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料峭的天气里拼命地喝水抽烟，嗓门大，喉咙粗，一条腿还跷在椅子上，完全没有了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他捋起袖子，烂毛衣袖口里就露出了一截灰蓝色的毛线，如同从袖子里钻出了一条误入歧途的蚯蚓，他敲着桌子说：“田全分完了，农民有粮食吃了，但他们在填饱肚子后，就开始搞封建迷信，我老家的乡亲吵着要修玄慧寺，过年的时候，玄慧寺烧香拜佛的赶集一样，乌烟瘴气，算命打卦的神汉巫婆们全都翻身了。”所有的党委成员们都还沉浸在过年酒r的氛围中，对郑书记的话并没有多少热情，郑天良见大家没反应就有些生气，大过年的，他不好发作，就压抑着情绪说：“当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过，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应当给老百姓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农民的小农意识太强了，有了饭吃，就不思进取了，整天打麻将赌钱。”郑天良说了这句话后又用锥子一样的目光锥了副书记郭诚一眼：“我说老郭，你怎么也带头打起了麻将，像话吗？五十八岁就革命意志消退了。要是再有人反映你打麻将，我没权处理你，但我可以建议县委撤了你。”
  郑天良还是发了脾气，郭诚副书记低着头不敢支声，他眼睛看着脚上的一双新的猪皮皮鞋。其他党委委员们就都面面相觑，抽烟喝茶的动作有些生硬。郑天良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而是要让他们富起来，怎么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们不想办法，不出点子，还要我们干什么？种水稻种小麦，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饿不死，但富不起来，江苏的华西大队是怎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办工业！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没有人再说这是资本主义了。正月十五后，我们带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去华西大队参观。我就不相信，人家的卵子比我们脑袋大。”
  骟牛卵子出身的郑天良还是三句不离老本行地说出了一句粗话。
  散会后，做记录的党委秘书黄以恒跑到郑天良的单身宿舍，他动作熟练地给郑天良递烟点火：“郑书记，你说的话完全正确，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屋里很冷，黄以恒的鼻子冻得红红的，嘴不停地往手上哈着热气。
  郑天良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将火钵往黄以恒的面前挪了挪，说：“小黄呀，你不要把我的话看得跟邓小平一样伟大。我只是觉得我们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黄以恒又将火钵推到郑天良的脚下：“郑书记，我认为公社农机厂还是要把拖拉机造起来，你又是这方面的专家。一年只要造个三五百台，肯定全国闻名。”
  郑天良笑了：“小黄呀，你给我出什么馊主意，我是学机械的还不知道，就凭这几把钳子锤子就能把拖拉机造出来了，你还要让我像刘明理一样再出洋相呀？”
  六年前，朝阳公社农机厂为了向国庆献礼，在公社书记刘明理的亲自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始挑战。他们要土法上马地在公社农机厂造手扶拖拉机，从上海买了一些拖拉机零件回来后，刘明理将全公社有名的打铁的、补锅的还有一些木匠集中起来造拖拉机，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十台手扶拖拉机拼装完成，摇把一气猛摇，果然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刘明理激动得毫不含蓄地蹦了起来，眼睛里的泪水居然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十台拖拉机开出厂门在公社的小街上转了一圈，除了撞毁一个烧饼铺子，撞伤一头拉着车的驴外，基本上没出什么大问题，刘明理说主要是拖拉机手技术不行，要立即强化训练。公社小街一泡n能n三圈，手扶拖拉机潜伏的危机当然也就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国庆那天，县里的广播提前播送了朝阳公社造出拖拉机的新闻，全县为之震动，县委会门前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幅标语上写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的英雄”，“人定胜天”、“让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见鬼去吧”等鼓劲和骂人的口号。朝阳公社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可县委会门前等着开庆祝会的人到十一点钟还不见拖拉机的影子，打电话去朝阳公社询问，说早上八点半就出发了。原来，十台披红戴绿的手扶拖拉机很不争气，有三台在开了两公里后水箱发烫，不加水发动机有爆炸的危险，于是一字排停下，加水。开了三公里后，又有两台突然熄火，再开一公里，又有一台油箱漏油，不动了，修了好半天，死活摇不响。一路上损兵折将，有的只好就半途而废就地咽气。刘明理急得满头大汗，发狠要将技术负责人枪毙掉，负责人是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他哭丧着脸喊：“刘书记，我不是存心破坏的。”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只有三台手扶拖拉机跌跌撞撞地开到了县委门前，像从战场上跑回来的逃兵一样狼狈不堪，其中还有一台在距离县委会庆祝现场一百二十米的地方熄火，众人七手八脚地将这台拖拉机推到了主席台下。事后，县委书记一气之下将刘明理撤了。从此刘明理就从本县政坛上消失了，现在，已经从县政府食堂炊事班退休后的刘明理在县城东门护城河边开了一个小饭铺，卖牛r面、馄饨兼营啤酒和仿冒的儿童玩具枪。
  黄以恒见郑天良不同意造拖拉机，就连连说：“郑书记批评得对，确实科技应该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跟不上去，不过搞工业这条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郑天良点点头表示同意黄以恒的看法。黄以恒问：“郑书记，中午要不要食堂加一个红烧猪蹄，你最喜欢吃的，我已经让万师傅做了。”
  郑天良说随便吃一点吧，有什么吃什么，不要搞什么特殊，下不为例。黄以恒说，下次我一定严格按照郑书记的指示办。郑天良说：“你让万师傅加了红烧猪蹄，我的菜票不够了，你卖两块五毛钱给我吧。”黄以恒说：“红烧猪蹄的钱就从公社的办公费里冲吧。”郑天良眼睛一竖：“小黄，你这是什么意思？”黄以恒小心地说：“初八才正式上班，我的意思是这就算加班补助。”郑天良问：“你说应该给你发多少补助费？”黄以恒愣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从华西大队回来的路上，各大队书记们羡慕嫉妒得直流口水：“乖乖，华西的大队干部们抽的全是带把的烟，我们这里连买都买不到。他们简直是地主，我们是贫雇农。”“他们是解放后，我们是解放前。”这时有人说：“你们这么说，不就是认定郑书记让我们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吗？完全是现行反革命说的话。”火车上大家上纲上线了起来，郑天良迷迷糊糊中睁开眼说：“不要怕揭短，如果我还是让朝阳公社的老百姓一边喝稀粥一边打麻将，这跟解放前确实也差不了多少，看看老百姓的土屋吧，再看看多少社员家里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还有三个大队至今没通电。这他妈的叫什么日子！”
  郑天良这样一说，也没人敢再发表议论了。
  回来后，党委会开了三天三夜。像华西大队那样办大工厂是不可能的，没有钱，买不来设备，即使有钱，也没有技术。第三天晚上郑天良熬红了眼最后在党委会上拍板，制定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发展纲要，会议决定将已经关门的公社农机厂改成“铁器加工厂”，现在分田到户后，镰刀、锄头、铁锹、犁铧的需求量遽增，把那些当年报废的拖拉机、c秧机还有一些锈铜烂铁一锅熬了，集中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造镰刀锄头。再建一个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三天党委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全公社发动种菜，种蔬菜的收入是种粮食的六七倍，朝阳公社在县城边上，要发动农民种五千亩蔬菜，一千亩供应县城，剩余的销往南京、扬州、上海、杭州等地，乡党委成员倾巢出动，全都到南京、扬州和苏南去跑国营蔬菜公司，用最低价格争取让他们来上门收购。
  郑天良宣布了这些宏伟计划后，情绪激动地说：“两年之内，朝阳公社必须全面消灭土屋草房，社员住不上瓦房，我们这些人就是饭桶！”
  一夜潇潇春雨，第二天柳树上就绽出鹅黄的苞蕊，池塘里也注满了春水，雏鸭们在水里自由地扎着猛子，柔软而温暖的风掠过返青的麦苗和人们干裂了一冬的脸，这时候，春天就已经正式抵达这片贫穷而不甘寂寞的土地。这时候，公社党委会制定的朝阳公社发展规划已经全面启动，铁器厂冒出了一股股赚钱的黑烟，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昼夜机器轰鸣。那是一个只要敢干，白痴也能赚钱的年代。不到三十岁的郑天良站在铁水奔流和机器飞转的场景中，一遍遍地体味着“三十而立”的深刻内涵。
  4
  郑天良带着黄以恒去苏南几个城市跑蔬菜公司，可所有的蔬菜公司的领导们都说路太远了，郑天良说我们的价格比你们这里要低百分之三十，如果你们上门去收购，保证要比这里低一半价格，讲得那有些国营领导烦了，就毫不客气地对郑天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没看到我正在看报纸吗？告诉你，你再便宜我也不要。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不是投机倒把分子。”
  晚上回到潮湿而充满霉味的小旅馆，郑天良情绪有些低落，这个在朝阳公社呼风唤雨的书记在这里就像叫花子一样被人侮辱，但他在脸上并不会表现出来，他对黄以恒说：“小黄呀，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太穷了，人穷是没有什么尊严的。”小黄就连连点头说：“郑书记分析得对，我们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不会被人欺侮。”小黄给郑天良端来了一盆洗脚水：“郑书记，跑一天了，你泡泡脚吧！”郑天良说：“你洗吧，我自己去打水，白天我们已经被人当洗脚水泼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洗脚水来伤害自己。”说着就端着盆下楼了，一席话，说得黄以恒鼻子发酸。
  洗完了脚，坐在床上抽闷烟。这时四人间的通铺上又来了一位浙江的推销尼龙袜子的推销员，大家交流了一番后，那位瘦得像猴一样的推销员说：“你们这样推销肯定不行，应该给人家领导送一点礼，你看外国电影里去朋友家参加晚会都要送点花或玩具什么的，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了，国营公司的生意又不是领导自己家里的生意，要不要你的货无所谓的。”黄以恒说：“请这位同志帮我们想想办法吧！”瘦猴说：“你们送一点紧俏的土特产品去。”郑天良说：“人家都是党的干部，怎么可能要呢，再说我们这样做不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了吗？”瘦猴说：“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前些年你不小心说‘买一张毛主席像吧’，这就是现行反革命了，而现在看来，你花钱换东西就是买，一点也没错。我说送土特产是加深革命感情，你非要说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嘴长在你脸上，我也没办法。”黄以恒说：“郑书记，明天你在旅馆歇着，我来去。”
  第二天晚上，黄以恒眉飞色舞地回到小旅馆，他对郑天良说：“郑书记，谈成了，蔬菜公司领导说保证收购十卡车十二万斤茄子、青椒和卷心菜，人家还给了我一支带把子的香烟，我不抽，给你！大前门的。”郑天良拍着黄以恒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怎么谈成的？”黄以恒说：“郑书记，我送了十斤麻油，二十斤花生。”
  郑天良不支声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嘴里咕哝着：“这是怎么回事呢？”黄以恒安慰他说：“郑书记，你不要想得太多，权且当着我们这些乡下人到城里来走亲戚送一点土特产吧。”郑天良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半个小时后，他突然冒出一句：“蔬菜公司领导不是党员吧？”黄以恒说：“肯定不是党员，党员领导怎么能接受土特产呢。”郑天良点点头表示肯定。晚上房间里有一只蚊子在春夏之交提前苏醒了，嗡嗡地叫着。郑天良一夜都被一只蚊子牢牢控制着，没睡。
  从其他各地回来的党委委员们都有了好消息，但每人都在出差费外花了一百多块请客送礼的钱，好在郑书记不批条子，此事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地报了。后来郑天良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他觉得来客商的时候，在饭店请客吃饭是可以的，因为人家帮你的忙，这等于是给人家面子，但参加陪同的公社干部一定要交伙食费，不低于在食堂的吃饭标准，四毛钱。再后来，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在公社食堂吃饭，也没领导像以前一样主动交伙食费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里领导来了就从公社食堂转移到街上饭店里去吃饭喝酒，郑天良也渐渐习惯了，他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肯定是不会要人家交伙食费的。这很正常。但郑天良有一点在党委会上卡得很死，任何党委成员参加陪同必须交伙食费，任何人都不允许接受外面的礼品，一旦发现，党纪处分，决不轻饶。他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还有三个大队至今连电灯都没有，想起来让人寒心，我们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钱物，那真是罪该万死。”
  郑天良最初对黄以恒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他认为小黄年纪轻、脑子灵、反应快，做事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全，党委其他成员都很喜欢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其实黄以恒比郑天良只小三岁，这一年二十七岁。他是去年秋天从县委办公室派下来锻炼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阳公社推行和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将个人的田地收归集体肯定是有难度的，但要是将集体的田分给个人却是很容易的，有的生产队半天就全分完了，还有的队在接到上级政策后，连夜就将生产队的田分个一干二净。分不分田的难度主要在不种田的人那里，所以黄以恒到朝阳公社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公社党委秘书老吴去年得癌症死了，郑天良就让黄以恒暂时顶替一下。黄以恒在县委办只是个副股级干部，公社党委秘书是正股级，所以郑天良也没有明确小黄的职务，但大家都叫他黄秘书。黄以恒在县委办是秘书干事，干的就是送送简报、安排车辆、打水扫地等杂事，所以他在朝阳公社党委秘书这个角色中轻车熟路应付自如。小黄是下放知青推荐到省财经学校学习一年后分到县委办的，在领导们身边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郑天良有一次在开完党委会后当着全体党委委员的面开玩笑说：“小黄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公社书记。”黄以恒很不好意思地说：“郑书记，你可不要抬举我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你的经验和水平，哪能当公社书记呢。”大家都说：“小黄同志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补了一句：“不像我，我这个人就不谦虚。”
  这都是说说而已的玩笑话，当然谁也不会当真。
  真正让郑天良对黄以恒痛下杀手的是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黄擅自将公社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开跑了。
  这辆从部队淘汰下来的破军用吉普四处漏风，还经常坏，修理费高，汽油又紧张，郑天良对党委成员们说：“到每个大队去一律骑自行车，除非到县里有急事用一下，谁都不准动。”郑天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所以这辆半残废的吉普车停在公社大院子里就像一个人嘴里装了一颗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郑天良要求党委全体委员们在秋收的时候全部到各大队蹲点，检查落实蔬菜收购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员家里。公社只留黄以恒一个人值班。他对黄以恒说，这几天可能南京、扬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来人提前看货，吉普车原地待命准备接待，人一刻也不能离岗，车谁也不准动。黄以恒说我一定按郑书记的指示办。
  秋天的萝卜、土豆、黄芽菜、豇豆全都要上市，郑天良看着堆成山的蔬菜，脑子里一直晃动着瓦房、电灯、收音机的形象，这是他建功立业的重要证据。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烧饭的万师傅骑着自行车丧家之犬一样地一头大汗地冲到正在红光大队菜地里的郑天良面前：“郑书记，南京蔬菜公司来人了，下午三点半坐车到县城，他们打电话叫我们到县城接一下，下午在六点之前要我们派车安排他们到两个大队看菜，当晚他们还要坐车回去。”
  郑天良说：“我马上回去，赶紧让黄秘书开车去接站！”
  万师傅抹着一头冷汗说：“吃过中饭后，黄秘书把车开走了，他叫我帮他看电话，县里有事就通知你。”
  “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样子。”
  郑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脚，一棵卷心菜在他脚下烂了。
  回到公社党委办公室，郑天良打电话问县委办，县委办说小黄没回县里，也没见到车。等到郑天良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汽车站时，南京的两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郑天良跑到县委请求借一辆汽车用一下，县委办的主任老姜说：“县里总共只有三辆车，全都下去了。我打个电话，你到县商业局去借一辆‘拉达’车吧！”商业局长是耿天龙，耿天龙非常爽快，他说：“郑书记出马，立即派车！”郑天良满头大汗地还不忘说了一句：“汽油费我来付。”事隔二十多年后，耿天龙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他说：“郑天良是用袖子擦额头的汗，郑天良年轻的时候，艰苦朴素，干劲很足。”
  等到郑天良带着“拉达”车赶到车站时，已是黄昏日落，县城里弥漫着浓浓的暮霭和烧晚饭的蜂窝煤烟，南京蔬菜公司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说，时间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还要去苏北调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万斤蔬菜收购计划泡汤了。郑天良带着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对方说菜已经调齐了，不需要了。虽然春天订下了一百万斤的收购计划，但由于那时候没有合同，都是靠口头信用，而且人家确实也是讲信用的，人来了，你不安排看货，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毁约和打官司一说，更不会有什么赔偿。
  郑天良气得在乡政府大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一样，在办公室里烦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地上的灰尘飘浮在秋天的光线下，像一桶面粉被泼翻了。南京的收购计划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这差不多半边天就蹋下来了。
  黄以恒第二天早上才将吉普车开回了公社大院，郑天良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想把我们往火炕里推呀！我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
  黄以恒低着头：“郑书记，我错了。”
  郑天良指着黄以恒的鼻子：“不是你错了，而是我错了，我瞎了眼让你在公社看家。”
  黄以恒的检查交待中说他母亲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将车子开回去送母亲到扬州住院的，没来得及打招呼。
  公社党委会上，郑天良拍响了桌子：“母亲生病不是理由，关键是对工作缺少责任感，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的意见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处理决定报县委批准后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为小黄说情，他们说是不是给个党内警告处分，行政降级就算了，工资都很低。
  郑天良固执已见，坚持原来方案。由于意见不统一，一时就没上报。所有的党委成员的当务之急是，分头忙着联系蔬菜出路。郑天良对黄以恒说：“我们秋后再算总账。”
  黄以恒停职检查，等候处理。
  问题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眼看着蔬菜从田里收上来后没处卖，一些土豆发芽，萝卜长出了叶子，卷心菜烂了心，黄瓜软得像年糕，社员们急了，两个大队八十户社员，人拉肩挑，驴马倾巢，将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里，公社大院驴车、马车、手推车挤在一起，车上堆满了菜，地上散落着菜，驴马随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里像一个农贸市场，乱成一团。他们要求公社将菜买下来，因为当初种菜的时候，公社文件上说秋后由公社负责销售，现在他们来找公社负责了。
  一些极端的社员像文革一样喊出了不近情理的口号：“把资产阶级官老爷们揪出来”、“打倒一切反动官僚”等。
  郑天良急得浑身直冒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初轻率地写上一句负责推销，如今作茧自缚万劫不复，要是当初写上“协助推销”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被动，但如果不写上“由公社负责推销”，谁还愿意种呢？农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种水稻小麦的，当初就有大队书记说：“现在有的地方连饭还吃不饱呢，人怎么可能靠吃菜过日子呢？”郑天良反问道：“那你打算你们大队什么时候消灭草房子？”
  郑天良站在一辆驴车上，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卷起来的喇叭：“社员同志们，不要担心，公社是会对你们负责到底的。你们将菜过磅后全都回家，一个月内，我负责给你们付款！”
  社员们热烈鼓掌，有人又不负责任地喊出了“郑书记万岁”这种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口号。
  百把号社员散去后，院子里成了菜场，郑天良看着成堆的蔬菜，心里一阵阵发紧，他的头发在秋风混乱如草。
  公社党委会开了整整一夜。
  目前这种菜到菜场上肯定是不好卖了，只有卖给酱菜厂还可以利用。扬州有十几个酱菜厂，散装和瓶装酱菜在江浙沪皖一带卖得很好，能不能跟扬州的酱菜厂联系，低价卖给他们？j叫三遍的时候，公社会议室里气氛极其严峻，能听得见党委成员抽烟的丝丝声和茶水进入喉咙的声音，天有些凉了，有人裹上了棉袄。这时党委组织委员老朱说：“郭书记，你不是有个连襟在扬州天和酱菜厂当厂长吗？”
  郑天良突然眼睛里放s出死里逃生的光芒来：“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郭，你明天就去扬州，事不宜迟。”
  郭诚副书记有些担心地望着郑天良说：“郑书记，我怕连襟不给我面子，多少年都没来往了。”
  郑天良火了：“你还没去，怎么就知道人家不给面子了，他反正是要收菜的嘛，我们价格低。怎么兵马未动就提前败下阵来，什么工作作风？”
  郭诚说：“那我就试试看吧！”
  郑天良说：“头割下来不过碗大一个疤，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窗外天空就露出了鱼肚白，当他们哈气连天地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第一缕清晨的阳光落在了会议桌上。
  郑天良拉着郭诚赶到县城坐早上头班车直奔扬州。
  郭诚的连襟季虎彬厂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午还请他们在“和风楼”菜馆隆重地吃了一顿，季厂长说：“有郑书记这种为民办实事的精神，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你们的菜。有人说你们那里因循守旧观念保守，我看不但不保守，而且还相当超前，很有改革精神。”
  郑天良向季厂长敬了满满一大杯白酒，他说：“季厂长，我是真心诚意地来向你学习和取经的，还望你给我们多指教，多提宝贵意见。”季厂长一激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你要是真信得过我，我无偿支援你技术，派几个技术员去，帮你们办一个酱菜厂。”
  郑天良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回来的路上，郭诚说：“事办成了，你看我以后打麻将的事，你能不能在党委会上不要再揭我疮疤了？”郑天良说了两个字：“不行！”
  郑天良在县城边上花四千块钱买下了倒闭的县糕点厂的一个破烂不堪的十二间厂房，屋顶补上瓦，用石灰粉刷一新，再买上几十口大缸，等扬州师傅一到，“朝阳酱菜厂”就正式开张了。郑天良还为酱菜起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字，叫“合和”酱菜。一开始党委有人不同意把酱菜厂建在县城边上，说放在公社所在地马坝，上级来人都能看到，也是我们的政绩之一。郑天良说：“没有效益，哪来政绩，只能是劣绩。县城边上交通方便，运输快，占有地利的优势。再说城边上还是我们公社王庙大队的地界嘛，算不上卖国。”
  酱菜厂投产的那一天，郑天良终于在开张的鞭炮声中倒下了，由于极度劳累，他得了急性肺炎，送到医院后吊了三天水。第四天再也不愿住院了，医生说不能出院，郑天良拔掉针管对那个年轻的大夫说，“你糊谁呢，我当医生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说完披着衣服就走出了飘满了药味的病房。
  在准备上报对黄以恒处理材料的时候，一天晚上，郑天良的房间的门被小心谨慎地敲响了，开了门，郑天良一愣，原来是当年的县工作组组长黄国标，黄国标进门后，满脸堆笑：“郑书记，我本来早就该来看你了，穷忙，一直没腾出时间来。”郑天良一看是当年的黄组长，就想起了玄慧寺下肥料坑上的那一幕，但时过境迁，郑天良还是热情让座倒茶递烟，黄国标没有接郑天良的“丰收”烟，而是迅速地将一支带把的“牡丹”烟塞到郑天良的嘴边：“抽我的”。落座后，郑天良依稀看到黄国标脸上仍然写满了左倾的标语，只是颜色枯萎字迹模糊了，黄国标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郑天良对面，他很清晰地听到了屋外的天空下冬天正一步步地近，风声川流不息。
  屋内的一盏25瓦的灯泡像喝醉酒了一样，晕晕地亮着含糊的光。
  郑天良打破沉寂：“黄所长，你也是难得能到下面来一趟，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黄国标终于很困难地吐露出了此行的真实意图：“郑书记，黄以恒年轻不懂事，我向你道歉。”
  郑天良一愣：“黄以恒……？”
  黄国标说：“黄以恒是我儿子，也怪我平时管教不严，给公社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在我们多年相识的份上，你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郑天良说：“我真的不知道小黄就是你的儿子，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不过，处分他也是让他改正错误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黄国标僵在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闷闷地抽了一会烟，黄国标说：“郑书记，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些缘份的，如果我不为队里弄来十二吨氨水，就不会有肥料坑事件。”
  黄国标没接下去说，但郑天良已经听懂了，他下面的意思是没有肥料坑事件，就不会有郑天良救人的壮举，就不会成为知青的榜样，就不会上大学，就不会有今天以公社书记的姿势跟他讲话。言下之意，自己在客观上帮了郑天良的忙，同时暗示了一个很荒谬的逻辑：“没有黄国标的氨水，就没有郑天良的书记。”
  年轻气盛的郑天良毫不客气地将黄国标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不说没有你弄来的氨水和你的瞎指挥，就不会丢了三条人命。”
  黄国标脸色青了：“郑书记，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求你了，你给黄以恒一条出路，我们以后会记住你的恩德，他还年轻。一旦处分了，以后的政治前途就全完了。”
  郑天良说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谁都不能更改。
  后来，是县委书记梁邦定更改了这个决定。梁邦定亲自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郑呀，你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县委是高度肯定的，对于黄以恒的处分意见，县委也是赞成的。黄以恒是县委派下去的干部，出了问题县委也是有责任的。由于黄以恒的组织关系还在县直机关党委，行政关系也是在县里，所以县委研究决定，将黄以恒抽回县委办后，再进行处分。”
  郑天良对着手摇电话机的话筒发愣，他觉得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为梁邦定书记不是跟他商量，而是宣布决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郑天良的原则性是很强的，因而也就说了一句：“我服从县委的决定。”他放下黑乎乎的话筒，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这个天气总是灰尘与风搅拌着漫天飞舞无孔不入。
  黄以恒卷着铺盖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悄悄地离开了朝阳公社的大院。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像泡在水里一样，泛出惨白的光。
  二十一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黄以恒那天并不是开车去送他母亲到扬州住院，而是被县委书记梁邦定调去到四十里外界石公社参加梁书记侄子的婚礼了。当晚，耿天龙也开着“拉达”车去了界石公社参加婚礼，他看到了那辆吉普，并且还跟黄以恒喝了一杯酒。梁书记从小父母双亡，由他哥哥供养读书长大参加工作，所以侄子结婚也就按照哥哥的请求比较过分地讲究了一下排场。梁书记调动了八部小汽车去接亲，一字排开，声势浩大。当时县委的车子很少，单位有车的更少，而且这是私事，梁书记也不好直接用县委的车，除了自己坐的那部车外，只好从下面调，他打电话向离县城最近的朝阳公社郑天良调车，郑天良不在，值班的黄以恒接了电话，当时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去。”婚礼结束后，梁书记并没有叫黄以恒回去向郑天良解释一下用车的事，所以当郑天良破口大骂的时候，黄以恒就自己揽下了责任。据耿天龙说，郑天良在被枪毙前半年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那天郑天良坐在耿天龙家的院子里，整个一下午都没说一句话，黄昏时默默地走了。
  这件事的真实性，我还是有些怀疑的。我发现现在许多退下来的老干部都是对在职干部和以前比自己官大的干部心存不满，经常说一些有损现任领导形象的话，而且都以反腐败的面目出现，我觉得这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台上的时候没有权力腐败或腐败的程度不够而导致了心理失衡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一九八0　年，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朝阳公社改为马坝乡，朝阳酱菜厂改为“合和酱菜厂”。郑天良任马坝乡党委书记兼乡长。
  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魔术师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你以为手中的盒子里依然是一包香烟的时候，打开盖子，盒子里飞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鸭子。
  忽然有一天，从中央到地方，那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全都进了新设立的“顾问委员会”。政治舞台上，文革时打砸抢夺权上台的造反派领导们踏着“四人帮”的足迹前仆后断地坐牢或撤职查办，一旦列入“三种人”，比刚摘了帽的地富反坏右的前景还要糟糕，属于永远不能提拔使用的废铜烂铁。被打倒的老干部们这时就拖着一身疾病，拄着拐杖怀里揣着“降压灵”、“硝酸甘油”重返领导岗位，他们抚摸着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椅子，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在有生之年再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将“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革命热情在平反和恢复原职后空前高涨。然而，岁月比林彪“四人帮”更加残酷无情，老干部们终于撑不住夜以继日的会议和晨昏颠倒的工作了，他们高风亮节地让出了椅子，当起了顾问，自上而下空出了大大小小的密集的位子。中央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目标，一大批没造过反的有学历的年轻人一夜间飞黄腾达，摇身一变，走上了领导岗位。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在这块土地上只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就像一个漫长的乐章中一个极小的休止符一样。柳树刚刚吐绿，太阳就一天天变本加厉地热了起来，乡间田头在四月天就看到了赤膊上阵的农民，他们哼着变调的民歌情绪高昂，郑天良这时候已是全省闻名，马坝乡是以最早发展乡镇企业而成为这个县的骄傲，成为领导们向上汇报的典型，成为参观取经的基地。郑天良站在这个提前热起来的春天里想起了当年去华西村参观和在苏南推销蔬菜时的一些惨淡的经历，此时回忆往事，不但没有痛苦，而且痛苦已变成了一支香味醇厚的带把的“大前门”香烟，越品味道越浓，郑天良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就感吧。
  马坝乡合和酱菜厂的“合和”酱菜已经打进了南京上海杭州市场，而且以质优价廉牢牢地控制住了本县本市的酱菜市场，每天县市电台天气预报后面总会播这样一句话，“抽‘前门’香烟，吃‘合和’酱菜”，郑天良说这叫做宣传，其实就是早期的广告，只不过这个酱菜广告顺便替“前门”烟也做了一下。这一年，酱菜厂规模已经扩大到新建厂房三十六间，运货的“江淮”牌汽车两部，年创利润四十二万元，解决劳动力进厂一百四十七人。全乡村村通电，全部消灭了草房，盖上了新瓦房，家家都有收音机，还有六户买了电视机，有两户靠种菜和在酱菜厂做工成了“万元户”，酱菜厂人均工资每月四十六块，远远高于县城国营工厂的工资，酱菜厂推销员、农民于江海硬是将国营县化肥厂女工林小青娶进了门。全县为之轰动。
  省委组织部为了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第三梯队干部，急令各县推荐符合条件的年轻同志于五月十二号到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合安县共推荐了三名年轻同志，经考核后全部合格，立即录取。
  这三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县委办副科级秘书黄以恒，现年31岁，毕业于省财贸学校会计专业，学历中专；第二位是马坝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郑天良，34岁，毕业于省机械工业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学历大专；第三位是县火葬场冷库保管员，吴成业，38岁，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学历本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吴成业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因为说过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y谋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谴回原籍劳动改造，县军宣队将吴成业押到火葬场打扫卫生，在火葬场，吴成业几乎与世隔绝，郑天良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八0　年吴成业被平反后，就安排在火葬场当上了冷库保管员，每天检查冷库的冰柜是否漏电和短路，合理安排死尸冷藏的温度和火化的顺序，工作比打扫卫生要轻松得多。吴成业被推荐到省行政干部学院成为“第三梯队”的后备干部，主要是因为他毕业于名牌大学，学历最高。至于究竟是怎么入围的，那是组织上的事，谁也搞不清楚。郑天良对自己很有底，二十七岁起就当公社副书记，在党委一把手的位置上也干了四年，重要的是他的政绩是秃子头上的苍蝇明摆在那里，就凭他手里拎着几罐子酱菜，就足以让他在第三梯队里站得稳如泰山，郑天良认为岗位是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他除了感谢党之外，就有些心安理得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当年要被他开除党籍的黄以恒也跟自己同学了。他记得黄以恒回县城后不久，有一次县里开“三干会”，县委书记梁邦定在会后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列宁同志讲过，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也会饶恕他的。小黄同志在县委办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此后就再也没听到过关于处分的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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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的那天，三个人共同乘坐早上五点二十分开往省城的班车。天还没有完全亮，车站上昏黄的灯泡悬在半空圈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有一些虫子围绕着灯光目的很不明确地飞着。黄以恒帮着郑天良提箱子，郑天良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吧！”黄以恒放好自己的箱子后，又下车在车站的小摊子上买回了一大堆烧