伴下带着香火挑着猪头和年糕去玄慧寺还愿，并邀请外乡女人来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轻的外乡女人清秀的脸上扭曲着巨大的愤怒，她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子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点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出了眼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部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　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戴军帽背长枪的军管会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这段历史对我舅舅的一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为代价的，他的生命同时又是与玄慧寺和玄慧寺里的另一个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将在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产生重要意义。
  一九六0　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头栽在村食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食和豆子。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套将老鼠麻雀逮进笼子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口见到我舅舅时，一头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种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出了头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子。
  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这是我对这么一个巨大反差灵魂的一次追问和破译。我走进了一个看不清谜面找不到谜底的谜语中。
  我舅舅郑天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他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说：“你文化高，就在村里当兽医吧！”
  舅舅说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村里为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是村支书小学毕业的小姨子殷小红，经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来，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条。于是，夜深人静时，经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郑天良看病。我舅舅实际上成了一个既看畜牲又看人的双料医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双重间谍一样，在人和兽的两个领域里行走。我不想把这种经历看成是对他后来人生的比喻，但我无法控制这种不可理喻的联想。没办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高明的兽医，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给十几头刚发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计划生育手术，舅舅骟牛拿工分不拿钱，每个生产队长们出于对手艺人的尊重，常常将牛卵子送给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牛卵子作回扣。牛卵子下酒，壮阳补肾，能让新媳妇夜里只剩半条命，男人们都抢着要，许多生产队把牛卵子作为奖品，奖励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我舅舅那时候长得高高大大，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上装口袋上c一支“新农村”钢笔，语气也很温和，一副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舅舅每天腋下夹一个没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户，箱子里放着兽用注s针管和药品，还有几把大小不一规格齐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子，分别用来骟牛和骟猪，偶尔也骟一两条性情暴躁作风不好的公狗，不过公狗骟了后虽然呆在家里不乱跑也不对母狗耍流氓了，但却更加没有了责任心，该叫的时候不叫，不该叫的时候乱叫，主人家的j被偷光了，狗却闭着眼睛视而不见，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却无缘无故地对着天上一轮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气，主人只好将狗用绳子勒死，将狗r腌熟，过年时吃。
  我舅舅的好名声是从不要牛卵子开始的，村里人都说郑天良严格要求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乐于助人、作风正派、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好榜样。
  我舅舅走上仕途纯属偶然，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全公社最优秀的兽医，成为全公社骟牛卵子第一人，然而这个朴素的革命理想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修改了。他
  走上领导岗位类似于一个八十岁的寡妇不仅找到了婆家还生下了一个胖头小子，出人意料，更有点滑稽。
  一九七三年夏天热得全村所有的狗在一大早就吐出了舌头，太阳还没升起来，树叶全都卷了起来，干裂的土地上灰尘像面粉一样稠密，玄慧寺拆得也只剩下了最后的皮包骨头。社员们在烈日下集体劳动集体流汗集体说着黄色的故事和笑话，过着苦中作乐的日子。
  从伏牛岗玄慧寺沿着一条弯曲的土路向下，经过一片茂密的柳树林，岗洼子下面就是生产队的肥料坑，肥料坑原是明朝静空法师率三十六众僧开挖的一个水池，自民国开始，玄慧寺日渐衰败，解放后寺里已无一僧人，没有小和尚下山抬水了，水池也就成了生产队的有机肥料坑，里面沤着草皮、豆秸、树叶、猪牛j粪和每家每天送来的人粪和n，春播秋种的时候，社员们将有机肥挖出来装到粪桶里挑到田里，庄稼就长得又青又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坑在队里具有和粮仓同样的意义。每到夏季肥料坑里发酵的农家肥翻出一股股黑色的气泡，沤出一股股臭气的时候，社员们总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些气泡就是粮食的形象，臭气是他们秋后锅灶里的米香。我舅舅走上仕途与这个臭气熏天的肥料坑之间居然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
  3
  县里派来一个工作组帮着抓革命促生产，组长是一个脸上长着胡子、酒糟鼻子很明显的黄国标，黄国标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帮着社员们批判林彪的，并告诉社员们林彪是如何跟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穿一条裤子的，秃头社员郑广发因为跟林彪的头顶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有点忌讳，于是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林彪是副主席，每天都有r吃有酒喝，不可能没有裤子穿，更不会跟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姓孔的合穿一条裤子。社员们轰堂大笑，大伙坐在柳树林荫下，有的掏鼻孔，有的抠脚丫，还有一些人玩弄着活捉的知了，唧唧地叫个不停。批判会开得很不严肃，老百姓对抓革命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更关注的是口粮。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文化革命主要是夺权与反夺权，在上层革命还有点意思，对于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来说，是相当无聊的，学文件只不过是想逃避太阳的暴晒，所以社员们一到夏天和天寒地冻的时候，就强烈要求批判林彪。黄国标气呼呼地对我舅舅郑天良说：“群众的觉悟太低，你是回乡知青，要带头学好文件抓好纲。”我舅舅嘴上答应，但实际行动也是比较消极的，因为他虽然是大队兽医，但他的业务范围实际上已扩大到了全公社，骟牛卵子的活根本忙不过来。黄国标在舅舅几次缺席批判会后，一次当着大队书记陈根生的面狠狠地批评我舅舅说，“郑天良，你的思想态度很成问题，只顾走白专道路，当技术权威，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全断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叫人把你送到县里去办学习班！”我舅舅吓得头上直冒虚汗，按照大队书记陈根生指示写出一份检讨给工作组，才算过关。在舅舅小心谨慎学习文件的那天下午，红棉生产队张二槐跌跌爬爬地来喊我舅舅，红棉队一头正在耕田的牯牛急性拉稀，已经瘫倒了，我舅舅听了后，夹起箱子就跑，黄国标正在讲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命令我舅舅：“不许走！”等学到黄昏我舅舅赶到红棉小队的时候，那头正当壮年的牯牛已经咽气了，养牛的张二槐抱住牛头捶兄顿足号啕大哭，黄国标不会知道，乡下的一头耕牛比一条人命还要重要，去年冬天前庙生产队死了一条耕牛，看牛的钱朝贵就上吊自杀了，所以我舅舅只要一听到牛病了，总是拔腿就跑。
  第二天前庙队又有人来叫我舅舅，生产队十八头猪患暑热不吃食了，我舅舅跟大队书记陈根生请假，陈根生看了看黄国标，黄国标非常果断地说了两个字不行。一向温和的我舅舅终于眼睛通红地在学文件会上跟黄国标干了起来，他将颜色陈旧的药箱子垛到黄国标面前的一堆文件上：“你们这些城里大老爷们对人民群众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红棉队的牛已经死了，还要前庙队再死几十头猪，安的什么心？”
  黄国标愣住了，他嘴上的胡子在夏天的闷热中渗出许多汗水。突然他从猝不及防的袭击中迅速反应过来，于是果断地拍响了桌子：“下面有没有基干民兵？给我将郑天良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
  可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场僵住了，空气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义前的大义凛然。
  陈根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伪军一样，一边对黄国标点头哈腰，一边狠狠地训斥我舅舅：“郑天良，如果你不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来，我就把你吊在树上抽！”可我舅舅拎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黄国标愤怒的目光中。
  此事过后，黄国标也感到非常烦恼，县里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可乡下却死水一潭，难怪毛主席当年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群众的觉悟太低，连郑天良这样回乡知识青年都对革命如此冷漠。于是他在乡下一边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边怀念在县招待所吹电风扇的幸福生活。黄国标是县委招待所的所长，这次被派下来要在大队干一年的工作组长，两个组员是县里和区里派来的女同志，只会读读文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陈根生就对黄国标说：“黄组长，群众觉悟低，我也有责任，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几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杀人放火的坏人，顶多有些偷j摸狗的，阶级斗争难度确实很大。”工作组住在大队部自己烧柴火做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陈根生给黄国标送来了两条鱼，以示关心，黄国标按规定付了三毛四分钱。陈根生对黄国标说：“黄组长，你是县里的领导，能不能给我们从县化肥厂弄点化肥来，最好价格能便宜一点。这样你就既为我们‘抓革命’，又为我们‘促生产’了。”黄国标自作多情地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黄国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那时候化肥限产，计划分到每个公社，再分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县里的政权三天两头地换人，新来的县委书记他还不认识，想弄一两化肥也是不可能的。黄国标找到一个认识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给化肥厂批了十二吨氨水的条子，氨水是化肥生产过程中的废水，每吨只要三块钱，气味刺鼻，挥发快，用橡皮囊拉回来后本该立即泼到秧田里。黄国标自作主张地说：“倒进肥料坑里一起沤，肥效高。这叫科学种田。”陈根生等当然不懂科学，就将氨水全都沤进了肥料坑里，上面还用牛粪糊了一层。
  三天后，果然整个村里都闻到了氨水发酵弥漫出的刺鼻的气味，社员们都说肥效上来了，其实恰恰是氨气挥发肥效跑光了。于是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烈日当空的中午去挖氨肥准备送到正在抽穗的稻田。
  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东风生产队骟牛卵子。
  壮劳力都去挖科学肥料了。黄国标也斗志昂扬地一起来到现场促生产。肥料坑地势低洼，入口处只有一条道，池子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树。最先下去挖盖子的四个社员手里拿着锹和粪舀子情绪激动地看着肥料坑里翻起一个个黑气泡，就像看到了秋后的粮食。只是今天气味有些太浓了，最前面的张光富说：“味道越浓，肥效越高。”他的话还没说完，就一头栽在池子边。
  后面三个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的走路看着点，眼睛瞎了！”后面一个正要拉张光富，身子一歪，就像电影中中了枪弹的反动派一样，仰面倒在池子边。
  肥料坑里黑气泡咕咕噜噜地翻着，阳光照s在气泡上，泛出了色彩丰富的光斑。
  后面的两个社员实际上还没有作出过多的判断，相继倒在坑边。
  上面三十几个社员光着肚子，抽着旱烟，歇在树荫下等他们挖开肥料坑后下去掏肥，这时，瘦小的刘忠怀惊叫了一声：“不好了，他们全倒下了！”说着就迅速往下冲去，刘忠怀很勉强地冲到池子边，就地歪倒在张光富的肚子上。他们身边的地上，一些蚂蚁和虫子也一动不动地死了。
  树荫下又有六个社员盲目而仓促地一窝蜂向下冲去：“快去救人！”嘴里喊叫着，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似乎对面的树林中有一架机枪一样，六个人在途中割麦穗一样地被撂倒了。
  陈根生吓得脸色煞白，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上面的社员再也不敢下去了，他们呆若木j地注视着十条汉子躺在坑边就像十麻袋粮食。黄国标显示出了县领导的冷静和沉着，他大声地喊道：“社员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站出来！”
  剩下的二十来个人当中站出三个党团员。
  黄国标对着长得像小牯牛一样的共青团员秦义林手一挥：“下去！”
  秦义林英勇地将身上的褂子扒掉扔到地上，一溜烟向坑底奔去，冲了一半，秦义林就倒了下来。
  我舅舅来的时候，黄国标正在指挥着党员陈德胜、团员蒋凤山往下冲。我舅舅挡住两人：“不行，谁也不准下去，赶紧通知村里人挑水和带毛巾来！”陈根生书记愣在那里，我舅舅狠狠地推了陈根生一把：“快到村里去喊人挑水送毛巾！”陈根生拔腿就跑。
  黄国标还在指挥人往下冲，当年在渡江送粮草民工队伍中入党的陈德胜拿出淮海战役的勇气，很麻木愚蠢地冲了下去，他在离坑还有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先是扶住一棵柳树，然后就慢慢地倒下了，四脚朝天，他的一只鞋子继续向下滚去。
  黄国标又在动员群众下去救人，我舅舅终于狠狠地扇了他一记嘹亮的耳光：“你这个畜牲，再动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黄国标看我舅舅手里举着一根扁担，眼睛血红，满脸杀气，真的蹲在地上不敢动了。
  我舅舅站在一群魂飞魄散的社员中间，大声地喊道：“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
  村里的男女老少们用脸盆端着水，桶里挑着水全都涌来了，哭声震天，寻死觅活，撕心裂肺，现场一片混乱。团员秦义林新婚的妻子尖叫着一声：“我跟你一起去！”她撞开人群，一骨碌滚了下去，很像战场上滚雷的英雄一样。哭叫声半途而废，秦义林的妻子披头散发地被倒下的陈德胜绊住，无声无息了。
  我舅舅大声地对社员们说：“下面的人全都氨气中毒了，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嘴下去救人，年轻人跟我来，其余人跟根生叔到玄慧寺白果树下铺上席子。”
  说着我舅舅第一个捂着湿毛巾冲了下去，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跟着下去了。半小时后，十二个中毒的社员全都抬了上来。
  在玄慧寺前的白果树下的通风口，我舅舅指挥了抢救的全过程。
  抢天呼地的哭声中，我舅舅撬开中毒者的口，让社员们用扇子对着中毒者的鼻子和口腔扇风，然后命令赤脚医生殷小红从医务室拿来了五瓶盐水，只有两个输y管，我舅舅按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频率轮流给十二个中毒者输y。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等到公社医院赶来时，已经有七个人醒了过来。
  天黑下来后，十二名中毒社员抢救过来了九人，最先下去的张光富、刘忠怀和年龄最大的老党员陈德胜不治身亡。
  公社医院的大夫说，如果不是我舅舅郑天良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中毒者再晚四十分钟将全部死亡。我舅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九条人命。
  第二天，我们生产队的稻场上摆放了三口棺材。
  老天像一床很厚的棉被捂住每个人的鼻子和嘴，一种窒息的感觉让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种死到临头的恐惧。
  太阳依旧挂在天空一个劲地向地面的庄稼和人的心里泼火，蓝汪汪的天幕上漂满了死人的面孔，我故乡的人民在一场遥遥无期的噩梦中反复回忆着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个恐怖的画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时候，有几个穿戴整齐的城里人来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郑天良，后来我舅舅就成了全县回乡知识青年的榜样，报纸上登出我舅舅扎根农村，改造世界观的事迹，大部分篇幅用来赞扬我舅舅如何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身地抢救十二个阶级兄弟的，文章模仿《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节奏快，很有悬念，而且还有一些不实之词，诸如我舅舅对中毒者口对口地呼吸，还有背上了第一个中毒者后才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下去，我舅舅为此还找过县知青办，要求报纸上发一个更正。知青办的同志说此事不好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根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根了。这就像一个出院的病人大谈肺结核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核患者了，肺结核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配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
  我舅舅作为一个乡村兽医肯定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党和政府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和c作手段当然应该与做兽医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兽医讲的是对手下的牲口要稳准狠，干净利索，一刀两断；而当官面对的是人，人是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物。当官似乎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不图一时之勇，不逞一时之能，以退为进，以进为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太极推手，或借刀杀人，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当官除了具有手艺人精湛的专业技术外，还得要有技术之外驾驭人的智慧和谋略。
  我舅舅被枪毙了，他被枪毙我没有一点同情和悲伤，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作为亲戚，他见死不救，没有人伦；作为官员，他腐败堕落，逆了天理国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和信仰，我愿意对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并非如此。
  后来我从耿伟强父亲耿天龙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郑天良索贿受贿的数字是四百一十四万，比胡长青还少几十万块钱，情妇也没有七八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整个作案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内完成的，是属于腐败分子当中起步晚进步快的一类。
  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欢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子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子里栽种着各种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开始的，身边花坛里的菊花在阳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色的浓香，头顶上葡萄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还给我递上了一支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身于鸟语花香中，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楼房还是小强为我盖的，当了一辈子领导，最后还得靠儿子。”他说耿伟强的公司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人也长年在江浙一带做生意，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我从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身上，很难看出我舅舅说的“要让他后半辈子在牢里看春节晚会”的迹象。这位商业局长差点被当年分管工业和商贸的副县长郑天良送进监狱，耿天龙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后上下级相见形同路人。不过，在我舅舅郑天良最后的岁月里，两人关系却重新改善，舅舅时常到耿天龙家来串门子，并称耿天龙“耿老”。
  耿天龙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我说：“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岁，他称我耿老也不算过分。现在党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龙似乎急于想向我证明什么，他说：“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无外乎就是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多批了一点，说老实话都是县里的领导来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谁？我给他弄了一台平价彩电，他死活不要，还要处理我。耿伟强跟你是同学，你知道的，成绩一直不好，不像你们有出息，都考上学校了。我提供方便让他做一点生意，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郑县长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领导的子女们都当上领导了，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家庭影响，培养出了领导才能；我一辈子都是搞商业的，儿子做点小生意，也算是家庭熏陶的结果吧。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龙过分地为自己开脱，就殷勤地给耿天龙的杯子里加满茶水，说：“您还是说说我舅舅吧！”
  耿天龙银白色的头发在秋风中乱了，他有些痛心疾首了：“这两年你舅舅倒是偶尔到我这儿来坐，谈谈工作上的事，不过，我根本没想到他捅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咕噜噜将茶杯里的水全都倒进了喉咙里，寂寞的老人开始了他对我舅舅漫长的叙述。
  他的第一句话是：“凭心而论，我觉得你舅舅还算是个正派人。但他这两年经常来向我道歉，我就有些糊涂了。”
  一九七九年朝阳公社的土地全都分给了农民，春节一过，二十九岁半的朝阳公社党委书记郑天良坐不住了，年初六就召开党委会，他在春寒料峭的天气里拼命地喝水抽烟，嗓门大，喉咙粗，一条腿还跷在椅子上，完全没有了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他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